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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南北朝:宋齐北魏的纷争史-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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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康留下的司徒、录尚书事的职位,由五弟刘义恭接任。刘义恭以刘义康的失败为戒,行事极为谨慎,终于没有再惹权力风波。












刘义康被软禁在江州豫章,宋文帝本有意命手下秘密将其处死,亏得这家子兄弟姐妹还有一个主事的“家长”——大姐会稽公主。
这位公主就是在讨伐司马休之的战役中阵亡的徐逵之的妻子,当年刘裕想让女婿在战场上好好出出彩,没曾想却教他送了性命。会稽公主就此守了寡,身边还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徐湛之和徐淳之。刘裕尤其喜爱徐湛之,对他很是照顾,在他几岁的时候就给他封了县侯的爵位。刘裕崇尚节俭,他专门把自己贫贱时妻子亲手为他缝制的旧衣服“纳布衣”(应该是类似百衲衣一类的打了补丁的衣衫)留给会稽公主,叮嘱她说:“后代子孙若有骄横奢侈的,可以拿这件衣服给他们看,好好教育他们。”会稽公主将衣物用锦囊包好,默默记下父亲的教诲。
刘湛一党获罪,徐湛之也因受到刘义康的宠爱而被牵连,眼看要问死罪。会稽公主当即入宫,见了弟弟宋文帝,也不施礼,放声痛哭。宋文帝不明就里,正欲询问,会稽公主忽然从怀中取出包有纳布衣的锦囊,一把扔在地上,对文帝说:“你家原本穷得很,这是我母亲给你父亲做的纳布衣。你倒好,今天能吃上一顿饱饭了,就想要残害我儿子!”宋文帝处置刘义康一案,出于权力之争,“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想到这里,他竟也悲伤地哭了起来。徐湛之于是得以赦免,后来还被任命为太子詹事。
刘义康外放,会稽公主担心他的人身安全,就特意将宋文帝请到家中,以宴会招待。酒酣宴欢之时,公主离席,对着文帝连磕几个头,悲不自胜。宋文帝不知道她又想干什么,亲自扶她起来。公主抽泣道:“车子(刘义康小名)将来必不为陛下所容,臣妾特为他求情,请留他一条性命。”说着又号啕大哭,宋文帝也不得不一面痛哭,一面安慰她不必忧虑。公主不信,文帝便指着埋葬了父亲刘裕的蒋山起誓:“大姐切勿疑虑,如若违背誓言,就是对不起父皇陵寝。”然后下令将自己喝剩的酒赐给刘义康,并且附言:“会稽姊饮宴忆弟,所余酒今封送。”以表明心迹。
终公主一生,宋文帝没有再动刘义康一毫一发,可惜这位性格泼辣、可亲可敬的公主在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年)就去世了。仅过一年,范晔(《后汉书》作者)与刘义康的几位心腹谋划政变,重新迎立刘义康。徐湛之知晓内情,提前向宋文帝告密,范晔等人被杀。刘义康丢了官衔,被废为庶人,一家人远迁安成郡(今河南汝南)。
同一年的北朝也出了骚乱,安分了近十年的关中地区爆发了一起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举兵的首领,乃是一个叫做盖吴的卢水胡人。
卢水胡是关中胡人的一个大支,以世代居于卢水流域而得名。根据考证,这个卢水可能就是今天甘肃张掖南面的黑水。这一地区长期以来就是民族混居区,包括匈奴、羌、小月氏等族,其中以匈奴为主体,因此考究民族史的学者常把卢水胡归为匈奴。建立北凉的沮渠蒙逊,便是最为典型的卢水胡人,在五胡十六国中与刘渊、赫连勃勃都属匈奴,其实这三者不可一概而论:刘渊是南匈奴后人,属于匈奴与汉的混血;赫连勃勃是铁弗部,即匈奴与鲜卑的混血;沮渠蒙逊,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出于小月氏,可以认为是匈奴与羌的混血。后来“卢水胡”的概念扩大,只要是来自卢水的胡人都可称为卢水胡。
北魏灭北凉后,在关中各地分设军事重镇,对各胡实施统治。比如羌人聚居的地方设立了李润镇(今陕西大荔北),在氐人聚居的地方设立仇池镇(今甘肃成县西北),而在卢水胡人聚居的地方,则设立了杏城镇(今陕西黄陵西南)。杏城一带的胡人,都成了卢水胡(这是一种文化层面上的民族认同。北朝时期的所谓的民族,往往更多的是文化上的称谓,而非血统。比如起事的盖吴,血统而言应为羯胡,但仍被划归卢水胡一族)。非鲜卑的胡人地位远低于汉人,他们不仅被迫迁徙,而且还要承受更加沉重的赋税,胡人们的强烈不满终于转化为反抗的力量。
北魏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是个让北魏君臣提心吊胆的年份。前一年,由于北击柔然未果,河东强豪薛永宗、薛安都据汾曲(今山西临汾南)发动起义。鲜卑人正发愁呢,关中又风传“灭魏者吴”,盖吴乘着人们传播谣言的时机,在杏城聚众反魏。一击石惊起千层浪,不但卢水胡人纷纷响应,氐、羌、屠各、汉等各族人民都争相投奔。盖吴很快拥有了十几万兵马,他派遣使者前往南朝的宋国,请求归附。
北魏的长安镇副将拓跋纥没把盖吴放在眼里,带了一支军队前去镇压,结果几乎全军覆没,拓跋纥战死。盖吴的队伍继续壮大,震动了平城的北魏朝廷。拓跋焘派了高平敕勒部骑兵奔赴长安,又命将军叔孙拔统率并、秦、雍三州士卒屯兵渭北,全力抵御盖吴南下。盖吴派兵进攻长安,与叔孙拔的精骑大战一场,战死了三万余人,遭受了第一场挫败。
盖吴见攻打长安受阻,便派遣别部统帅白广平向西进军,攻打新平(今陕西彬县)。西面果然是群胡混杂,盖吴的军队还没到,安定(今甘肃泾川北)等地的胡人便云涌而起。盖吴又分兵东掠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南)以东地区,在黄河边被北魏将领章直击破,淹死的人就有三万之多。(盖吴的部众虽然气势很惊人,人数也多,但基本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深受压迫的胡人,其战斗素质非常之低。盖吴想依靠民众的愤怒和人海战术与训练有素、机动力强大的北魏骑兵抗衡,毕竟是极困难的。)












河东的薛永宗听说盖吴在关中起兵,受到振奋,立即派人与他取得联系。盖吴得到友军支持,颇为得意,便在杏城自称天台王,设置文武百官,并任命薛永宗为秦州刺史,共同打击北魏。
薛永宗在河东的军事行动并不顺利。他进攻闻喜一带,当地没有什么守兵,本应该是轻而易举拿下的,没想到闻喜的强豪自行组织起武装力量,将其击退。倒是其族人薛安都顺利地攻占了弘农(今河南灵宝北)。为了阻断盖、薛两家的联络,拓跋焘命薛拔纠集宗族百姓,沿黄河筑起壁垒,然后,又派殿中尚书拓跋处直等将领率领两万骑兵讨伐薛永宗,另一名殿中尚书乙拔率领三万骑兵讨伐盖吴,至于进入陇右地区的白广平,则由西平公寇提以一万骑兵对付。
这时盖吴的控制区域已扩大至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天水、略阳(今甘肃庄浪西南),东至河东,南至渭水。盖吴又向南朝遣使,呼吁宋国出兵援助。奇怪的是,一向对北伐很有兴趣的宋文帝,这回却似乎打不起精神,只是象征性地封盖吴都督关中、陇右诸军事,及雍州刺史,并命宋国一方的雍州和梁州的士兵驻扎在边境线上,远远地为盖吴作声援,这样可怜的一点所谓的反应,估计是要遭来盖吴的强烈鄙视的。
那么宋国为何对于北方的乱事如此冷淡呢?我想,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宋国内部权力斗争刚刚平息,北伐的构想已有,但尚在策划阶段,不宜仓促出兵;另一方面,恐怕是因为他们认为拓跋氏是鲜卑,盖吴是卢水胡,这两派胡人闹起来,充其量是狗咬狗的内乱,自己还是一边坐壁上观为好。可惜,可惜,鲜卑人在境内到处“救火”的机会并不多,真要想恢复中原,必须把握稍纵即逝的良机,缺乏远虑的宋国统治阶层只能事后去高唱“抓不住北伐机会的我,总是眼睁睁看它溜走”了。
拓跋焘亲率大军抵达东雍州(今山西临汾一带),兵临薛永宗的城堡。拓跋焘不明敌军底细,便问随军的崔浩:“今天可不可以进攻呢?”
崔浩答道:“薛永宗肯定没料到陛下会亲自前来,军心懈怠,现在北风迅疾(北魏军进攻薛永宗,是从北向南),应当急速进击,必使其溃散。如若等到明天,恐怕他们见官军实力强盛,连夜逃跑。”拓跋焘采纳崔浩计策,挥师挺进,迅速包围了城堡,薛永宗全军大败,无处可逃,与家人一起投汾水而死。据守在弘农的薛安都独木难支,被迫放弃城池,南投宋国。
魏军消灭了河东义军势力,士气大振。拓跋焘随即向西一指,大军渡过黄河,直扑关中。一场前所未有的宗教灾难即将降临。












拓跋焘统领的北魏骑兵马不停蹄地开进关中,眼前有两条道可以走:一条北道,沿着渭水北面前行,距离盖吴的大营只有六十里的路程;另一条南道,渡过渭水西行,然后再转正北,也可到达盖吴大营。
拓跋焘向崔浩问计:“盖吴在长安城以北九十里处,渭北一带没有城池,渺无人烟,缺少粮草,不利于行军。朕的意思嘛,不如渡过渭水,走渭南,爱卿以为如何?”
崔浩答道:“盖吴的军队离此处并不远。所谓击蛇之法,其要领是打破蛇头,头一破尾还怎么动?依微臣之见,应当走北道,乘我军势头正盛,先袭击盖吴。大军前往只需一天时间,到了他的大营,必能获胜。然后大军再回长安,也只要一天就到了。一天的时间,损失可以忽略不计。如若走南道,盖吴的军队就有足够的时间进入渭北山区,那就没那么容易消灭了。”
或许是担心发生意外,这次拓跋焘没有听从崔浩的意见,他下令大军沿渭水南岸向西进发。不出崔浩所料,军队刚到达戏水(今陕西临潼东北),便惊动了北面的盖吴,义军散入山岭之中,魏军无法采取行动进攻。拓跋焘大为懊悔,只得领军先进长安。
魏军到达长安后,便在城中驻军,以作休整。长安城的佛寺遍地皆是,魏军的一些将官便入佛寺游逛。僧人们不敢怠慢,请他们到寺庙里喝酒。僧人本该谨守戒律,并且不拜俗,即所谓“不拜父母,不拜帝王”。长安的僧人与官宦贵族接触很多,献殷勤成了习惯,哪料到这下子可惹来了灭顶之灾!
将官们来到僧人的住所,竟意外发现那里堆放着弓箭刀枪、盔甲盾牌等物件。佛门净地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他们心中狐疑,回来后就到拓跋焘面前去报告,拓跋焘听说后,勃然大怒道:“这些东西非佛门之用,他们必是私下勾结盖吴,想要作乱!”他当即命令有司捉拿相关人员,并且抄检佛寺的财产。皇帝就在长安城,底下的人自然是尽心尽力执行任务,查抄行动迅速彻底,结果也颇为惊人:佛寺中不仅私藏了武器,还藏有许多酿酒的器具,以及附近州郡的牧守和富人寄存的财物,数以万计;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僧人的住处还搜出了好多间密室,里面藏匿了年轻的妇女,供僧人淫乐。
这还了得,佛寺成了藏污纳垢的场所,这佛教可是大大的坏了。拓跋焘颁布法令,宣布佛教为邪教,焚毁所有的佛像和佛经,凡是涉及藏匿武器或奸淫妇女的僧人,一律活埋,其余僧人则罚为奴隶。不仅长安一地实行法令,拓跋焘又传诏到国都平城,命留守的太子拓跋晃在各地依样行事,禁止佛教的传播。佛教来到中国以后从未遭遇过如此大规模的破坏,一时间,各地佛寺被夷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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