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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头儿的汽车在一处铁轨那儿拐弯向前开去而没等后面的车队。当它进入退价（音译）村时，突然遇到密集的迫击炮和重机枪火力。格拉波从汽车尾板跳下，往后面的车队爬去。他碰上了主任参谋，他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先生，他们伏击了我们，费思中校在第一辆车上！”
“排成战斗队形！”主任参谋大声喊道。
当格拉波和其他人及后面跟着的汽车往前行进时，他看到铁轨附近有几条黑影，而后听到一声爆炸，便摔落在地上，他的右腿中间被一颗子弹穿过。这是他首次负伤，痛得要命。就在他流泪时他的排长罗伯特·雷诺兹问道：“怎么啦？”
“我挨了一枪，”他说。雷诺兹让格拉波排的两名士兵把他抬到一辆汽车上去，但这时所有的汽车都拉满了人，车篷里和车前面的挡泥板上一点儿空地方也没有了。格拉波冲一辆汽车上一位没受伤的朋友喊叫，问他能否把地方让给他，那人不干。
格拉波又冲另一位朋友（司机）喊道：“邦尼，我受伤了，需要在你的车上找个地方！”
邦尼把汽车作了个回形滑行停下来，拿着45毫米手枪对准刚才拒绝给格拉波让地方的那个人：“你这头蠢驴滚开这儿，要不我让你在车上清醒清醒。”那人赶忙给格拉波腾了地方，下去和不时喊叫的伤员们一起步行。在汽车最后开动时，格拉波听到耳边一声爆炸。他的肩没有感觉到疼，但他后来才知道是弹片刺破了他头上的钢盔，钢盔的声音使耳朵响了起来，产生的震动差点儿使他昏过去。“我的上帝！”他大声喊道，从右肩共取出13块弹片，而且肩上的一大块肉也被削掉了。
他的连指手套里面有一朵玫瑰花，“我是个小孩，”他祈祷说，“我甚至不懂交女朋友是怎么一回事儿，也不会跳舞。如果让我活下去，我一年365天会天天去作弥撒和吃圣餐的。”但他知道他这是撒谎。他回想了一下他刚才的保证，然后说：“上帝，我对您胡说八道了，”他忏悔了。“我一年之内不想干这事了，但6个月内会干的。”说完，这个俄亥俄州扬斯城人，家中12个孩子中的老幺便失去了知觉。他祈祷得是那么用力，手套里的玫瑰花一片片地掉了出来。
一名狂暴的韩国士兵跳进罗宾斯乘坐的汽车，突然跳在伤员的头顶上，他们疼得叫喊起来。罗宾斯看出他并未受伤，只是给吓坏了，便把卡宾枪的枪口紧紧抵住他的脸。“你他妈的给我滚下车去！”他嚷道——他气极了，会把那位士兵的脑袋痛痛快快地削下去的。那个人赶忙下了车，走到外面乱转的人群里。尽管他腿痛，但罗宾斯还是决定下车去，而不愿冒被俘的危险。他要自己往南走。
这时，在停下来的车队中间的斯坦福德上尉听说费思在打头儿的那辆汽车里，伤得很厉害。这位不屈不挠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带着护送伤员的车队向下面的一座小山开去。他让车队停在山根，去看一看前面的桥是否可以通过。在去看桥的路上，他遇到一名士兵，他说他受到了一支中国军队巡逻兵的攻击，但他想法逃了出来。他说，附近有一挺敌人的重机枪，但斯坦福德找不着它在哪儿。他又回到退价村去和那里的一小队陆军军官商量。当斯坦福德点燃一支烟时，他认出了一名中校。但不论是这位中校还是其他军阶比斯坦福德高的军官都不想接替费思来指挥车队。斯坦福德非常生气，他走到坐在打头儿的汽车里的费思那儿。“你想让我试着在今晚指挥车队继续往下碣隅里进发吗？”他问。
“可以，”费思有气无力地说。他疼得厉害，看来快要失去知觉了。
斯坦福德上了一辆停在前面的吉普车，因为看来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使车队动起来。他带着车队摸黑下了山，朝一座部分被炸毁的铁路桥开去。斯坦福德小心翼翼地把吉普车开上路轨，试一试它能否承受得住汽车。吉普车的左轮压住了一条铁轨，右边的轮子压在枕木上。
“如果我过了桥，”他招呼道，“你们这帮人就把汽车开过来。”所有的拖车被迫留在后面。他已经向司机们说明了如何通过铁轨回到大路上的办法。
斯坦福德开着吉普车安全地过了桥。在使后面的汽车可以放心地跟着过桥后，他和3个士兵抄近路朝公路开去。在靠近公路时，他们停下吉普车，往南走去，看一看道上的路障是否清理掉了，但刚走了半英里，就突然被敌人包围了。一名中国人打着手势让斯坦福德躺到路边上，他动作十分迟缓，卫兵朝他开了一枪，子弹擦着他的脑袋而过。两名手拿自动武器的中国士兵赶着俘虏们回到路上，朝那座铁路桥走去。一名士兵被派到前面侦察，但从南边先是打来几发迫击炮弹，接着射来一阵子弹。斯坦福德猜想这是跟在后面的车队打过来的。
而后他看见坐着费思的打头儿的那辆汽车朝他们隆隆驶来。显然惊愕得不知道开枪的中国兵逃跑了，这辆汽车冲了过去。第二辆从斯坦福德身旁高速驶过，但几秒钟后一枚火箭弹击中了这辆车，使它停了下来。斯坦福德转身看见了停在山水里正北费思乘坐的汽车，他想费思的司机这会儿正等着后面的汽车。
但是，其它汽车没有一辆试图冲过夹击岭，费思的汽车向山水里开去。斯坦福德偷偷摸摸地穿过这个村子到了路上，途中没有碰到中国军队。他对这个地方很熟，一个人平安地从一条小河的冰面上走过，决心找到费思的汽车。但根本没有发现他的指挥官的一点点迹象，他又继续往南走。附近走来一名中国士兵，他改变了方向，但那人却一直跟在后边。斯坦福德趁夜幕往西急忙钻进松树林，走到一片他从未见过的高低不平极难走的地带。当他从这座鞍状山脊的另一边注下攀爬时，绊了一跤，扭伤了脚踝。
斯坦福德后面的汽车设法通过了那座铁路桥，但车辆争着过桥挤得很厉害，伤员们又喊又叫。到了路边，第32步兵团团长韦斯利·J·柯蒂斯少校向前走过停下来的汽车，在一辆车里找到了费思。他们俩同龄，都是32岁。“中校，”柯蒂斯说，“我是布克，您怎么样？”
“咱们走吧，”费思说。
柯蒂斯继续往队伍前面走，发现米勒少校横着躺在斯坦福德的吉普车的后座上。“迪克，”他说，“我们离开这儿时你是准备不得不靠两条腿了。”
“我疼得厉害，走不动了。”他一只手被枪打伤，另一只手冻坏了，一条腿里还带着几颗子弹。在和柯蒂斯说完话后，米勒检查了几名士兵，这几位都有枪，但却只剩一两发子弹了。他听说前面有个路障，他们难以通过。快到半夜时，两发迫击炮弹在距米勒100码远的路右边爆炸，打破了长时间的沉寂。接着又有两发炮弹打在离米勒更近的地方，他知道他们很快将遭到交叉射击。他可以想象出伤口又疼了起来，一辆着火的汽车就可使他们所有的人成为容易打中的靶子。
打头的汽车的司机请求米勒允许驾车快跑。他往前走了100码，没有发现任何动静。对于明摆着的危险只有一种前途未卜的选择，“开始行动，”米勒说道。
车队往前行驶了200码后到达一拐弯处，而后从左边的一座小山上劈头盖脑打来一阵机枪和步枪子弹。打头的汽车被一阵子弹击中，一头栽进一条沟里，把路挡住了。米勒绝望地瞪着眼。车队不得不停在冰天雪地之中，受着残忍的惩罚。过了一会儿，中国军队开始靠近其它汽车，用手榴弹把它们炸得着起了火。米勒目睹着一名伤员爬过一片开阔地往一个隐蔽处爬。雪地上现出他的轮廓，他很快被打死了。
米勒明白他的双手如不保护起来就会被冻僵。他看了看倒下的那个士兵，确信他已经死了。可他还未来得及戴上手套，机枪子弹就从他的脑袋周围“嗖嗖”飞过。他向一堆连在一起的小丘爬去，那儿躲着两名没拿武器的美国兵。其中的一个士兵刚过铁路的路堤就匆匆退了回来。“中国军队朝我们这边来了，”他说。三人朝相反方向跑去，但身负重伤的米勒远远落在了后面。一名美国兵返回来帮他，但米勒却说：“你跑吧，你还有机会。”
米勒设法一下下挪到拐弯处，在那儿发现了一根棍子。他拄着它作拐杖，从一片地里向山水里走去，但他很快发现右手被冻在了棍子上。当他试图涉过一条布满冰块和石块的小河时，他的左脚一滑，鞋里灌满了水。他继续走，走进这个已没有人烟的村于，最后找到一间空房子，地上还有盖被。他坐下来，大概过了数小时之后，想法子用嘴把小刀咬开，割断左脚上的鞋带，脱下湿透的鞋子。带在短裤上的备用袜子尚干，他费了半天劲弄出一只穿在左边的光脚上。他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痛，只是全身有点麻木，扯过一条被子盖起来，很快便睡着了。
在刚开始突围时，伤员们顺着汽车边走边打，把中国军队压在后边，喊叫着冲往前面的路障。车队后面拉伤员的汽车只好自己管自己了。他们把几条步枪集中在一辆车上，往南边夺路而去。几辆汽车一起往外猛冲，跳跃着冲过河床和大桥边上的路，伤员们的伤口都被震裂了，疼得乱叫唤。一路上连续不断打来的子弹打死了二等兵埃德·里夫斯乘坐的汽车上的几名伤员，使一些伤员添了新伤。他们被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直到被打死的司机由车厢里会开车的伤员接过去，然后拼命赶上去为止。
这会儿里夫斯乘坐的汽车和一辆息了火的车停在离车队末尾一辆车300英尺的地方。中士本·德赖登沉着地冒着敌人的火力走回来告诉他们；“车队被拦住，你们要是走得动的话，再拉一名睡袋里的伤员越过长津湖的冰面。对岸有海军陆战队。”里夫斯走不了了。两条腿刚一动，他就疼得昏过去了。那些走得动的伤员，有的爬，有的拉着其他伤员，有的靠在一起互相帮着。有的为不能帮助里夫斯和其他不能动弹的伤员表示歉意，然后往前面的地里挪去。仍留在里夫斯那辆汽车上的伤员任何可以打仗的东西都未给留下。过了一会儿，一队中国士兵走到汽车这儿。他们喊叫着，用刺刀尖抵住这帮美国兵，打着手势让他们起来跟他们走。一些睡袋的拉链被拉开了，露出了伤员身上的伤口。中国士兵不想要重伤的俘虏，他们走了。
后来，一名中国军官出现在里夫斯那辆汽车的后板。这显然是位大官，因为他是单独一人走过来的，身边没有跟着政治监察人员。他穿着一双擦得发亮的皮鞋和一件干净的厚大衣。“先生们好，”他用夹杂着英国口音的英语说道。伤员们使他想起了日内瓦公约中有关对待战俘的条款：保护、医生、食品。“对不起，这些东西我一样也给不了你们，”他遗憾地说。“如果有人听到我同你们说这些，我就没命了。不说了，上帝保佑你们，上天和你们在一起。”说完他转身走了。其他伤员对这位中国军官不予帮助很生气，但里夫斯感觉到上帝正在对他说：“你并不是一个人在那儿，这一切我全知道。”
北朝鲜老百姓成家成家地带着老人，妇女和儿童从车队路过。走到每一辆汽车跟前时，他们都要停下来，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