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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破当天，沈文秀仰天长叹天不我助，解下甲胄，褪下战袍，换上会客的衣服，端坐正堂之中。
北魏士兵们杀到面前，用刀架着他的脖子问道：“快说，青州刺史沈文秀在哪里？”
沈文秀厉声答道：“我就是！”
北魏士兵们未曾想到眼前这位面容憔悴却目光炯炯的中年人便是让他们头疼了几年的沈文秀，都怔住了，半晌，才扒了他的衣服，将他捆了去见慕容白曜。魏兵推推攘攘，逼他向慕容白曜下跪。
沈文秀一脸不屑，说：“彼此是两国的大臣，为何我要给他下跪？”
慕容白曜哈哈大笑，并不计较沈文秀的无理，心中暗暗庆幸刘彧有如此将领，却不能信任。他让士兵将衣物交还给沈文秀，并为他安排饭菜，然后送往平城。
拓跋弘这时候已经亲政，他待宋国的几名将领都还不错。沈文秀几降几叛，拓跋弘也赦免了他的罪，后来更是欣赏他威武不能屈的气节，拜他为大夫。
宋魏之间的最后一场大战——青州之战至此结束。慕容白曜功勋卓著，被拜为使持节、都督青、齐、东徐州诸军事、青州刺史，而且得到了济南王的最高爵位。
济南王慕容白曜所统领的各州，基本与当年慕容德建立的南燕所控制的地区相当。慕容家族的后裔再次来到其祖先创造过辉煌的地方，却终究不复当年之勇。慕容白曜打败了刘裕后人的军队，算是为被刘裕屠戮的数千慕容贵族报了仇，可他无法逃脱北魏朝廷对他的猜忌。
北魏皇帝拓跋弘虽然在战场上任用慕容白曜，但那不过是权宜之计。“狡兔死则猎狗烹”，仗一打完，慕容白曜就不再具有重要的利用价值。乙浑专权时，慕容白曜就依附于他，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立场问题；而慕容氏与拓跋氏本是世仇，怎么说都不可能完全信任，何况慕容白曜在山东一带的安民工作做得不错，很得民心——老百姓一放心，上级领导就不放心了。于是，青州之战结束仅一年多，拓跋弘便捏造了一个谋反的罪名，强加到慕容白曜头上，将他与他的弟弟慕容如意一同收捕杀害。（这起冤案直到后来拓跋弘的儿子拓跋宏做皇帝时，才得到平反。）
这个时候的拓跋弘已经亲政差不多三年了，说起来还得感谢他的长子拓跋宏。冯太后对于皇族的孩子尤其喜爱，天安二年（公元467年）拓跋宏出生，冯太后和拓跋弘都很高兴，大赦天下，改元皇兴。不久，拓跋宏就被立为太子，冯太后宣布将精力投入到抚育皇太子的工作中去，而把执政大权交还给了拓跋弘。
拓跋弘也像他父亲一样十分勤政，赏罚分明，对地方官拔清黜贪，收到了很大的成效，然而对于贪污成风的朝廷大官们，他却一筹莫展。
我们在前面介绍高允的时候，就曾提到过官吏多贪这个北魏建国以来统治者一直头疼却无可奈何的大问题。北魏官员没有俸禄，大部分人都本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原则，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是能拿则拿，能贪则贪。拓跋焘就曾对这一现象深恶痛绝，但是他南征北战，还得靠着这些文臣武将为他卖命，所以他常常斥责手下官员，却不可能痛下决心处罚贪污的人。拓跋濬时代休养生息，对于州郡上的官员进行考核，依然不能触及贪官的根本利益，更别说监督皇帝身边那些重要的王公官吏了。
拓跋弘有心攻克难题，他下诏书说：“官员凡是收受一只羊、一斛酒以上的，一律处死，同时行贿之人以从犯论处。如若有人揭发尚书以下官员的贪污罪状的，则可以取代被揭发官员的的职位。”
诏书一颁布就吓坏了不少人，这可是非常重的惩罚措施了，要搁到现在，一多半的官员恐怕脑袋都保不住了。皇帝身边有个叫做张白泽的官员赶紧劝谏，说：“这法子怕是行不通。从前周天子的时代，即便是小官，都有找人代耕（即雇佣农民代为耕田）的俸禄。现如今我们皇朝的达官大臣，辛勤付出却毫无回报。陛下让收礼的官员受刑，让揭发的人代替他的职位，微臣担心奸人有机可乘，真正的忠臣则会灰心丧气，想要如此就得以简政民安，也太难了吧！于今之计，还是得参照过去的律令，对于清廉的官吏颁发俸禄以作为奖赏。”
张白泽的建议，实际上是以赏“清官”取代罚“贪官”，来避免严刑治贪可能引发的危险。表面看起来严惩贪官大快人心，但若真正操作起来，的确很可能像张白泽所说的那样，被小人所利用，造成社会的动荡。光靠惩和光靠赏的手段都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贪污现象的，只有从制度上来规定和约束，才会有所成效。拓跋弘觉得张白泽所言有理，只好又废除了新法。
拓跋弘在革除旧弊的过程中受挫，很是懊恼，而更使他不爽的是来自太后的重重压力。
冯太后退居二线之后并不完全放弃对于权力的控制，她提拔自己的亲哥哥冯熙为太傅，时刻监督皇帝的言行。做了父亲的拓跋弘怎么甘心就这么被人摆布，他对于冯太后的敬畏渐渐演变成了怨恨，决定要好好报复一下。
冯太后年轻孀居，自是寂寞难耐，她的宫中就常有面首出入，当时最为受宠的，名叫李奕，就是以前被太武帝拓跋焘处死的李顺的儿子。
李奕仗着哥哥、南部尚书李敷是几朝的旧臣，皇太后又对自己宠爱有加，很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拓跋弘对于太后不满，也把李奕视为了自己的眼中钉。
机会是不难找的。李敷在官场上的老友李担任相州刺史，收受贿赂，碰上拓跋弘严打，有人就出来检举揭发。李敷出于过去的情谊，想方设法地为李掩饰，没想到还是让拓跋弘知道了。拓跋弘就下令把李押回平城，亲自审讯，证据确凿，依律当斩。
拓跋弘有意借此做文章，并不急于结案，他派有司的执法人员向李暗示说：“如果你能招供李敷兄弟的丑事，就可以凭此免除死罪。”
李很郁闷，这是条求生之路，但李敷是几十年的老友，又这么帮助他，良心上说服不了自己，每天做思想斗争，几乎要崩溃。这时候他的女婿裴攸来狱中看望他。他就对裴攸说：“我与李敷虽说同姓不同宗，可恩情如同亲兄弟一般。如今有司的官员劝我做这种事，我于情不忍，几次拔下头簪刺死自己，解下腰带上吊，都没能死成（这就恐怕是虚伪的托词了，没有求死的决心倒是真的）。何况我又怎么可能知道李敷兄弟的丑事呢？你看怎么办好呢？”
裴攸想了想，说：“这是皇上要杀李敷兄弟，你又何必做替死鬼？我听说有个叫做冯阐的，被李敷害死了，他家里人对李敷可是恨之入骨。我帮你去问问他弟弟，一定能探听到一些李敷兄弟的罪行。”
李咬咬牙，赞同了这个主意，裴攸果然从冯家收集来一堆李敷的罪证，呈到皇帝面前。同时，李的好友范檦也上书朝廷，告发了李敷兄弟所犯的三十多条罪状。
拓跋弘被压抑了好久，这还不狠狠地发泄一把。他立即以这些罪状，下令诛杀李敷、李奕两兄弟。李举报有功，得以免死，鞭笞剃发之后，发配服役，后来又重新做回了尚书的职务。
冯太后让皇帝给夺走了心爱的情人，又悲又怒，差点没把肺给气炸了。她认定自己辛辛苦苦拉扯大的拓跋弘忘恩负义，要是这样发展下去，将来还不知道自己会是个什么下场呢。她想方设法对皇帝掣肘，母子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拓跋弘行事刚毅果断，尤其讨厌身后有人对他指手画脚；他又受了贵族风气的影响，喜好佛、道两教的学说；加之北魏境内连年灾荒，反叛也不时发生，年纪轻轻的他心灰意冷，对政治失去了兴趣。皇叔拓跋子推为人雅量仁厚，名望颇高，对柔然的战事中也立下功劳，拓跋弘就召集大臣们商量，要把皇位禅让给叔叔。
群臣一边倒地反对，意见几乎出奇的一致，认为北魏开国以来一直是父子相承，现在要是开了这样一个先例，以后还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混乱局面。何况皇太子没有任何过错，即便是要禅让，也应该内禅给太子。
拓跋弘很为难，对群臣说：“太子才只有五岁，实在太小了，朕以为还是传位给年长的子推为宜。”
老臣高允在旁边沉默了半天，一直没发话，这时进言说：“微臣不敢多言，只愿陛下上思宗庙社稷之重，追念昔日周公辅佐成王之事。”（以辅政之臣自居，这样的话也只有高允这样的元老敢说得出口。）
拓跋弘思虑半晌，只好让步，叹道：“也罢，那就让皇太子继位，诸公辅佐吧！”
北魏皇兴五年（公元471年），拓跋弘禅位于年仅五岁的太子拓跋宏，改元延兴。登基大典之上，拓跋弘把儿子抱到皇位上坐定，小拓跋宏已经泣不成声。拓跋弘纳闷，这么小的孩子为什么哭呢，就问他到底怎么了。小拓跋宏答道：“代亲之感，内切于心！”意思说，我取代的是父亲的皇位，内心感到非常的悲痛。天，这么小的孩子居然能说出如此让成年人折服的话语，与那个登位时狂傲不驯的宋帝刘子业简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群臣上奏，尊奉拓跋弘为太上皇帝，拓跋弘接受。有意思的是，拓跋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既做过皇帝，又做过太上皇帝的人，太上皇帝的称号，也自他开始。以前刘邦给其父刘太公的尊号为太上皇，而非太上皇帝。
拓跋弘名义上做了太上皇帝，实际上与皇帝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不同，国家大事还是要由他批示。不过平日的生活总算清闲了一些，他移居到别宫，宫殿的房椽和台阶都用天然的木材和土质，每天又找一些和尚谈经论道，一派怡然自得。升任太皇太后的冯氏对他的嫉恨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愈发强烈了。
青州之战彻底失败后，宋明帝刘彧仅存的一点抱负也消磨殆尽。对外战争既然受挫，他只好通过对内的各种手段，重拾信心。别看刘彧人长得胖，却一点儿也不心宽，他将屠刀高高挥起，凶残地向自己的兄弟砍去。
宋文帝刘义隆的十九个儿子，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自相残杀，这时候除了刘彧以外，还有六人在世，其中九子刘昶已经投奔了北魏，做了驸马。余下的诸子之中，以八子东海王刘祎最长，若按年秩，刘彧还得叫他一声哥哥，但这个家伙品行恶劣，所以没人搭理他，成不了气候。
因为刘子业给刘祎起的外号是驴王，“驴”、“庐”古时同音，刘彧也有意戏谑他，封他为庐江王。
刘彧与其他诸王向来看不起刘祎，刘彧甚至在诏书中对建安王刘休仁明说：“那个刘祎是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废物，你就是诸王里年龄最长的了。”
人们都这么想，刘祎自己不服。还别说，倒真有和他穿一条裤子、不开眼的人。泰始五年（公元469年），有个叫做柳欣慰的人要谋反，遍寻全国不得靠山，就找到了刘祎，愣是要拥立他做皇帝。大约是太渴望在兄弟们面前证明自己，刘祎便与柳欣慰一拍即合。
王爷想当皇帝，就得下点血本，他让自己的亲信找到几位还比较熟的地方官员，赏赐金银宝贝，说好一同举事。可是那些人不傻呀，知道刘祎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就把刘祎和柳欣慰的阴谋告到了刘彧那里。
刘彧还真是有些意外，没想到刘祎也敢反他，当即杀了柳欣慰等谋反之人，削了刘祎的封邑，保留他的王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