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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天以后，共产党方面建议把谈判地点从开城移至板门店的小村子，双方都负起了责任，使停战谈判立即重新开始。李奇微同意了建议，并指示其联络官会见他们的对手。
前线的战斗仍在继续进行，战斗是痛苦的，也没有打出胜负。10月15日，恰好处在火山口北部的“伤心岭”终于得手——那是在伤亡了3700名美军以后才得到的。在第8集团军的左侧，“突击队作战行动”用了4天时间如愿完成，但也损失惨重。在美国，民意测验的结果显示了公众的态度，有2／3的人把朝鲜冲突评述为“一场全然徒劳的战争”。
在板门店，联络官们正在研讨，以达成一个协定，而李奇微则想方设法要稳住记者。《纽约时报》记者汉森·鲍德温大为不满，他说：“经过修饰的用词已经替代了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报写得简单，不过通常很精炼，但在这场战争中，战报已成了一个所谓‘行为’动词和形容词短语的摸彩袋，”其结果是“自从在朝鲜实行新闻检查以来，所有严重的事情更加严重，而且经常是诡辩的”。
在10月1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李奇微承认军方没有提供过“完整而及时的信息”，他还许诺“将采取措施以扭转这种状况”，同时，他认为，发布某些信息将会是“愚蠢的诚实”，至于战况，李奇微承认，从某些方面来看，人们愿意把战局“说成是处在军事对峙状态，这完全取决于你怎么看待它”。
几天以后，双方联络官达成一个协议。22日，乔伊在协议上签了字，两天以后，与南日互换文本。10月25日，即在延期了63天以后，在板门店重开对话，板门店地处荒凉的土地上，泥垒的草房组成了这样一个村落。村子的附近搭起了帐篷，这是为参加谈判的代表、工作人员及新闻记者提供住宿用的，里面装修了地板，还安装了供暖、供电设施。离帐篷半英里开外的地方，临时建起了食堂、通讯、安全及机械工程设备。
谈判代表在一所巨大的帐篷内举行会议。他们面临的两个棘手的问题是：缔结停战协定以及在联合国军和共产党军事力量之间确定军事分界线——北朝鲜和南朝鲜之间的未来国界。南日提议把这两项议程提交给小组代表，因为他们先前的会谈比全体谈判会议，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老骑兵，陆军少将亨利·霍兹和海军将官伯克会晤了两位共产党小组代表。几小时后，两位共产党代表在地图上标出了一个包括开城在内的非军事区。美国代表提出异议，他们认为，若不是因为谈判场址最初落在那儿，联合国部队也许已经夺取了该城，他们主动提出，放弃一些被联合国军所控制的近海岛屿，以换取开城。共产党代表拒绝进行这桩交易，开城的地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十分重要，因为它位于三八线以南，李承晚总统一直要求交还开城。商谈旷日持久，谁都不肯退让，但与规模更大一些的谈判不同，除了紧张的讨价还价，这里没有骂人的事发生。
虽说李奇微为乔伊和他的两位小组谈判代表撑腰，但是，来自于华盛顿方面意见一致的压力，逼使李奇微主动向共产党人做出退让：把开城置于中立区内，谁都不得占领。共产党方面拒绝了这个建议，随后又做出惊人之举：在军事分界线问题获得令他们满意的解决之前，他们甚至拒绝开始停战问题的讨论。
在美国，新闻界被李奇微拒绝放弃开城的态度搅得沸沸扬扬。《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说李奇微的谈判代表“正在一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琐事上下赌注，小题大做”。板门店的西方记者也指责李奇微发表不能令人满意的公报，不允许他们采访霍兹和伯克，他们怎么向他们的读者交代在这些重要的小组代表谈判中正在发生的一切？玛吉·希金斯报道说，“在停战谈判的午休时间，盟军官员——盟国的新闻记者不许接近他们——从他们的直升飞机阔步走下，这些飞机把他们送回基地兵营，营地又依次被那种带倒钩的铁丝网和军警所包围，没有得到官方的邀请，或没有官员陪同，任何新闻记者都不得入内”。每天晚上由一位普通官员向记者们发布一个会谈简况，而这位官员是没有出席联络会议的。她和她的同事只好依据她们的赤色同行贝却敌和温宁顿提供的消息，“共产党方面的会谈简报一向十分准确，到会谈的最后几天，共产党方面提供的资料比盟国在晚间举行的情况简介所提供的信息更为丰富”。她特别提到威尔弗雷德·贝却敌对她帮助甚大，在停战会谈行将结束时，有一天，她与他闲谈，“贝却敌先生为自己与共产党联络官的谈话进行辩解，‘我要去发现正在发生着的一切，为的是给你们这帮家伙提供信息，作临时补充’，贝却敌先生说。如他所许诺的那样，他给我们提供了暂时的信息补充，正是通过他，我们才得知上午讨论的实质性问题”。
贝却敌同样帮助了其他西方新闻记者，是他告诉他们，这次谈判中的一位关键人物是他的老朋友乔冠华，他是周恩来最亲密的助手之一。温宁顿经常遇见这位在开城谈判会场散步的神秘人物。这位诨号为“瘦子”的乔冠华周游列国，能讲一口漂亮的英语和德语，像周恩来一样，他了解“中央王国”以外的世界。
联合国代表团官方发言人威廉·纳科尔斯准将警告新闻记者不要接受赤色记者对实际战线的说法，在这以后，记者们邀请贝却敌和温宁顿来到他们的营帐查看由美国军方绘制的准确的前线地图，他们要求贝却敌检查中，朝军队司令部在这份地图上的位置。他把地图带回开城，发现美国地图不准确。西方记者们觉得他们一直被纳科尔斯耍弄。于是，在8月5日，当贝却敌和温宁顿透露了共产党谈判代表建议严格按照当时的战线确定军事分界线的消息时，他们的抱怨演变成强烈的愤慨。记者们得知这个消息后，冲向纳科尔斯，指责他隐瞒了极为重要的消息，他否认共产党方面提出过任何新建议。贝却敌和温宁顿给他们的西方同行提供了一份正式英文文本，该文本曾在前一天的谈判帐篷里宣读过。西方记者回到纳科尔斯那里，纳科尔斯好像初次接触到这一文本似的，他看完文本，然后把它解释为“一个意见，而不是一个建议”。这些长期得不到完整、准确消息的西方记者气得脸色铁青。第二天，他们的报道成了头条新闻。
到11月12日，由于李奇微没能同共产党方面达成妥协，华盛顿被搅得乱七八糟，终于，华府召集了由国防部和国务院官员参加的联席会议来解决此事。柯林斯将军提议，以总统的名义给李奇微发一个指示或命令，让他接受共产党方面关于开城问题的最后通牒。布雷德利同意发一个指示，但不要用杜鲁门的名义，因为他担心李奇微以为这意味着参谋长联席会议私下赞同他的立场，而被总统所否决。
午夜后不久，参谋长联席会议电告李奇微“急待早日解决”。他将做出一些小小的让步，比如放弃开城。乔伊和所有的谈判代表泄气了，李奇微则怒气冲冲，他致电华盛顿：“我以为，向共产党人宣布你们指示给我的方针，及有可能增强共产党人在每一个实质性问题上的强硬态度。随着这种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我的内心更为确信，多一些刚强，少一些柔顺，更直率地坚持我们的地位不可动摇的逻辑，这将给我们带来我们所争取的体面的目标。退让以后，我们会失去一切，我以我的全部良知力请我们坚定立场。”
那天上午，霍兹和伯克深切体会到，那两位共产党小组谈判代表的表现“如魔鬼般的高傲”，在进行了几分钟的讨论以后，霍兹说：“我们得去见一见头儿，休会5分钟怎样？”
一等到两个美国人单独相处，霍兹就说：“这两个狗杂种已经得到一些消息了，他们知道某些我们不知道的情况。”
他们一回到基地兵营就得知华盛顿关于接受共产党建议的命令。他们简直不能相信这个命令，于是就写了一份急件，对华盛顿的指示提出异议，他们认为不能接受这些指示，否则，他们的整个谈判地位将土崩瓦解。“我们对共产党人作过许诺，我们不会欺骗他们，而且也没有欺骗过他们，”伯克回忆道，“我们对他们说，我们不会接受以目前的战线作为最后的军事分界线，可是现在，我们得到的正是要接受以目前的战线作为最后分界线的命令，我们不能这样干。”
那天夜里，乔伊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目前，第64号问题（原文如此）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会坚持他们所表达的，让我们接受共产党人建议的意愿吗？或者说，他们会受到李奇微那份漂亮的（电文）左右吗？霍兹和伯克明显感到，如果我们被逼接受共产党的条件，他们就无所作为了。就我自己在将来的作用而言，我与他们具有同样的感觉。”
华盛顿接着在第二天又发来一封电报，这个电报并没有使李奇微感到惊异：“参谋长联席会议理解你在（你的电文）中表达的看法，并且承认，在根据我们的（电文）指令采取行动的时候会涉及某些不利条件。但不论怎样，从更为广泛的观点来看，他们以为，就谈判的第二项议程早日达成协议，这个愿望的重要性压倒了这些不利条件。”说得明确点，李奇微和乔伊将听从命令，放弃开城。
伯克和霍兹很不情愿地回到板门店，在抗议声中前往谈判。乔伊海军上将 ＇ cdhyy注：前一章中说是中将。 ＇ 也有着与他们同样的愤慨，“我讨厌这些命令，就与你们所讨厌的一样。”李奇微说：“不过，我们是军人，我们知道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地位，我们已经把它说得清清楚楚。现在，我们是受命做我们认为错误的事情。但是，军人就得执行军人的命令。”
伯克和霍兹表示，他们将服从命令，“但这样做就使我们成了说谎者，所以，我们将离开这个代表团。”此外，伯克坚信，我方有人向共产党分子泄漏秘密。11月17日，他们递交了一份在实质上赞同共产党建议的新提议。4天以后，联合国方面提交的建议在原则上被接受。
在5个月的会谈期间，联合国军在战斗中遭受了60000人的伤亡，其中22000人为美军。杜鲁门的批评者们确信，战争是没有必要地拖延下去了。共产党最初提出的要求，即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本来会迅速实现停战。李奇微和乔伊则坚信，由于减缓了对共产党的军事压力，以及对共产党方面做出让步，杜鲁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犯了一个严重错误。
11月26日，代表团就双方的接触线达成了最后协议，该线划在由双方标注的两套地图上。次日，双方代表团在谈判帐篷内举行全体会议。在进行了65次会谈以后，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协议终于正式得到双方的批准。
虽然，共产党人被迫在三八线上做出退让，但是，明确确定一条军事分界线使他们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人明智的拖延战术，使他们有时间构筑一条横贯朝鲜的极为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