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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李惠一家叛国，又除掉了这个大政敌。北魏的朝廷成了冯氏的天下。
冯太后杀李的那年，北魏改元太和。这是一个长达二十三年的年号，在整个北魏王朝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中，独一无二。与明、清时代帝王一朝一年号的传统截然相反，中古时代的封建帝王，更换年号那是家常便饭，像刘宋前废帝那种不讲礼法的人更是可以变态到一年就改元两次的地步。在这些短命年号之中，长命年号尤其是超过二十年的年号就显得弥足珍贵。那么“太和”这个长命年号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不妨做个小小的统计，从魏晋到隋唐的大王朝中，时间超过二十年的年号一共只有七个，在南北朝之前，有晋孝武帝的“太元”，南北朝之后，有隋文帝的“开皇”、太宗的“贞观”、玄宗的“开元”、德宗的“贞元”。这几个年号中，“太元”的状况相对较差，但也是东晋中后期相对比较稳定的一段时间，淝水大捷也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太元八年）。其他四个隋唐的年号都比较为人所知晓，隋文帝开皇年间是一个大一统的时代，中国结束了南北割据的分裂局面，另外几个则分别以“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和“贞元中兴”而知名，是初唐、盛唐、中唐的高峰时期。由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古时期中国的长年号，往往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重要特征。南北朝仅有的两个长年号也进一步佐证了我们的结论：南朝的“元嘉”，我们已经说过，是南朝最为重要的治世时期；与之相对应，北朝的“太和”标志着北朝的鼎盛时期。北魏的统治在太和年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巅峰，半个世纪后的杨衒之在他的《洛阳伽蓝记》中是这么追述“太和盛世”的景况的：
“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缥囊纪庆，玉烛调辰，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焭独不见牛马之衣。”
一手造就了辉煌的人物，正是冯太后本人，以及她一手培养的得意“弟子”——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即便是再优秀再有预见性的统治者，也不可能从一开始就一直执行完全正确的政治路线。二十三年的太和时代，却是以一场决策错误的南北战争拉开序幕的。
拓跋焘死后，北朝的统治者忙着抚恤四方，南朝的统治者忙着苦斗不休，都没有闲暇投入大规模的边境作战。宋明帝泰始初年的那一次南朝的丧师失地纯粹是刘彧处理失措造成的。那一次以后，边境上虽有小的摩擦，但都未对各自的管辖范围产生什么影响。十年沧桑巨变，弹指一挥间，宋魏对峙换成了齐魏抗衡。太和三年（南齐建元元年、公元479年），北魏听说萧道成代宋自立，感到有机可乘，决定大举伐齐。鲜卑人想到了一面貌似正义的旗帜，他们打出了丹阳王刘昶这张牌。
刘昶归降北魏之后，受到北魏很高的礼遇，不但被招为驸马，而且还被封为丹阳王。宋文帝刘义隆的十九个儿子中十八个早已灰飞烟灭，活到最后的，竟然就是这位“叛逃外邦”的刘昶。
北魏扶持刘昶，以讨齐复宋为名，对南朝作战，是有其独特用意的。佛狸饮马长江的那次遭受失败后，拓跋鲜卑对于南侵这个问题其实是讳莫极深的，他们逐渐认识到，纯粹用军事征服的手段扫平北方没有问题，对付水乡泽国的所谓“岛夷”还是有相当难度。经过将近两百年的大分裂时代，南北方的某些差异之巨大近乎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局部的军事胜利并不能改变分裂的根本局面，只会产生无谓的财物与人力的消耗。于是鲜卑人退而求其次，扶立一个傀儡政权，从而达到控制南朝的目的，就算不能够彻底消灭南方的政权，在江、淮之间建立一个缓冲附庸国，对于北方而言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如意算盘的确有其合理之处，然而北魏在出兵的时候就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充分赢得南方民众的支持。
你推一个姓刘的做皇帝，大家未必就反对，问题是你硬要推翻姓萧的政权，大家也并没有觉得这会有什么好处。刘氏家族在二十年中相互征伐，生灵涂炭，失去民心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老百姓对他们早就没什么感情了，也并不关心是谁在掌权。何况除了国号国姓改了以外，整个南方的改变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北魏也没有挑唆边境上的叛乱，而是直接以大兵压境，渡过淮水，进入南齐境内。
两相比较，萧道成的准备要充分许多，他在称帝前后，做了两件大事来对付北魏：一件是将兖州刺史垣崇祖调任豫州刺史，镇守寿阳（今安徽寿县）。垣崇祖在刘宋末年就战功卓著，后来在淮南一带担任太守，一度与萧道成共事，十分敬服萧道成。萧道成对他也十分器重，称帝时不仅把垣崇祖安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还叮嘱他说：“我现在刚刚得到天下，索虏肯定会以护送刘昶的名义兴师动众，进犯我国。寿阳首当其冲，能制服强寇的，只有将军一人而已。”垣崇祖深感重任在肩，积极备战，以待外敌。
另一件事是派遣骁骑将军王洪范出使柔然，共同商议讨伐北魏。当时的柔然面对东南的北魏是弱势，在西南的西域各国则扩展了不小的势力。王洪范的使团从蜀地出发，经过吐谷浑和西域长途跋涉，见到了柔然可汗。当时柔然的可汗已经换成了吐贺真的儿子予成，汗号是受罗部真可汗，鲜卑语的意思是“惠”。这位可汗确实比较实惠，他与北魏之间没有发生多少正面的冲突，只在北魏的统治薄弱环节西域与北魏展开势力圈的争夺，维持住了柔然的基本生存空间。予成受了南朝使臣的鼓舞，于建元元年冬天出兵，骚扰北魏的长城。
不过这次骚扰并不成功，大约还是出于对北魏的畏惧，予成的十几万骑兵在长城北面跑了一趟就宣布撤军了，没有起到任何夹攻甚至牵制的作用。
北魏进攻南齐的军队名义上以刘昶为统帅，实际上兵分三路，梁郡王拓跋嘉进攻淮阴，陇西公拓跋琛进攻广陵，河东公薛虎子进攻寿阳。
太和四年（南齐建元二年、公元480年），拓跋琛的一路魏军首先发难，攻下了南齐的马头戍（今安徽寿县西北），继而进攻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被徐州刺史崔文仲击败，退到寿阳北面。
北魏军队重新集结，由拓跋嘉与刘昶共同率领，号称步骑二十万，直取寿阳。一百年前苻坚八十万大军在这里栽了跟头，现在魏军并不信邪，还要再试一回。刘昶临战动员，场面十分隆重，他面向四方将士各拜一遍，声泪俱下地号召道：“大家一同努力啊，为我报仇雪耻！”
魏军还没杀到，寿阳城中的齐军已为魏军的气势所深深震撼，文武官员虽多却缺少对策。垣崇祖见众人一筹莫展，开口道：“敌众我寡，需得以奇制胜。当年苻坚大败于淝水北岸，我看咱们也可以做做淝水的文章。将士们现在就开始整修外城，并在淝水上修筑堰堤，加强防御，你们意下如何？”
众人都不理解，说：“拓跋焘攻打寿阳的时候，南平王刘铄兵多将广，士气高涨，兵力超过我们十倍，尚且认为外城太大，难以防守，而退入内城自保。自从有淝水以来，从未听说有人在上面修筑过堰堤，就是因为地形并不利于修堰，这能有用吗，怕是浪费时间吧。”
垣崇祖摇头道：“你们这些人啊，光知道拿以前的那些旧例来说事。假若我军放弃外城，毫无疑问索虏就会占领，并且在外面修建楼台，在里头筑起长墙，我们的军队可不就坐以待毙了嘛！说定了，守卫外城，修筑堰堤，你们都不用再劝我了！”
垣崇祖下令，乘魏军还在进军途中，派人在寿阳城西北火速修筑起堰堤，拦截上游的淝水，并在堤北修筑小城，四面挖好沟堑，在城中布置了数千守兵。工事完毕，垣崇祖对众人说：“索虏贪得无厌，见此城狭小，以为可以一举攻克，必然会全力攻打。到时候我们决堰放水，不费一兵一卒，定教他们有来无回，全都变成浮尸。这难道不是事半功倍么！”
北魏大军来到小城之下，果然如垣崇祖所说，集中兵力来攻城。垣崇祖在城头看得真切，指挥若定，命城中守兵吸引住围城的魏兵。与此同时，一支特工队已经悄悄跑到堰堤之上，准备就绪。
黄昏时分，魏兵的攻城没有多少进展，只好先休战吃饭。还未开饭，上游的齐兵就决开了堰堤，大水奔泻而下，魏兵全部被冲进了沟堑，小城之外顿成汪洋一片。对于垣崇祖的这支“奇兵”，魏军完全没有防备，淹死的人马数以千计，侥幸逃生的，也是仓皇北窜。信誓旦旦的刘昶也傻了眼，只得以时值春夏之交、雨水量增多为理由退兵。齐魏之间的第一场攻防大战——寿阳之战，以垣崇祖的大胜告终。
北魏的军事行动在寿阳挫败之后，并没有善罢甘休。太和四年和五年（公元480年至481年），他们又改换进攻路线，连续发动了两次攻城战。在朐山（今江苏连云港锦屏山）攻防战中，拓跋嘉试图通过攻下这一海上的据点，从东面包抄建康。然而朐山的守军十分顽强，大破魏军。南齐水军又经由淮水从海路增援，魏军无奈，只得退兵。
在淮阳争夺战中，魏军同样没能在淮水流域的战场上捞到任何便宜，伤亡士兵有上万之多。垣崇祖率军渡过淮水，突击魏军，又杀了几千士兵。魏军在退兵途中攻灭了徐州一带拥兵起义的桓标之等人，掳掠了淮北的三万多百姓回到平城，才算勉强交差。（从这一事件中，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出作为南北朝之间的缓冲区，淮北几乎成了三不管地带。北魏在行政上对淮北四州进行管辖，但由于这一地区传统上与南方更加密切的联系与纽带，以及多年战乱使这一地区基本成为荒芜之地，北魏的统治是十分松散、缺乏实际效果的。掳掠百姓以补充统治中心人口的不足，是北魏前期取得新的土地后所常用的一种手段，现在却用来对付淮北四州的军民，如此“打一枪就跑”的心态，正好印证了在他们心目中还没有实实在在把这些地区当做自己的国土；而淮北地区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多次叛乱与起义，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淮北人民对于北魏这个新主人毫无认同可言。这样一种严重的隔阂，才是导致南北朝继续分裂对抗的根本原因，需要克服这个问题，也就要求北魏在某些方面做出根本性的变化，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迁都，我们放到后面再说。）
客观现实使北魏统治者不得不做出改变自我的决策。对于北魏政权而言，他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有一位汉人太后来指引他们改变的步伐；对于鲜卑人而言，他们又是不幸的，改变自我，同时也意味着丧失自我。
太和八年（公元484年），第一道摆上台面的改革令就是“俸禄制”。从前的小恩小惠，小赏小罚，都只是短期性的，没能革除北魏官员贪污受贿的风气。冯太后出面主持，颁布诏令，将班俸禄彻底制度化。具体举措是：“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增调外帛二匹。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
新制度说到底，就是增加百姓的赋税，用这部分收入来作为官员的俸禄。有了俸禄保底，你官员要是再被发现用各种名目收受赃款，就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