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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灿烂的文化铸造了我们的灵魂，她给予我们的，永远比拿走我们的，要多。
所以，永远不要对自己的国家的失望，像张同敞烈士那样，尽自已一份微薄之力吧，让自已的国家，在自己的手中，离真善美更近些，离假丑恶更远些！
1650年11月，对于逃难的永历帝而言，充满了阴霾与黑暗，广州、桂林两个省会城市相继失陷，继瞿式耜死难后，另一个可以依靠的将军——焦琏，也被准备降清的陈邦傅暗杀。
永历帝在无可奈何中，从梧州“移跸”南宁。
在南宁，他迎来了1651年的春节。
但新的一年，并没有给他带来欣喜，广西的陈邦傅终于投向了清朝的怀抱，海南岛的杜永和也放弃了最后的支持，改明旗易清帜。
在广东高州、雷州坚持抗清的李元胤兄弟，被叛军王胜堂等擒获，押往广州，因不屈被耿继茂杀害。
在黯淡无光的前景下，永历朝的大臣们一部分屈身降清，以求富贵；一部分遁入山门，不问世事；一部分返回“清统区”，苟存性命；只有一小部分官员坚持留下来。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南明的历史，将在1651年完全结束。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加入到了保卫南明的阵营中，并把南明的历史，又往后延续了11年。
第二十七章 大西南
四川，血浸的土地
历史就是这样诡异，这股加盟并伴随着大明走完最后一程的力量，就是当年以推翻明朝为已任的一支重要武装——大西军余部。
大西军余部，由一支“反明武装”到“护明武装”的转变，包含了太多太多的复杂因素。
这其中，有利害关系，有人心所向，有民族感情，还有个人禀性。
这种转变，是从张献忠在四川经营失败开始的。
1644年初，作为大明王朝“第二杀手”的张献忠，率领他的造反队伍，成功地占据了湘赣两省的大部分地区。
就在大家都预测，他将直捣大明“留都”南京的时候，张献忠却放弃湘赣两省的地盘，调转枪头，杀向四川。
他这样做，并不是害怕“阶级敌人”——明朝的追剿，而是担心“阶级兄弟”——李自成的迫害。
明末两大起义军领袖——张献忠与李自成，仿佛就是三国时周瑜与诸葛亮的“翻版”。张献忠年纪比李自成大，出道比李自成早，生的也比李自成魁梧，可就是聚在身上的“闪光灯”，比李自成少。
出于这种妒嫉心理，他与李自成发生了多次的不愉快，后来还导致了大规模的“火并”。
现如今，李自成不但占据了陕豫鄂的大部分，而且还抢先一步，在西安称帝建国。
更关键的是，昔日的大明子民，已把李自成看作了下一届“真龙天子”的不二人选，“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革命歌曲正响彻大江南北、黄河上下。
而此时此刻的张献忠，却仍然是一个“人人喊打”的流寇，名不正，言不顺……
“人与人的差距，昨就这么大呢？”已经过了不惑之年的张献忠，经常愁眉紧锁、自怨自艾！
但难受归难受，现实归现实，掂量自己无法与风头正盛的李自成抗衡后，张献忠毅然决然地踏上入川之路。
当外面的世界已是“纷扰不止、干戈不息”时，动乱的飓风却丝毫没有越过巴山蜀水，刮进这个“天府之国”来，整个四川依旧是一片风调雨顺、太平祥和的景象。
唯一与这景象不协调的，是由一群“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摇黄十三家”，正在川北地区捣乱。
于是乎，四川的明军精锐，被悉数征调，去铲除这颗“化脓生疮的毒瘤”。
来得早不如来的巧，就在明军精锐被“摇黄十三家”缠住时，张献忠已带着队伍越下牢、渡三峡、克培州、取重庆、占成都，如入无防之国。
也许是已经腻烦了明朝两百多年的统治，也许是渴望乱世有一位强势保护者的出现，这时的川人，对张献忠的队伍既不欢迎，也不反抗，而是静静地接受了这一现实。
投桃报李，在占领四川的途中，张献忠也特别注意军风军纪，严禁烧杀抢掠，这时军民关系，尚算融洽。
到1644年5月，四川除石柱地区外，已全部被纳入张献忠的控制范围。
因为饱受李自成“建国称帝”的刺激，有样学样的张献忠，终于在四川成都，圆了自已做了多年的皇帝梦！
称帝后，他给自己新建立的王朝，定国号为“大西”，定年号为“大顺”（把李自成的国号作为自己的年号，心理扭曲的张献忠，总算是占了一次嘴上的便宜）。
自然，他领导的那支军队，便被百姓称为“大西军”。
建国后，他很快发现自已，面临着和李自成同样的问题——如何管理好这个新生的王朝。
由被统冶者变为了统治者的大西人，既没有心情去对旧的官僚机器“回收利用”，更没有水平在短期内建立一支具有社会管理能力的干部队伍，因此，在四川由“流寇”变为“坐寇”后，吃饭问题便接踵而至。
最初，大西政府依靠没收官府、王族和明朝官员的财产来解决吃饭问题，但不久，这些财产很快就消耗光了。
钱没了，又不会按正常的社会经济管理手段来收取赋税，剩下的应急措施便是——抢大户了。
但四川即使再富裕，大户的数量也还是有限的，过了一段时间后，大户便被抢光了。
几十万大西军民、官员总不能空着肚子，为张献忠无偿服务吧。所以，大户抢光了便抢中户、小户。
抢来抢去，便是在大西国内，爆发了对起义者的“再起义”。
一向柔顺老实、乐天认命的四川人民，纷纷组织起各式各样、人数不一的“护粮队”，用游击战来消灭一小股一小股出来“打粮”的大西军人。
这样一来，吃饭问题还没解决，冶安问题，转而成为张献忠一个十分头痛的难点。
时常以“半个读书人”自居的他，马上认为川人之所以造反，完全是读书人引出的祸，于是觉得很有必要对四川的读书人，作一次“大清冼”。
他以皇帝的名义，再次向“全国”下达了在本年度，将举办第二次科举考试的圣旨。
圣旨还特别附加了一个硬性规定，所有读书人，必须来参加考试。不来的话，全家问斩，邻居连坐。
圣旨一下，全川99％的读书人在一个月内，齐聚成都，准备应考。
但在应试之日，考场变成了屠场，一万七千多名读书人，除留了十几名比较顺眼的幼童外，全部被杀。
杀完这些读书人后，仍心有余悸的张献忠，转而把屠刀挥向了“僧道、医卜、阴阳及百工技艺之流”，于是这些有一定知识含量的人，以各种名义被骗来后杀掉。
消灭了上述的两类人后，大西国内，各地大大小小的起义，仍然是后浪推前浪，大浪带小浪。
只要有“再起义者”从田野杀向城市时，城市人就迫不及待地里应外合，杀死城里的大西军，欢迎这些“再起义者”入城。
恼火万状的张献忠，马上把这些不识时务的“城里人”，确定为下一步的屠杀目标。
对“城里人”的屠杀，是先从“首都”成都开始的，接着，简阳、荣县、洪雅等中小城市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
杀了城里人后，张献忠便强迫郊区农民“农转非”，进城为大西政权服务。
1645年春天，南明将领曾英突破川东防线，进占重庆。
明军的再次到来，让四川人民又怀念起这个曾保护过大家生命、财产及传统文化的政权来，于是纷纷从各地向重庆靠拢，曾英的统治的人口迅速扩大到五十万人。
张献忠忙派出义子刘文秀统兵攻渝，但很快被“团结起来”的重庆军民打了个大败而归。
在重庆胜利的鼓舞下，杨展等南明将领又先后占领了川东、川南的綦江、宜宾、叙州等重镇，逐步向成都所在的川西平原推进，各地幸存下来的四川百姓，杀死大西官员及少量驻军，迎接明军。
这时，清军又打着“出民水火”的旗号，以“解放者”的身份，从汉中向四川蚕食。
前方的大西军是屡战屡败，大西政权的地盘是越打越少。
对经营四川己经绝望的张献忠，决定“弃川入秦”，打回陕西谋求“再次创业”。
临行前，已在四川呆了一年多的他，对他能控制的地域，下达了最严厉的屠杀令，意在将自已得不到的江山，化为一片焦土，留下一个空壳。
他曾出台特别圣谕——“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为自己的屠杀作“无罪辩护”。
躲在城外的山野村民，成为他屠刀下又一批屈死的冤魂。
当杀得四野山川，如同月球一片寂静的时候，行军途中的他，发现自己储备的军粮，越来越少，且根本无法得到新的补充。
己进入颠狂状态的他，屠刀马上砍向二十多万新入伍的“川军”。
杀完了“川军”后，为再节约粮食和甩掉包袱，他把最后的屠刀挥向了军中的妇女及文官。
为率先垂范，他一口气把自已身边的三百殡妃杀得仅剩二十名，一千文官仅剩二十五名。
在我国历代农民起义领袖中，张献忠的滥杀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让黄巢、洪秀全等前辈后生都“自叹不如”！
一个作恶太多的人，报应迟早会有的。
1646年底，当张献忠率军行至西充县凤凰山时，对其屠杀持不同意见而降清的刘进忠，已经领着清军，在此静候多时。
两军阵前，清军统帅豪格在刘进忠的指引下，让一名满洲特等射手，暗地向张献忠射了一箭。
此箭，如有神佑，不偏不倚正中张献忠的心口。
中箭后的他，并无英雄之态，亦如凡人一般翻落在地，痛苦嚎叫，挣扎而亡。
一个极不尊重他人生命的人，就终于走完了他丰富多彩、起起落落、罪恶多端的特殊人生！
他是一名革命的英雄，但更是一个凶暴的屠夫！
张献忠死了，但四川的灾难并没有随之结束，他播下的毒种，正萌芽、生根、茁壮、成长，结出一颗颗可怕的恶果。
“恶果”之一：饥荒蔓延
由于大西政府承秉“不事生产”的执政理念，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四川的农业生产“由兴变废”，绝大多数耕地被撂荒，粮食生产连续大幅下降，积存的粮食又大部分被强制征收。所以，在张献忠被杀、其部离川后，四川立即出现了大面积的饥荒。
当残余的粮食、牲畜等被吃光后，“人吃人”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不但平民吃平民，而且军人也在吃军人，“人口”在这里变成了“人粮”。
“恶果”之二：“摇黄”崛起
张献忠入川，使本来已被明军整得奄奄一息的“摇黄十三家”，又一次起死回生，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在大西政权统治时期，不堪忍受其残暴统治的“暴民”，集体屠杀中逃逸的川军，纷纷跑到“摇黄十三家”投名入伙，使这个本来就不纯洁的“黑社会组织”，变得更加庞杂。
没有革命目标，没有救世理念，没有长远规划，这个组织追求的，仅是自己一时的饱满与痛快。
因此，他们对幸存平民的抢劫与杀戮，与大西军相比，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恶果”之三：瘟疫流行
如果没有一个政府强有力组织和救济，“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必会成为一对前赴后继的魔鬼，降临人间。
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