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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第9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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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军从未这样干过。“我为什么不通知杜德说这些指控是不真实的呢?”他问扬特。如果扬特被授权宣布放弃有名无实的甄别,战俘们也许能听从劝说将杜德释放。扬特就此主意与第8集团军参谋长进行磋商,后者予以同意。 

科尔森立即给战俘写回信。他首先声言美国人并没有犯那些所谓的罪行。然后他答应对战俘不再进行强迫性甄别。他要求至迟在中午以前将杜德释放。 

战俘们就科尔森复信中的措词争论了好几个小时。中午过去了。下午也已过去一半。最后杜德——战俘领袖们就坐在他身边——打电话告诉科尔森,说以前曾有一些战俘被杀了。科尔森显然不能否认这些事实。杜德按战俘们的要求修正了科尔森的回信。科尔森最后同意并通知了扬特。 

李奇微了解到战俘们的要求后,企图阻止科尔森予以答复,但为时已晚。范佛里特向他担保说,科尔森的答复决不会承认犯有任何非法和应受谴责的罪行。直到傍晚,仍听不到有关科尔森谈判结果的回音。 

由于翻译的困难和反复讨论,等战俘们研究完科尔森的复信时,夜幕已悄悄降临。最后,战俘们对它表示满意。复信中科尔森承认,“以前确曾发生过几起流血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联合国军士兵曾使许多战俘伤亡。我承诺今后按国际法原则给战俘以人道待遇。”对于广大战俘来说,这的确是一场令人眩晕的胜利。 

科尔森在声明上签字后,杜德也被要求署上姓名。当杜德签字后抬起头来时,战俘总翻译官张泽石注意到将军脸上挂着几滴水珠。战俘代表们依次上前与他握手。张走到他跟前,发现那些水珠竟是眼泪。“我忽然觉得在他脸上新增加的皱纹里隐藏着某种人类共有的东西,不由得握紧他的手摇了摇,我希望他能懂得一个中国人的心地。” 

当晚9时30分,神色忧郁的杜德缓缓地步出76号集中营的营门。他的脸上显露着胃溃疡的折磨和煎熬后的痛楚。他的军人生涯就此终结。 

范佛里特似乎看轻了科尔森信件所造成的危害。可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却被下列事实惊得目瞪口呆:科尔森不仅承认发生过屠杀战俘的事例,而且还承诺今后“给战俘以人道待遇”。 

翌日下午,李奇微夫妇离开了日本。这是一场伤感的道别。夫妇俩对于即将离这么多日本朋友远去而深怀歉意。在送别宴会上,吉田首相感动得不能自持,几乎无法念完他那份言辞谦逊的送别词。李奇微起身致词时,喉头也不免有些哽咽。“我们曾在一起密切工作,共同处理那些意义重大而又极为艰巨复杂的问题。我越来越感受到他那和蔼可亲的性情。这使我无比敬仰他,把他看作一名故交,一位难得的朋友”。去羽田机场的大路两旁到处是挥手致意的人们。“他们表达了一种炽热的情感,这是祝愿和友谊的象征。这么美好的留念我必予以珍藏”。 

李奇微刚步出一个是非之地,又作为北约的首脑走进另一个。在过去的17个月里,他感到了胜利的喜悦,也品味了非难带来的苦涩。人们一面称赞他使一支打了败仗的军队变成了胜利者,一面又责备他在板门店的立场过于强硬。参谋长联席会议早有解除其指挥权的打算,然而最终却把他送上一个几乎与美军参谋长平起平坐的位置。难道只有把他打发走,他那位在东京的、较为顺从的继任者才能达成最后的停战协定吗?但不论怎么说,李奇微仍将全力以赴,就如同他在韩国的所作所为。因为执拗是他的脾气,只要认为正确他就必定去做——从不计较这样做的后果。 

那天晚上,在汉城第8集团军司令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仍留有被囚痕迹的杜德将军,讲述了他遭劫及被释的经过。在声明的最后他称,“战俘们的要求微不足道,战俘管理当局所做让步也是区区小事”。 

这些话使克拉克深感震惊。更令他震惊的是,范佛里特在写给他的一封信中竟然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5月13日,克拉克任命美第2师副师长海登·波特纳准将接替科尔森将军任战俘营总管。绰号“公牛”的波特纳是一个中国通。他虽长了一副五短身材,却显得机敏干练。年轻时他在中国呆了6年,当过骑兵侦察分队队长,作过汉语翻译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在约瑟夫·史迪威将军麾下干过18个月,后来在中国作战指挥部担任过6个月的参谋长。 

接到克拉克的调令时,波特纳正在东京度他的休整假。克拉克向他清楚地阐明了当时的形势:巨济岛正发生公开的暴乱,业已持续数月。接着他给波特纳下达了命令。命令简洁明了,使他不至于误解:“你必须重新控制巨济岛上反叛的战俘,并维持今后的秩序。” 

克拉克进一步阐述道,巨济岛之事威胁了正在板门店进行的停战谈判。他说,巨济岛上所发生的一切,已使美军丢尽了脸,这种局面决不能再容忍下去。 

 “整肃巨济岛意味着要流血”,波特纳答道。 

 “干你必须得干的事。我支持你”。 

波特纳随即飞往釜山,当晚下榻在扬特将军处。两人与杜德一起共进晚餐。杜德是波特纳在西点时的老朋友,他就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向这位新长官作了警告。粗壮的波特纳自感比他的前几任更优越几分。“首先,我直接从克拉克将军处得到明确指示——为重新控制战俘营,他会全力支持我采取任何行动。其次,目前大军云集巨济岛,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远比杜德和科尔森时为大。”他再次强调了在亚洲的9年经历。“我不光会讲汉语,也同样理解东方人的心理。”凭借这些优越之处,“公牛”波特纳对粉碎这个小岛上的密谋充满着自信。 

次日上午,波特纳走进科尔森的办公室。科尔森表现得镇定自若,就像平日里一个老资格的长官在向新来的下属传达特别指令。刚刚在釜山耳濡目染了一场新闻风暴的波特纳,不由地暗自称奇。为对集中营先有一个初步印象,波特纳坐上吉普车去集中营区兜风。忽然,他被映人眼帘的景象惊呆了。战俘营里的气氛不仅紧张异常,而且咄咄逼人。“在战俘营里,俘虏们不时地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游行,挥舞共产党旗帜,一齐大声唱歌、喊叫。营地中央矗立着斯大林和金日成塑像,一旁的旗杆上红旗在迎风飘扬。战俘们试图推倒营地周围的环状栅栏,还不住地咒骂在外边巡逻的韩国士兵。各个集中营都在铁皮棚子顶上安置了一名充当哨兵的战俘,传递和接收着某种信号。从外面望去,营地和营房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营地的环状栅栏由一排排几近腐朽的小树干构成,一卷卷倒刺在外的铁丝网相互缠绕其上。圆桶状的岗楼坐落在栅栏以里的角落处。无怪乎那些稍有理智的士兵总要称这里是一塌糊涂。” 

此时宣传战线上也是一塌糊涂。在整个共产党世界,报纸的大字标题都是有关杜德认罪的公告。那份供驻韩国和日本的全体联合国军事人员阅读的《星条旗报》,登载了反映战俘暴乱、死伤以及大量共产党宣传品的新闻图片。在板门店,南日正经历一个特别愉快的时刻。对于杜德的供认不讳,他的兴奋溢于言表。联合国军的一揽子建议,他说,恰恰表明“你方并没有愿就战俘问题达成一项协议,从而在朝鲜实现停火的诚意。铁的和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我们的被俘人员正在对你们的非人道待遇进行决然的抗拒,正在同你们的强迫甄别进行正义的斗争。事实证明,你方强行扣留我方被俘人员充当炮灰的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尴尬的乔伊只得答复说,看来很明显,共产党方面仍不打算接受4月28日联合国军提出的公平合理的停战建议。在返回基地兵营的路上他心里清楚,他的一揽子方案,其失败的命运已经昭然若揭。果真如此,他将不得不辞去首席代表的职务。这天的《星条旗报》上没登载慰问辞。有两版篇幅被共产党提供的图片占得满满当当。图片上的联合国军战俘,有的正在做游戏,有的正在自由活动。这些图片旨在向全世界表明共产党人对待他们的俘虏是多么的人道。 

那天,在第2后勤司令部,第8集团军的一个军官团裁决杜德和科尔森不受指责。但范佛里特将军却建议给予杜德以行政处分,给予科尔森以惩戒性处分。克拉克对第8集团军的裁决报告极为不满,决定重组调查团前去审理。新调查团将两位准将降级为上校。由于扬特没有删除科尔森声明中那些极具危害性的言辞,调查团也一并将他处罚。陆军部对上述决定表示赞同。 

第二天一早,波特纳接到报告,说一个志愿军战俘营正在举行大规模示威。一个美国兵开枪打死了一名战俘。这时的波特纳简直无愧于他的绰号。“由于汲取了杜德的教训,起初我决定先置身事外。后来我发现我的参谋人员缺乏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办起事来很不得力,而我以前曾同他们打过10多年交道,无论是作为朋友,作为盟邦,还是作为敌人,况且,我还是这里的总管。于是,我决定承担起责任。” 

为不引起注意,他带上随从参谋,乘吉普车绕道来到中国人战俘营。他们见到了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在集中营里,近6000名中国战俘,人手一面蓝色或黄色小旗,正在有节奏地高声或低声吟唱着,手中的旗帜也随之舞动,在集中营外面,数千美军士兵喧嚣成一团,好像正在旁观一场大火或者争看一场演出。他们一面挥动着拳头,一面向中国人喊着粗话。  

波特纳命令一个随从,二级准尉罗伯特·米尔斯,去把这伙美军的头头、志愿军战俘头儿外加一名翻译一同找来。“不要通知其他人,也不要让这帮家伙看见你。” 

米尔斯带回一个谢了顶,留有一撮小胡子和一身步兵装束的人。 

 “谁是这里的指挥官?” 

 “是我。”说话者是9团3营营长罗伯特·加勒特中校。 

 “这是怎么搞的,真见鬼!让那些与该集中营无关的美国杂种滚蛋!” 

不到半小时,加勒特报告说示威已停止。调查表明一名战俘被杀,责任在美方。波特纳派人送去20卷手纸和一夸脱红药水,让中国人制作举行葬礼用的纸花。 “我告诉他们,我将派一名美军上尉代表我出席葬礼。他们要求让7000名战俘步行去墓地,对此我加以拒绝。但我安排了一辆配有卫兵的卡车,用来运送尸体和参加葬礼的人。此后,中国战俘营再也未找我的麻烦。” 

 5月17日,克拉克将军通知乔伊上将,不再在巨济岛进行个人甄别。“只要可行,即派联络官通知共产党方面,说大约8万人将重归其控制。同时指明,只要他们原则上同意修正后的数字,不久即可得到一份至少不低于该数字的战俘花名册。” 

克拉克的建议使乔伊及代表们大为震惊。他们答复克拉克,“我们认为,提供给共产党的任何新数字必须是一个确定的数字。重复一下,确定的数字。而不是阁下信件中所计划的那个大约数。在我们看来这一点绝对必要。联合国军向共产党方面提交一个新的、庞大的不确定数字,必将使其倍受鼓舞,从而采取进一步的谴责行动。而由此造成的对问题的拖延,又要迫使联合国军再次增大刚刚提交的数字。总之,提交一个新的不确定数字,关系到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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