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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大悲剧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1883年，一个美国传教士称，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中国人口的损失为5000万，而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则估计太平天国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数为2000万。根据太平天国前后《户部清册》所载的户口数，1851年到1864年，中国人口锐减40％，绝对损失数量达1。6亿；而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研究认为，从1851年到1865年，十四年的战乱导致减少了1。12亿人（约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如果只从人口上来说的话，这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即使是动用了包括原子弹在内的现代化装备、战场遍及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很难与其匹敌。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仅造成了5000万的过量死亡。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之所以能激起共鸣，证明了其中的揭露部分属实，他说太平军“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抓进去后，“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与妇人都被驱使作战或者为作战服务，不服从的就“斩其足以示众”妇；有逃跑的，往往要“倒抬其尸以示众”。
清人沈隽曦在《金陵癸甲摭谈补》里说，太平军攻下天京后，“杀人盈街，三五为群，入人家搜括财物，加刃于颈，索金宝，如是者累日。”“伪女官皆大脚蛮婆，入人家掳妇女归馆。搜掳各人家衣饰手扣金银玉镯，尽带手臂。身穿上色花绣衣，或大红衫，或天青外褂，皆赤足泥腿，满街挑抬物件，汗湿衣衫，而不知惜，亦不知丑。”“贼人入家搜掠什物，最爱金银首饰，及绸缎上色衣服。至古书，名人字画皆不识，或掷，或撕毁，较秦火尤甚。”
太平天国最初实行“男行女行之令，令男女分馆”，把老百姓强迫编入不同的馆，禁止家人团聚，夫妻同居，看到人家的小孩子，即抢去作“义子”，弄得老百姓妻离子散，也是人间罕有。这种完全违背人伦的暴行，据笔者回忆，大概也只有二战时犹太难民营和上世纪七十年代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是作如此安排的。
清人陈徽言在《武昌纪事》里说，在占领武昌期间，太平军天天派人在阅马场搞“讲道理”活动，每次都要敲锣打鼓，让大家去仔细临听，主要内容是宣讲“天父功德”、“天王勤苦”、“东王操劳”等，让大家跟随“天王”打江山，去天国享福。
但是，“讲道理”时，也出现过不和谐之音。根据陈徽言的记载，他亲眼看见一个人高声抗辩，驳斥太平军的宣传是离经叛道。太平军的演讲家老羞成怒，“讲道理”变成“不讲道理”，此人很快被太平军士抓住，要处以“五马分尸”。但抓来的五匹马没有受过“分尸”的专业训练，搞了半天也没把人弄成五块。最后，演讲家不耐烦了，跳下台一刀砍死了这个不知好歹的“封建卫道士”。
五马分尸是古代的酷刑，古代叫“车裂”，商鞅后来就死于此刑。中国历史上的刑罚都是不痛快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让这些人死得极为痛苦，二是震慑那些良民。太平军被俘虏的将领，后来大都被凌迟处死。
凌迟，也就是通常说的“千刀万剐”，行刑时，把犯人的身体划为寸许区域，一小刀一小刀的割，最后才在心脏部位给予最后一刀。碰到技术高明的侩子手行刑，犯人甚至要到第三天才死。这样的刑罚，在心理上对行刑者和受刑者都是巨大的考验，特别受刑者临刑时发出的骇人声音和可怖的表情，足以让旁观者双腿战栗发软！
但是，太平天国的刑罚也一点都不逊色于凌迟。时人张汝南《金陵省难记略》里记载，太平天国里的“毒刑有跪磁，跪火炼，踩木棍，竹筱鞭背，上鹰架，绳缚手足将指而悬之，纸燃烧油滴鞭处，烁铁熨背，锥刺臂股，种种楚毒，呼号怨惨。”
这还不算最厉害的，厉害的还有“五马分尸”和“点天灯”，“五马崩尸，用五绳结人之项及手足，每一绳系一马，痛鞭各马使狂奔，鞭停马止，而人已死。复刀割项及肩与髁，仍前鞭马，而五体脱矣。又用棉絮卷人而绷之浸以油，置巨木倒缚于上，燃以火名‘点天灯’。”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门前的一条路，原来叫天灯路，后来改了名叫天等路（大概2003年以后）。最初起名的这个人，实在是无知加白痴。
双方的屠杀几乎是同比例的。湘军在攻下九江和天京后都进行屠城，杀得人头乱滚，片甲不留。太平军也对天京、杭州等地进行过屠城，特别是满人和在清朝做官的，更是一个都不能放过。民间相传，长毛侮辱并杀死了不少满人少女，据围观的西人记载：“那些人把鞑靼处女大腿分开，绑在驴车上，残忍虐待。。。。。他们粗暴的撕去满洲处女的旗装**。”
柳亚子曾经作诗，“帝子雄图浑幻梦，中原文献已无征。”这句话用来形容太平天国的文献最恰切不过了。后人引用的太平天国之著名印书，很多都是出口转内销，都是各位学者从英法等国的博物馆复印回来的。如《天朝田亩制度》，是二十世纪初北大教授程演生从巴黎东方图书馆摄影抄录回来，1935年末他又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发现了《资政新篇》，这都是此前国内研究者闻而未见的印书。北大刘半农教授也曾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撮抄了《太平条规》带回国内研究。
由此，《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才编进了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广为人知。作为常识，这也说明太平天国的两个重要纲领性文件都是纸上谈兵，并没有真正广为流传和实施。尽管很多人辩解说，这是因为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军尽可能的焚毁了太平天国的一切器物，但这些东西是否真的实行过呢？
《资政新篇》因为是处于太平天国已经处于危难时期，没有实施已是定论，也情由可原。在土地制度问题上，《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平分土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有无实行也存在争议，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太平天国自始至终都未推行过这一政策，而是大体上实施“照旧交粮纳税”政策，这也是目前多数学者的观点。
“照旧交粮纳税”，那不过是换了个皇帝、换了个地主而已。当然，洪秀全的“老三篇”（《原道醒世训》）里有“男女平等”、“解放妇女”的新东西，但天王府里数以万计的妇女沦为性提供者兼保镖甚至奴隶劳工，又说明了部分真相。这些新兴的万岁、千岁们，在女人的问题上，并没有比满清的皇帝和王公们有更大的进步。正如学者袁伟时指出的，“人为涂抹的油彩，无论有多么艳丽，总有一天会脱落并恢复它原来的形状。”
当人们了解了天国的事实真相的时候，总会感到一种被欺骗的悲哀。善良的人们要问，以残暴对残暴，难道就是中国人的宿命？
英国人呤唎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里却说，“中国人向来被认为是面目愚蠢、装饰恶劣的民族；而使面容变丑的剃发不能不说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清政府奴役下的任何一个中国人的面部都表现了蠢笨，冷淡，没有表情，没有智慧，只有类似半狡猾半恐惧的奴隶态度。太平军则相反，使人立刻觉得他们是有智慧的，好钻研的，追求知识的。太平军是聪敏的、直率的、英武的，尤其他们的自由风度，特别具有吸引力。你可以看见被鞑靼人所征服的中国人的奴颜婢膝；但是太平军纵使面对死亡，也都表现了自由人的庄严不屈的风度。”
呤唎给了太平军很高的评价，但伟大导师马克思却发表了完全不同的意见。1850年，当马克思得知中国广西发生了革命时（天地会），他兴奋的认定，“（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这个）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原文三个词为法语）”。
而在得知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马克思更是信心满满地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连恩格斯也感染了这种兴奋，他说：“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但是在1862年，太平天国还没有灭亡，马克思已经对这个太平天国完全失望了。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马克思毫不容情地斥责道：“（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象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想要真正客观的评价一个历史事件非常的难，特别是象太平天国这样在历史上富有争议的敏感题材。笔者没有能力去评价，只能引用一些历史大家的观点，供读者参考。
智者梁启超的评价一针见血，他说：“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
钱穆先生在他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演中，扼要地提出了一些对太平天国的看法：“大家同情太平天国，认为是一个民族革命，但实际也不尽然。至少他们太不懂政治，他们占了南京十多年，几乎没有丝毫制度上的建树。”“他们对下层民众，想推行均田制度，大抵是粗浅一些的社会主义，他们是有此想法的。但说到政治就太低能了。”“他们国号太平天国，早可预示他们的失败。这样一个国名，便太违背了历史传统。正因为这一个集团里，太没有读书人。”“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的失败了。当时洪杨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有失败。”
钱穆先生是大家，他的评论是平和公允的。台湾历史学家陈致平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华通史》里，却严厉的批评了太平天国与洪秀全：“定都南京后，它所能统治的地方，不过江南一隅与安庆、九江、武汉几个据点而已。太平天国的政权完全建立在军事上，而不能与政治配合。其作战的‘冲击’、‘屠戮’、‘裹胁’与‘流窜’的行动颇类流寇，而中国历史上的流寇政权是没有能成功的。”
“天国的法令森严，刑律惨酷，凡犯天条者，一律处死刑。天条以外之罪，也非杖即死。死刑中又有‘点天灯’‘五马分尸’‘割肉’‘抽肠’等非刑。行刑之前，往往先鸣锣聚众，讲说道理，宣布罪状，然后当众行刑，令观者惊心怵目，自然俯首听命，而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统治，完全违背了当初革命救世的人道宗旨，自然要归于失败。”
“洪秀全等人，起自草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