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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岗定人：每个城垛按十名人员进行配给，一日四倒，按时换班，保证各班次都能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四、肃清奸细：在县城设立“侦缉队”，严格盘查行人，防止“第五纵队”混入城内。
五、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成立“物资管委会”，请城内擅长理财的人士，将城内公私物资分类汇总，统一调配，定量供应。
一瞬间，江阴城内的每一个人，消除了贫富差距、消除了阶级隔阂，消除了恨怨情仇，剩下的，是一颗颗同仇敌忾的决心。
刚刚做完这些工作后，常州市长（知府）宗灏派来镇压的三百“正规军”就赶到了。
对宗市长这种脑袋深度进水的行为，阎应元同志毫不客气，直接领兵数万出城，将这三百清军歼灭于秦望山下。
宗市长全军覆灭的战果传到南京后，深感事态严重的清军统帅多铎派出一位“军界大腕”，去搞定这件事，这位“大腕”就是原来南明五镇之一的刘良佐。
作为一名可耻的降将，急于想在新老板面前露一手的刘良佐，立刻率领所部的五万余人，浩浩荡荡向江阴杀来。
作为一支具有“悠久失败传统”的队伍，来到江阴城下的刘良佐部，仍一如既往地“熊包”，围攻县城一个多月，除了在城下扔下数千尸体外，一无所获。
急火攻心的刘良佐只得谋求“和平解决”，多次将一封封“饱含深情”的劝降信射到城中，结果却是如石沉大海。
不得已，刘良佐只得亲自出马，跑到城下，隔着城墙与阎应元同志“面对面”，企图以自已的“现身说法”，打动阎应元同志改弦更张，同流合污。
阎应元同志一句“有降将军，无降典吏”，就立马堵住了刘良佐劝降的“粪嘴”。
刘良佐的“先进事迹”传到南京后，多绎只得继续增兵。先派出恭顺王孔有德率部协攻，后又加派博洛、尼堪两贝勒率“正牌的满洲兵”及红衣大炮前去支援。
博洛一到前线，就以“统军无方、劳师无功”赏了刘良佐一顿板子作为“见面礼”。
羞愧难当的刘良佐，只得再次督促部队拼死攻城，但部下的表现，却没有因为领导屁股的被打，而增加成功的几率，江阴城仍旧岿然不动！
在江阴被围期间，阎应元同志曾多次派出徽商程璧等人出城联络援军。
明军黄蜚、吴志葵的水师在进军途中被清军打败，当年曾为敌手的海盗顾三麻子也领着一支三百人的“义师”赶来支援，但在路上遭遇大股清军截击，战败而返。
至此，江阴也完全成为一座孤城。
在坚守孤城七十多天后，江阴城的守城设备也严重匮乏，更让阎应元同志焦虑的是，城内的粮食只能够维持每人每天两顿稀粥的定量。
而此时的城外，已陆续聚集了二十四万的清军。
在八月二十一日这天，清军拿出攻城的刹手涧————集中近百门大炮对准江阴城的东北角猛轰，炸塌城墙一角后，清军终于如潮水般地拥入这座梦寐以求的城市。
但等待他们的，仍然是江阴人不屈不挠的巷战。
陈明遇命全家男女四十三人一律自焚，然后，持刀与清军肉博，终于负重创而亡，死时，身体仍僵立墙旁！
阎应元负伤后欲投湖自尽，被清军从水中“救”起，在博洛面前，立而不跪，劝降不成后被杀！
清军开始疯狂的报复，江阴人或力战到底，或坦然就义，都以先死为幸，妇女多贞烈，投河而死。纵使七岁孩童，也毅然就义，无一人下跪降顺。
两日后，杀累了的清军“出榜安民”，城内百姓仅剩“大小五十三人”而已。
在一个自尽的少女旁，清军发现了这样的“遗诗”——“腐胬白骨满疆场，万死孤城未肯降。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
另外，时人一副“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表达了每一位汉族同胞对江阴人的崇高敬意。
刚刚即位的隆武帝也由衷赞叹：“我家子孙，如果有幸遇倒此县的三尺幼童，也应敬重有加！”
在战争中，江阴城凤凰涅磐、浴火重生，“忠义之邦”成为这个城市的千古一变的美称！
对比扬州的战绩平平，南京的不战而降，江阴保卫战虽然失败了，但却第一次向满洲征服者显示南方汉人坚屈不屈、英勇无畏、善于战斗的一面。多尔衮“吴地民风柔弱，传檄可定”的野心被严酷的现实击破了！
在江阴城“榜样力量”的号召下，南方的太仓、秀水、昆山、常熟、吴江、嘉定、太湖、大别山等城市及山野，觉醒了的汉族士民纷纷举行起义，杀死清军委派的地方官吏，开始了“保卫头发、保卫文化”的殊死抗争！
在这系列的起义中，嘉定、太湖民众的斗争更值得“特别报道”，因为这两个地区，前者坚韧，后者持久。
先说嘉定。
嘉定民众反抗新政府暴政的过程，前期与江阴出奇的相似。
先是清朝派出“伪县长”————张维熙到嘉定上任，上任后的张县长自然要贴出告示，准备忠实地执行新政府的剃发令。
看到告示后的民众愤愤不平，立即举行集会，请当地有名两位缙绅——侯峒曾、黄淳耀为大家伙“拿主意”。
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国”与“家”实质上是分离的，“国”虽然作为统治政权的最高形式，但其统冶的范围却仅达到“县”这一层次。
在“县”以下的乡、镇、街道、社区、农村这一广大基层范围内，真正的统冶者却是“士绅”，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是——“社会贤达”。
“社会贤达”们通过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在维护传统道德、调解民众纠纷、提供社会救济、完善公共福利等诸多方面起着辅助政府管理社会功能，因此，这一阶层对新政府剃发政策的态度将会引导民众的下一步的动作。
面对民众焦急、信任的目光，侯峒曾，这位天启五年进士，曾任弘光朝通政司司长的“社会贤达”，声泪俱下，慷慨激昂地“亮”出自已的观念————与其漠漠无闻地剃发而苟生，不如轰轰烈烈地带发而战死。
兵随将令草随风，对“剃发令”早就不满的基层民众，于是在侯黄二人的带领下，冲进县衙，杀死县长，并也在城头竖起了“嘉定恢剿义师”的旗号。
接下来，侯黄二人紧急布置了一番。
一是按户分类，合理负担。他俩将城内居民按人口结构、财产多少分为三等，上户出人、出钱、备自己的粮及来做“守城志愿者”的粮；中户出人、出钱、备自己的粮；下户只出人和备少量的粮。
二是实行“精神激励法”。“侯贤达”每天在视察城防时，会常常发挥自身的特长，来一段即兴演讲，听他演讲的守城民众，常常悲愤泪下，发誓“城存成功、城失成仁”。
三是精密规划、物质刺激。侯黄二人拿出知识分子的认真劲，画出详尽的城防图，把城防分为四段，每段指定了负责人，每垛口也定岗定人。
与江阴不同的是，嘉定还搞了“物质刺激”，规定凡是守城人员，每天每人可发钱六十文，如在战斗中能砍下敌人脑袋的，另按每颗十两白银的标准给予额外奖励。
但让人失望的是，精心准备的嘉定却没有复制江阴的成功。
其中的主要原因出在“侯贤达”的身上，当他听说赶来的敌酋是原南明“逃跑将军”——李成栋时，就改变了据城坚守的初衷，直接带兵出城，计划歼敌于城门之外。
知识渊博的老侯似乎很懂孙子“十则围之”用兵原则，心想自己手中好歹也有十万人，而对方只带了四千人，25：1，靠群殴就可解决问题。
七月初一，嘉定保卫战在城外的兵砖桥打响。
嘉定义军摆出了蜂窝阵，想仗着人多势重，一拥而上，将清兵围起来后再往死里揍。
久经战阵的李成栋一下就明白了义军的意图，立刻摆出“螃蟹阵”应战。
“螃蟹阵”的大致战法是，中军先用弩箭顶住对方的冲锋，两侧则派出精锐骑兵，象螃蟹的夹子一样，轮番出动，左右攻击。
打仗不是打架，义军不到半个时辰，就被清军冲成了好几堆，不但彼此不能相顾，还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故。清军在随后趁机掩杀，结果战场变成了屠场。
幸存的义军，只得退回城内，清点人员，损失过半，士气受到极大影响。
取得外围作战胜利的李成栋休整一天，在七月初三，对嘉定城发起了猛攻。
一天后，嘉定城就被攻破。
在军事上表现差劲的侯黄二人在气节上表现并不差劲，城破后，侯峒曾及两个儿子与清军血战，负重伤后被俘，不屈被杀！黄淳耀及其弟自杀。
李成栋则严格执行了清政府“遇抵抗、即屠城”的命令，居民中被清军刀砍、枪刺、马踏而死以及悬梁、投井、投河自尽者，一天即达到三万多人，史称“嘉定一屠”。
“一屠”后，志得意满的李成栋把从此地抢来的财物装在三百条大船上，率大部清军撤去，嘉定只留少量人员驻扎。
如果这里的人民从此就过上忍气吞声、忍辱含垢的“顺民”生活，那么，嘉定人在历史上，只能稍露一下脸，闪一闪光，转眼就被忘掉。
但劫后余生的嘉定人却再次选择了反抗，他们在另一位“社会贤达”朱瑛的领导下，重新吹响“集结号”，先杀光了驻军、后宰掉了县长，再次竖起了义族。
闻讯后的李成栋，于是又领兵连夜杀回嘉定，借着夜幕的掩护，从残破的城墙豁口中突入城内。对许多尚在睡梦中的居民，展开了血腥的屠杀。屠杀后，积尸成堆，放火焚烧，史称“嘉定二屠”。
屠杀后的李成栋擦掉血迹、收起屠刀，再次撤离，这一次，他相信嘉定人总算服了。
但令他想不到的是，在其仅仅撤离二十天后，嘉定人，又在一位叫吴之番的前南明将领带领下，再举义旗，重占县城。并且，这一回，还有嘉定附近数万乡民加入了反抗的队伍。
发了狂的李成栋，不得已“三顾嘉定”。这一次，双方都杀红了眼。在城墙根下，在居民房内，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殊死搏斗。
损失甚重的清军在战后对嘉定实行了“杀光、抢光、烧尽”的野蛮报复，史称“嘉定三屠”。
经过这三次的屠杀后，嘉定城真是“千户家杀尽，万门人踪灭”，到处都是残垣断壁、荒草僵尸！彻底成了————“嘉定、嘉定、家家安定”。
但在故国反抗暴力征服的历史上，却又增添了一个英雄的城市。
如果说嘉定人民的坚韧和顽强让人荡气回肠的话，那么太湖义军的智慧和持久则让人心生敬佩！
太湖义军的反清起义从1645年6月开始，一直坚持到1647年1月，前后近两年时间。
该义军能够持续这么长时间，是因为有一个好领导人——吴易。
吴易，字日生，虽然科班出身（崇祯十六年进士），但曾经跟着史可法干过参军，属于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经验的复合型人才。
在弘光政权垮台，清政府下达剃发令后，吴易看到“民心可用”，就以太湖为根据地，拉起了一支队伍，准备“欲与清虏试比高”。
之所以选太湖作为根据地，是因为吴易看到了南下清军有一个很大的劣势——只有陆军，没有水军。
而太湖地区，恰恰有丰富的“水军后备力量”。这里的众多渔民，稍加组织训练，即可成为一支能征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