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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辈子做中国共产党的俘虏相比，揭露这骇人听闻的毁谤宣传对我的国家来说更有价值，我对此毫不怀疑。”
他的同伴布莱也受到了紧张的审讯，但受到的对待更严厉，有时还被拷打。1953年1月初，他被关在一间没有取暖设备的泥棚里。“我只穿件单战俘服，无法暖和，几乎每天被罚立正，晚上不许躺下。不管怎样，我得在小屋里不停地来回走动，否则会被冻僵的，因为当时的温度在华氏零度以下。我想这种对待持续了有六七天，我记不清了。由于被冻僵半截，多夜不能眠，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垮了。”
一天半夜时分，他被带到集中营司令官的办公室，被告知他们有确凿证据证明他参与了细菌战，并让他看了一份用英文写的限期48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事实上，上面写明我知道细菌战这回事并参加了部分行动，我将被作为战犯送往中国，由一个刑事法庭审判，罪名是参加反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细菌战。它还进一步写明，如果全部招供，我将被当作一般战俘，并在这场战争结束后被遣送回国。我又被带回了小屋，48小时内不给一口吃的，夜里还是不让合眼。”
最后通牒的期限将至，审讯队又回来了。布莱同意撒谎，用好几个小时重新写了口供，直到审讯官完全满意为止。“他们在决定具体让我说什么和怎么写时遇到很大困难，我没有机会反对，更没机会与他们争论。”
施瓦布尔写使共产党合意的供词用的时间更长，他们拍下了他看最后一份供词的照片。他的供词很机智地加进了战斗数据和听起来感到真实的技术术语。1953 年1月21日他在供词上签了字。这份口供加上布莱的供词，都可作为共产党的一大成功，因为联合国大会定于两天后重新开始，这两份重要的供词可在代表中传阅。
3
两周前，约翰·艾森豪威尔少校曾收到一封电报，命令他立即去金浦机场乘飞机回国，显然是叫他回去参加他父亲的就职典礼。这可是个不受欢迎的消息。“我刚获荣升。如果我走得太久的话，师里可能会另派人来的。”他以最快的方式给他父亲发了信，表示不同意回去。但没有回音，他很快启程回国了。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当选总统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迎接了他。
1月20日的就职典礼是在寒冷的天气和冷淡的政治气氛中进行的。杜鲁门严厉批评了艾克的朝鲜之行，称之为“一种煽动行为”。在那周的早些时候，艾森豪威尔夫妇拒绝了与杜鲁门共进午餐的邀请，但那天早上他们去白宫接了杜鲁门夫妇。
两位男人进了艾克的高级轿车，二位夫人上了另一辆轿车。当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驶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时，艾克问杜鲁门是谁命令约翰从前线回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的。“总统回答说‘是我，’我真诚地感谢了他的关心。”这是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起的他们之间唯一的对话。
他在就职演说中说，自由世界的人民并不是历史上孤立无援的囚犯而不得不接受牺牲，因为那些把权力看得高于原则的人很快将两者都失掉。他在演说结束时说： “那么，我们寻求的和平，不止是让大炮停止轰鸣，减轻战争的痛苦，也不止是避免死亡。和平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平不止是精疲力竭的人们的歇脚站，它更是勇敢者的希望。”
在联邦火车站，杜鲁门夫妇发现有约5000名忠实崇拜者在等候他们。杜鲁门穿过人群，许多人想吻他或同他握手，不一会儿他的脸上就印满了口红印。杜鲁门和夫人终于挤到了火车跟前，他走进熟悉的后站台向人们招手致意。“这是任何人都可能得到的最伟大的时刻，因为现在我是杜鲁门先生，一个普通的公民了，这是你们第一次送我衣锦还乡。我难以用语言表达我对你们的感谢。我活到一百岁也不会忘记的。这正是我想做的事情！”
对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原则的人，这是最好的告别。和所有总统一样，他也有过错误，但即便是错了，他也仍然是密苏里独立城的哈里·S·杜鲁门。他被朝鲜战争搞得焦头烂额，部分是因为中央情报局和军事情报机关的错误情报，部分是由于他坚决反对强制敌方战俘回国，还有部分原因是，世界上的所有大国还不明白，拥有核武器的主要大国之间的战争再也不可能了。
现在全世界都在问：“艾克能结束这场战争吗？”就职典礼后的游行热闹了很长时间，此后的仪式和舞会也是如此，艾森豪威尔累极了。他面临的任务还很多。“大约在凌晨1点，这长长的一天终于过去了，已是美国总统的我上床睡觉了。”
4
在朝鲜，战争还在持续，没有大的行动，只有对双方都无益的小规模行动持续不断。在1952年的空袭中，空军和海军的飞机先后63次击错目标，范佛里特对此很不满，导致了对近期的空军轰炸技术和陆军地面战术进行测验的“鞭挞行动”。这次行动选择的目标是铁原附近的“马铃薯”高地，这是“T骨”高地以东、 “怪状前哨”以北不到一英里的敌人的一个据点。先是战斗轰炸机和雷达制导的轻型和中型轰炸机对“T骨”山地带的目标进行轰炸，随后用猛烈的野战炮火直接掩护第7师的袭击部队。
支援7师312团的57野战炮兵营，在总统就职典礼日向“T骨”高地倾泻了几千发直径105毫米的炮弹。在发起攻击的前一天，1月24日，空军对“T骨”高地投掷了136000磅炸弹和14箱凝固汽油弹，观战的有第5航空队、第1军和第7师的将军们、约12名记者。来者都发了一份6页、3种颜色的试验说明书和一份附有主要项目的“剧情说明”。这种小册子使某些记者回想起百老汇的演出节目单。
第二天，大规模战斗开始了，由8架F－94“雷”式喷气式飞机、每架携两枚重1000磅的炸弹拉开了进攻的序幕。它们横扫了“T骨”高地，投下了炸弹。与此同时，步兵和坦克集结待命。晌午之前，至少有3架飞机击中了敌人的目标，随后又有24架“雷”式喷气式飞机实施了攻击。
第一步行动结束后，第二步行动开始了，坦克隆隆前驶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攻击部队准备就绪，15辆支援坦克猛地冲了出去。按照计划，由4架“雷”式喷气式飞机中的两架轰炸“马铃薯”高地，但第一架没炸中，第二架只向目标投掷了一枚凝固汽油弹。原来设想的由海军陆战队的8架“海盗”式飞机在空中表演最后一幕——在坦克和步兵前面施放一道烟雾——以失败而告终。有的飞机炸弹投早了，其它飞机则没有击中目标。
空袭结束后，炮兵、摩托化部队、高射炮兵和自动武器的火力向敌人的主要抵抗线发起了摧枯拉朽般的袭击。支援坦克一进入“马铃薯”高地防区就加入了炮击。现在该小约翰·阿博加斯特少尉指挥的2连2排登场了，他们将向此高地发起攻击。阿博加斯特的部队曾在相似的地形里进行过九次演习，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任务。为确保成功，又增加了两个火焰喷射器小分队。
进攻的时间并没作具体规定，因为该排得等空中打击结束后才能发起攻击。将由2营营长发出进攻命令，但他的报话机坏了，阿博加斯特的部队出击晚了一刻钟。两个班开始登“马铃薯”高地的北尖，另两个班攻南尖。
阿博加斯特少尉发出一发绿色信号弹，这是让坦克把火力转向299高地的信号。2排往高地猛冲，当他们接近第一个土丘肘，上面的中国军队开始劈头盖脑地投下手榴弹。
阿博加斯特被击中，但还是爬了起来呼叫火焰喷射器。“我要爬上山顶！”他吼道，“谁跟我去？”而后他第二次被击中，伤着了右臂。一个士兵去帮他，但他说他只想休息。然而他已不能行动了，中士罗伯特·科菲接替他指挥。又甩下一阵手榴弹，科菲的两条腿受了伤。
1排开始往高地上冲，但他们很快遭到猛烈攻击，不得不找地方躲起来。“雷”式喷气式飞机试图支援，每半小时投下一批炸弹，但已经攻上高地的2排却中了埋伏。第3排向高地猛攻，但却拖着许多伤员被赶了回来。团长命令停止进攻。
这场大规模的表演在哭泣声中结束了。共投掷了224000磅炸弹，8箱凝固汽油弹，支援的火炮、坦克、重迫击炮和机枪、步枪还发射了150000发炮弹和子弹。中国军队损失不到65人，美军3个排共伤亡77人。“鞭挞行动”本可以无人知晓，但一位刚刚到达的记者写的一篇陆军和空军的高级将领攥着三色计划单观看一场表演的报道活灵活现地描述了这幕“剧情”。
敌人没有发动大规模进攻。此后不久，2月11日，范佛里特的职位被陆军中将马克斯韦尔·泰勒接替。泰勒深知艾森豪威尔希望结束惨重伤亡的战争，尽快实现体面的和平。范佛里特的任期成为打一场有限战争的争论和受挫的话题。尽管如此，不管怎样，他使第8集团军做好了万一敌人或华盛颐决定发动一场全面攻势以赢得战争时打恶仗的准备。他很不光彩地离开了朝鲜，但相信他的部队是可以在1951年春天击败共产党军队的，他的反攻曾使中国人大吃一惊。他在自传中写道；“虽然我们可以乘胜前进，但华盛顿不想这么干，国务院已经让共产党人知道我们愿意在三八线解决问题。我们不但没有接到进攻行动的命令，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行动越来越受到限制。即便在加强我们的防线问题上，我们也受到了在日本的远东司令部的限制，或许它执行的是华盛顿的指示。”至今仍不是没有机会，“只要我们的政策制定者们给他机会，新任第8集团军司令官马克斯韦尔 ·泰勒将军还是能做我可能会办到的那样，尽早抓住这个机会的。”
在远东没有任何达成真正的政治解决方案的可能性。“我已十分了解中国红军，我的判断是：如果重新召我回去同其作战的话，我会满怀信心地踏上归程的。”
“如果我们从亚洲的共产党那儿撤退，我们就彻底失败了。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呢？”
5
整个2月份，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几乎空无一人的板门店的谈判帐篷里，都没有什么行动。而后在3月5日发生了一个戏剧性变化：约瑟夫·斯大林死了。《真理报》关于他的死亡的社论没有一篇提及朝鲜战争。一些专家感到，斯大林的接班人没有他那样的气概，对美国人反应的估计也不像他那么有信心，不会对美国施加太大的压力。斯大林的接班人乔治·马林科文还需要时间来建立他自己及其助手们的势力。在4天后北京为斯大林举行的追悼会上，苏联大使只是简单地提到这场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已近3年的战争。
北京和平壤都向马林科夫表示祝贺，《真理报》的一篇文章引用了金日成的一段话，这段话暗示北朝鲜只希望在中国的大力支持下把朝鲜的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我们的人民在其无私的勇敢的战斗中并不是孤立的，”金日成坚持说，“强大的人民中国派出了志愿军来帮助我们，这种帮助是斯大林对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人民的友谊的典范。”这种讽刺性语言显然很清楚地提醒北京和莫斯科，在严酷的1950年的冬天，斯大林给北朝鲜或中国的帮助很少，只是由于中国的挽救才有了今天。
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