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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祝你好运！”记者们喊叫着。
直升飞机起飞了。紧接着，另外两架飞机载着翻译和联络官先后起飞。15分钟以后，飞机在开城卫理公会大院附近的一块空地上着落，拉里·泽勒斯牧师先生曾在这里听到了战争的第一枪。
代表团成员被共产党的摄影记者们团团围住。当他们挤进了飘动着标明他们使者身份的白旗的吉普车时，伯克注意到，有一辆标着“威尔马”的牌子的吉普车，挡风玻璃上有两个弹孔。伯克估摸着驾着这辆车子来迎接是显示他们对来者的蔑视。他们被带到一所给他们准备的石头房子里，房子的四周由手持冲锋枪的卫兵把守着。代表们估计这所房子装有窃听装置，大家极少说话。不久，乔伊中将走到屋外，向对方解释道，他们在汶山有总部，不需要这所石头房子。
他们在茶馆的一间小接待室里会晤了共产党代表团。双方代表团正面相对时，曾有过刹那间的紧张气氛。共产党人拘谨而有礼节，双方几乎都微微欠身示意。一位高个子北朝鲜官员说：“我是南日。”南日将军是共党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朝鲜人民军参谋长。
“我是乔伊中将，”将军点点头，他注意到，南日看上去是一位机智的年轻人。
共党代表团中还有其他两位北朝鲜人和两位中国人。前两位身穿苏式制服，漂亮的灰色军上装饰有红色的拷边，蓝色的裤子显得肥大。而两位中国代表则穿着单调的土黄色军装，制服上没有用来指示军阶的标志。
上午11点，双方代表在盖着绿色台布的桌子旁坐定。美方代表坐在放了垫子的椅子上，但座椅仍显得低矮，而共产党代表则坐在高高的木椅上。乔伊将一面联合国国旗放在谈判桌上，从而赢得了心理上的首次胜利。
乔伊中将的开场白被译成朝文和中文，他说：“今天在此地开始的谈判成败与否，直接取决于在座的代表团的诚意。”
他坐下后，南日站起来说话。他用朝鲜话发言时显得紧张和不安，屡屡忘记让他的翻译把他的讲话译成中文。他试图用中国火柴点燃他的俄国香烟，可他划了十来次也没有点着，“在窘迫和失望之下，他掏出了一架美国打火机，只听咔嗒一声响，打火机闪烁着明亮的火焰。他深深地吸进一口烟。随后，他显然感到，自己在某些方面没有忠实于共产主义的物品，于是，他就把那把美国打火机扔出了他背后的那个窗户。”
南日最后坐了下来。这时，乔伊发现他自己的座椅远比南日的椅子贴近地板，这位北朝鲜人正俯视着他。将军坚决主张双方的椅子要一样高。然后，他以平静而有力的语气宣布：“需要解决的第一项议题是，这些会谈只限于军事方面。”他接着说，这一会谈也应当限于朝鲜问题，他提议，他们现在就签署这样一个协议。
“这次会议将着手安排朝鲜停战事宜，”南日提出反对意见，显然，他是被乔伊从容平静地操纵会谈的态势所触怒，“我想知道象你刚才所作的陈述的理由，以及签署这样一个协议的必要性。”
这一反对意见使乔伊想到，共产党人打算讨论的内容远不止军事方面。南日提出了共党方面的立场：双方部队撤回到三八线，从朝鲜撤走所有外国军队。这一点一旦得到解决，战俘问题才能讨论。
乔伊拒绝在目前讨论这些实质性问题，他要求共产党人拿出会谈议程。而共产党方面则请求休会，以便准备一个抄本和用午餐。
在3小时35分钟的休会期间，共产党方面反击了乔伊初次所获的小小胜利，他们在联合国国旗边的桌面上放了一面朝鲜国旗，这面旗帜比联合国旗高出几英寸。当南日来提交他的书面议程时，闯进了4名共党记者来抢拍照片。
记者的出现引起了乔伊的强烈抗议。他提议，挑选一些联合国记者，允许他们进入谈判大院，当然，他们不得进入会议室。南日勉强同意，随后，他又沉思了片刻说道，他必须得到他的上司的批准。
会谈以冷冰冰的礼节告终。共产党人已明确表示，他们最初步的目标是退回到三八线，并清除在朝鲜的外国军队，而这就意味着向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重新调整军事力量的平衡，然后，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那天夜里，基地兵营里的新闻记者们就谈判时间的长短下了一次赌注，有些乐观的记者打赌一、两个星期，而大多数悲观的记者认为需要6个星期。
第二次会谈在次日举行，会谈毫无进展。特别使乔伊感到恼怒的是，北朝鲜的武装卫队限制了联合国代表的活动，他向李奇微抱怨此事，李奇微转而致电彭德怀和金日成，电文说，谈判现场要撤除武装警戒，联合国军谈判代表和工作人员应被允许在谈判现场取得与共产党方面一样的行动自由，他只有得到这样的保证，联合国军才能重开谈判。最后，李奇微从彭德怀和金日成那里得到了答复，他们在原则上同意他的要求。
7月15日下午，联合国军代表团回到了茶馆，所有成员，包括白善烨将军都出席了谈判。乔伊首先发言，他概述了李奇微关于开城中立的建议要点。从临津江通向开城的道路应当向联合国军的车辆开放，不受任何限制，应设置一中立地带，半径范围为5英里，只能以最少量的武装人员执行警戒任务。南日同意这个建议，会议继续进行。次日下午，李奇微在第8集团军司令部会见了李承晚总统。穆乔和乔伊中将出席了会谈。他概述了设置一个非军事区的基本设想，因为双方都已同意把这一内容列入谈判议程。
应李承晚的请求，李奇微指示了目前的前线位置。李承晚仍希望联合国军推进到鸭绿江边，李奇微回答他，进一步发起军事进攻必须有大量的军用物资，而他们目前的这种公路、铁路状况无法承受这样的负担。李承晚激烈地辩论了半个小时，李奇微彬彬有礼但态度坚决。不会再发动一次重大进攻了，李承晚重新稳定了自己的情绪，“我将向内阁报告，他们必须接受联合国的行动，”他说道。
他一定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上午，他写信给李奇微；“我们政府的立场的实质是，我们不能在我们的半壁江山上维护我们的民族，一个分裂的朝鲜就是一个被损毁的朝鲜，她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不稳定的。”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重新统一，否则，要想防止他的人民产生自己被盟国抛弃的感觉，那是不可能的，同意他的民族继续分裂下去，那就要接受丧失自由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实。朝鲜人，无论是北朝鲜人还是南朝鲜人，都坚信重新统一是必然的，“在每一个朝鲜人的心里，在每一个朝鲜人的头脑里，这个事实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我们的民族将由于对分界线的任何一种认可而不可挽回地被抛入灾难之中。”民主国家是强大的， “共产帝国由于其内在的虚弱而腐败。怀着这种信念而继续进行的谈判将走向成功，本着这种精神，我们除了重新统一的目标和自由选举之外，没有需要解决的其他问题。”
李承晚及其他6名政府要员在这份充满激情的恳请书上签了字。
在开城，关于撤退外国军队问题的争论还在继续。休会3天以后，代表们于7月25日重新集会，双方终于同意讨论确定军事分界线、制订停火和停战的具体方案。但是，短暂的蜜月于 7月25日随着南日的脾气大发而告结束。联合国代表团提出，以目前的战线为基础建立非军事区的建议是“不可思议的、天真的、毫无道理的，同样也是荒谬的和傲慢的”。乔伊在他的日记里把南日的评论称为“不恰当的”、“不礼貌的”和“无道理的”。
“尽管现在预测还为时过早”，李奇微致电参谋长联席会议，“三八线问题上的讨论可能会陷入僵局。”
在汉城，南朝鲜总统仍然情绪激昂。穆乔大使对总统的举止极为关切，以致他致电艾奇逊说，“李总统正凭借着盲目意气，企图破坏停战。”
在下一周内，不和谐的气氛笼罩着开城。8月4日，乔伊注意到有一连中国士兵行进在会场区内的公路上。一回到基地兵营，他就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李奇微，李奇微向金日成和彭德怀就破坏中立区一事提出了强烈抗议。
第二天下起了倾盆大雨，代表团在基地兵营打发了日子。8月6日，共产党方面作了答复，他们保证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那只是一次小小的意外事故。8月10 日，会谈终于继续进行。南日提出一个问题开始了这一天的会谈，联合国军是否已经放弃了以目前的战线为基础建立非军事区这个荒谬的建议？不，乔伊做出有力的回答，“我们将不再进一步讨论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问题。”此后沉默了长达2小时11分钟，谈判桌上的每一个人好像都冰冻了似的。但在第二天上午，爆发了一场面红耳赤的争吵。
“事实已经证明，你们的建议是站不住脚的，而我们的建议则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南日宣布说，“所以，不论你们制造出什么新奇的、可笑的理由，它们都不能支撑住你们的方案。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们，只要你们不放弃你们这个无理的方案，我们的会谈将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至于我们的方案，其理由是无可辩驳的，所以，它是不可动摇的。我们坚持我们提出的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
整个表演发展为一场黑色喜剧。自制力很强的乔伊一直抑制着他的怒气，“昨天”，他说，“你使用了‘傲慢’一词，把它与联合国军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以前提出的一个方案联系了起来。联合国军代表团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表述你这样目中无人、顽固不化，任性专横以及盲目冲动的强硬态度的用词，‘傲慢’一词确实适合你的态度。由于你执拗而无理地拒绝谈判，你已经使会谈停滞了下来，你已砰然关上了每一扇可能通向进展的大门。”他说，南日一直在设法行骗，让全世界相信，共产党人已击败了联合国军。“除了按照你自己的条件，你拒绝进行谈判，你这样做是企图把自己虚假地打扮成一个支配战败者的得胜者。”
“你的高论并不使我们感到惊异，也不能改变我们的立场，”南日反驳道。
在以后的十天里，谈判毫无进展，这几天的会谈再次表现了漫骂、讽刺的特点，谈判桌的两边都以带有辱骂性的用词来润饰他们的唇枪舌剑。随后一天夜晚，即8 月22日，艾伦·温宁顿，这位来自伦敦《工人日报》的记者正在朝中司令部附近的新闻中心消遣这夏日的夜晚，突然，他听到有一架轰炸机正低空飞来。
“熄灭那该死的灯火！”他冲着威尔弗雷德·贝却敌大声叫喊。贝却敌是一位供职于巴黎左翼报纸《今晚报》的澳大利亚籍记者。他当时正在蚊帐中阅读。温宁顿一听到熟悉的警报声和近处的炸弹抽鞭声就扑倒在地。
贝却敌看到一连串的白色光亮起伏闪烁，一位中国哨兵把他领到一条壕沟，这时，他的脑子里闪过这样一句话，“中立区和谈判砰砰作响”。
即使美军第5航空队承认，有一架美国飞机在这次被指控的袭击发生之前6分钟正好飞越了开城西部的上空，两位美国官员在对该地区作了调查后仍然报告说：“这一事件百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