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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果”之三：瘟疫流行
如果没有一个政府强有力组织和救济，“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必会成为一对前赴后继的魔鬼，降临人间。
大头瘟、马眼瘟、马蹄瘟，这三大瘟疫，在四川大地上来回游荡，又夺去一批又一批的战争幸存者的生命。
“恶果”之四：老虎成灾
2007年，“华南虎照片”事件，曾把全国搞得沸沸扬扬，背后折射出来的，也有现代人一份对野外已灭绝的华南虎无奈的叹息。
但在本文中，华南虎却是一个“扬眉吐气”的“主角”。
在人类自相残杀之时，这种本来躲在深山老林中的老虎，数量却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增加，时常三五成群地出现在城市乡村间。爬楼上屋、游街逛市、饥则食人、饱则昏睡，吓得“万物之灵”的人类，反而倒是无能为力，见虎即遁！
但这四大“恶果”，还不是四川灾难的全部。
假如你是一个四百年前的川人，即使从这四大“恶果”中侥幸逃生，但也别庆幸地太早。因为在未来的岁月中，你未必能艰难地生存下来。
因为，在其后的15年中，四川，作为明清一个反复争夺的战场，成为了双方一个提高士兵战斗力的训练基地，一个“高精尖武器”的试验场所，一个随时获取免费物质的供应中心。
在这漫长的战争中，无论明清那一方的兵来，都可“理直气壮”地按各自的目的，把日渐稀少的川人当作军人、役夫、奸细、俘虏、“人粮”，来使用。
四川最后一点点的人口，也在一个个减少。
在明清易代的战争中，四川，是一个“参与”较晚，但却“受伤”最重的省份。
1644年的川人，大约有400万人，到战后1685年统计，仅剩下了9万人。
省会成都，早在2500年前，就因“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而得名。但此时，在其繁荣千年后，却只剩下了二十多户，一百来人。
战后，成为全国稳定执政者的清政府，便从人口较多的湖南、湖北、广东等省，迁移了大批人口，去四川“开荒种地”。
于是，在我国历史中，产生了一个新的专用词汇——“湖广填四川”。
这冰冷的五个字后面，又“填”进了多少个无辜的生命、无助的灵魂、无言的申诉……
今日试问，当年四川的劫难之源，可单单归结于张献忠一人之上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如果不是明末的全民的战争，张献忠仅仅会是一个老实能干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或者是个精明强悍的捕快，缉私捕盗，混吃混喝。是这场战争，把他稀里糊涂地卷了进去，并最终锻造成了一个十足的杀人狂魔。
况且，把全民族的荣誉或苦难，都集结于一个人身上赞誉或责骂，本身就是毫无科学道理的。
明末战争，归根到底，源于我们族人（汉族、满族等）没有止境、没有满足的贪欲。
贪欲如同一个锁在族人心间的恶鬼，制度的缺失为他解锁，信仰的漏项给他松绑，当他翻腾而出时，荼毒将祸害天下。
富人需要追求更多的财富，强民族需要挤压弱民族的生存空间，奴隶主需要占有更多的奴隶，社会收入的不公和民族发展的失衡，让农民起义战争和民族征服战争，在干旱肆虐的神州大地，同时迸发。
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又诱发了良知泯灭、心理扭曲、集体变态、饥馑遍地、疾病泛滥，在没有自然灾难的外力下，族人的“内功”，却几乎把自身毁灭。
这不仅是明末四川的悲剧，也几乎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挣脱不开噩梦。
人之病，可治否？
云南，希望的家园
如果说李自成的死，标志着大顺事业的衰亡；那么，张献忠的死，反而意昧着大西事业的新生。
张献忠生前，对枪杆子握得是无比的紧，除自已掌握的直属部队外，大西国主要的武装力量，主要掌握在四个义子的手里。
这四个义子分别是：老大平东将军孙可旺，老二安西将军李定国，老三抚南将军刘文秀，老四定北将军艾能奇。
此时，己经溃不成军的大西军主要将领，都把充满期待的目光，汇集在了老大孙可旺的身上。
这不仅因为他是张献忠的“长子”，在大西军军中地位高，威信足外，还因为他读过几年私塾，文化程度在文盲半文盲充斥的大西军中，鹤立鸡群。
在我国十大风景区之一的黄果树瀑布，现仍存他的题字，笔锋苍劲有力，内容大气磅礴，足见其雄厚的文化底蕴。
在众将领公开的表决中，年仅28岁的他，被大家选举为新的国家及军队领导人，开辟大西朝新时代的希望。
骤升为“一号”首长的孙可旺，并无一丝的喜悦，相反，他更显得忧心冲冲、坐立不安。
因为，他现在面临的最紧迫任务，是如何把这支已经人心涣散的军队，带出这前有明军、后有清军、左有长江、右有高山的险地。
在强弱利害对比后，孙可旺决定避实击虚，渡过长江，先取重庆，尔后进入贵州发展。
1647年元月，重新聚拢在一起的大西军，在孙可旺四兄弟的率领下，渡过长江，在重庆一举击败南明总兵曾英的部队，使曾英在撤退途中，落水而亡。
顺利进入重庆的大西军，在经过短期逗留后，转而进入綦江地区。
在这里，他们驻扎下来，一面收容残部，一面进行了一次意义深远的“整军运动”。
因为看多了无数平民哀怨无助的眼神，因为听够了众多百姓伤感失望的叹息，作为四个“农民的儿子”，孙李刘艾内心曾一次次对义父张献忠的不问青红皂白的滥杀，感到由衷的痛苦和不满。
他们一致认为，是到了改弦更张、拔乱反正的时候了。
他们联名向全军庄严宣告：自今以后，所过之地，爱护百姓，秋毫无犯，除在战场上执行战斗任务外，一律不得擅自杀人，违者军法从事！
为此，他们采取断然措施，逮捕及处死了仍坚持“按既定方针办”，走张献忠屠杀路线的大西皇后及大西宰相汪兆龄。
也就是此时，孙可旺把自己的名字，由“可旺”改为“可望”。
也许，在他的心里，“旺”仅表达一家一户、发家致富的梦想，“望”才能寄托他达济天下、青史留名的理想！
经过“整军运动”，已初步获得钢铁军纪和政治理想的大西军，以焕然一新的军容军貌向遵义（此时属四川地界）进军。
一路上，大西军严格执行群众路线，不擅入百姓房屋、不践踏百姓庄稼、不拿百姓一针一线，公买公卖，所过之地，民皆安堵，全军形象取得极大改观！
而在此时，清军却因战线过长，粮食兵员接济困难，被迫退回四川保宁（今阆中），作长期休整，大西军终于获得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期。
大约在1647年二月初，大西军顺利占领贵州省会贵阳。
二月十二日，大西军攻克定番州，将逃到这里的贵州布政使曾益等南明官员杀死，使贵州全省完全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无政府状态，对于孙可望的大西事业来说，是一个绝佳的状态，他们兄弟四人迅速攻城掠地，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在烽火遍地的神州大地，以贵阳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小小的“袖珍之国”。
但贵州这地方太穷了，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确是这个地方最生动形象的描绘。
而随着大量大西军的归队，孙可望的手下，已陆续聚集了十几万军人及家属。
于是，在这个小的地域内，温饱成了大西朝目前最大的奢望。
就在孙可望，为大西军下一步向何处去而苦苦思索时，冥冥上苍，把一个阔别多年的“干爷”，送到了军中，为他指明了下一步进军的方向。
这个“干爷”，是一位少数民族人士，云南石屏土司龙在田。
早在谷城“就抚”期间，张献忠就和这位龙土司义气相投，打得火热，并从他那里，获得了大批马匹、武器。后为表达谢意，干脆拜其为干爹。
自然，按辈分排下来，孙可望、李定国自然便尊龙土司为“干爷”。
在这位长辈诲人不倦的“义务教育”中，孙可望知道了“干爷”的家乡——云南，是一块四季如春、江河纵横、人口众多、铜矿广布、物产富有的神奇土地。
在张献忠再度反水后，龙在田土司也受到牵连，被以“通贼”的罪名，调回原籍，面壁思过。
“久别重逢话当年，执杯相劝莫相拦。额头已把光阴记，万语千言不胜谈。”在欢迎龙干爷的宴会上，想起物是人非、漂泊不定的这些年，大家都喟然长叹、不胜感慨！
一番“真情回顾”之后，龙干爷道出了此行的目的，邀请大西军，去他的家乡云南平叛！
接着，他又免费为大家，作了一场“云南目前政治及军事形势”的专题讲座。
作为一个最后纳入大明版图的边疆省份，明智的朱元璋因地制宜，对云南采取了“一国两制、土流结合、高度自治”的行政模式。
他封其义子沐英为西平侯，允许其世代镇守云南，在政冶、经济、军事方面，赋予了其比内地更多的特殊权力。
沐英死后，其子被加封为黯国公，在以后的二百多年里，虽然大明各届皇帝，对内地的“同姓王”采取弱化、分离、撤销的政策，但对云南的异姓黯国公，却一直感情永恒不变，友谊天长地久。
在具体的管理体制上，明朝除在云南设立巡抚、都指挥使、布政司、按察司这些流官，代表中央政府行使权力外，对各地相当于内地州府一级的土司，则承认其现有地位，并允许其世袭罔潜、独立建军、自行收税。
在各方利益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云南维持着精巧的平衡，直到大明北京中央政府被推翻。
1645年9月，早就对现任黯国公沐天波盐税政策不满的武定土司吾必奎，发表了“已无朱皇帝，何有沐国公”的造反宣言，公然发动了针对云南现政府的叛乱。
因沐天波的主要军队，已经调到滇川边境上防范大西军去了，所以，有备而反的吾必奎叛军，便趁虚而入，先后攻下大姚、定远、姚安，全滇震动。
眼见外患未至，却起家贼，抓耳挠腮的沐天波，只得利用家族多年来，手中积攒下来的那点威信和恩德，调集石屏土司龙在田，蒙自土司沙定洲，宁洲土司禄永命手下的少数民族军队，前来帮助平叛。
人多力量大、兵多好群殴，在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吾必奎的叛乱，在当月便一举平息。
顺利平叛后的沐天波，分外高兴。为表达谢意，特地多次在昆明的黯国公府，大摆宴席，犒劳这些“劳苦功高”的土司们。
但人头隔肚皮，做事两难知，他的一番好意，却没有换来所有土司的真心回报，在多次进出黯国公府时，沐家富可敌国的财富，引起其中一个土司的垂涎，并最终又引发了另一场更大的叛乱！
这个“见钱眼开”的土司，就是蒙自土司沙定洲，一个有理想有手段的年轻人，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年轻人。
从继承老爹沙源的职位，成为王弄土司的那一天起，这个狂傲不骜的年轻人，就有一个成为全云南土司的伟大梦想。
为达到这个目的，他采取的第一个断然措施，就是——杀妻！
杀妻后，他以爱江山胜爱美人的政治胸怀，冲破世俗观念的束缚，迎娶了比他大十几岁的阿迷州土司普名的遗孀万氏，成功地将王弄、阿迷州合二为一。
当然，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