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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前线崩溃，第2师成了议政府和通往汉城直道的唯一防卫力量。但是，李亨根的两个营，连同他们无效力的火箭筒，无力挡住俄国的T－34坦克。
坦克突破这两个营的防线冲进城内。坦克后面的朝鲜人民军步兵如潮涌般进入韩国军队的防线，不久，这两个营的残部就逃进山林。没有有组织的部队派往议政府，很明显，汉城很快就要遭到攻击。尽管这座城市内并无惊恐之状，往南的主要公路上却挤满了惊慌失措的男女老少，他们把行李包袱背在背上和顶在头上。一些男人还牵着牛。
汉城电台现在由韩国陆军掌管。工作人员仍然在履行职责，但是只允许广播经军方批准的节目。政府希望使人民保持镇静，以使公路和铁路不要被慌张的难民们堵塞，一整天都在发出安定人心的公报。已数次重复播送穆乔大使的一条消息。他说：“我们已度过了骚动不安的24小时。”但是，韩国军队表现良好，他们的阵地比头天黎明时更加坚固。“我深信，独立的大韩民国热爱自由的公民们的正义事业，将会胜利。”
他并没有报告说美国妇女儿童，包括豪斯曼的家属和泽勒斯的妻子，已经登上了挪威的肥料船“雨林”号。尽管船上仅有12个人的居住舱室，可是在启锚离开仁川港之前，却有682名乘客挤满了甲板。
再说汉城，形势已变得如此严峻，以致穆乔大使打电话给在东京的阿尔蒙德将军：天亮时派来足够的运输机撤退200名使馆人员去日本。整个白天，穆乔都在请李承晚告知局势发展，但是，穆乔却未被告知总统已下令准备两列火车在天亮前就撤退他本人和政府官员。穆乔后来回忆说：“接下来几个月我不忘李承晚施惠于我的一件事，那就是在我离开汉城之前他就先跑了。”
6月26日，美国人在这个星期一早晨醒来时，发现报纸终于真正关心起朝鲜危机了。《华盛顿邮报》的社论说：“这个国家出于它在亚洲的威望和对朝鲜人的道义责任，投身击退侵略者。”《纽约时报》甚至更强硬：“迄今为止，我们妥协拖延，临时凑合。北朝鲜坦克冲过边界时，我们的时间已为此耗费完了。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丧失勇气，我们就会失去半个世界。”
华盛顿又是一个炎热之日。在椭圆形办公室，乔治·华盛顿肖像下放着一个地球仪，杜鲁门正指着地球仪上的朝鲜，语气严峻地对一位助手说：“这儿是远东的希腊，如果我们现在足够强硬，就不会有任何下一步的事情发生。”
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得克萨斯参议员汤姆·康纳利与杜鲁门在那天临近中午时交谈，杜鲁门并不害怕苏联的反应。“我不会在俄国佬面前像个精神病人那样发抖，我也不会拱手放弃我们的权利和南韩人的权利。”康纳利会认为他不经国会批准就有权派美国军队去朝鲜吗？
这位得克萨斯参议员回答说：“如果强盗闯进了你的家中，你不必跑到警察局去获得批准就可以开枪打死他。你可能会陷进国会冗长的辩论之中而束缚住你的双手完全不能动弹。作为总司令并根据联合国宪章，你可以有权这么干。”
杜鲁门与艾奇逊磋商后，就在正午前发表了他关于朝鲜的第一个正式声明。“蓄意无视维持和平的责任，是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国家所不能容忍之事。”
同时在参议院，共和党人正在攻击民主党人的犹豫不决。新罕布什尔州的斯泰尔斯·布里奇斯说：“这是绥靖主义的道路。”总统应当诱逼俄国摊牌，“我认为共产党情报局太狡猾了，不会冒险与自由世界发生全面规模的武装冲突。”
加利福尼亚州的威廉·诺兰德说：“时间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必须牢记不忘纳粹德国五天之内就压垮了荷兰，两天中就席卷了丹麦。”
康纳利尽管刚刚对杜鲁门作了上述指点，还是敦促他耐心点：“我们已经建立了联合国，当它决定应当采取的行动路线时，比起今天来，我们就会处在更好的位置上去判断我们的责任，决定我们应当干什么。”
诺兰德讥讽地说，“如果苏联人回到联合国安理会，来上一票否决权，他不知道美国会怎么办。”“这位得克萨斯的参议员会认为我们应当坐回去，玩弄手指头，一事无成吗？”尽管怒气冲天，亚瑟·克洛克还是在《纽约时报》上说：很明显，“总统将拥有两党的坚定支持，采取与全国性政策相关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政策。”
甚至就在康纳利和诺兰德正在争论不休时，在白宫，韩国大使约翰·张也在绝望地乞求援助他那被围攻的国家。杜鲁门费力地鼓励这个哭哭泣泣、心神错乱的朝鲜人，他说：“挺住点，正在援助哩。”但是，张大使不放心，记者们也没有杜鲁门的那份信心。有些人认为军事干预朝鲜的风险太大了，朝鲜就要一笔勾销了。《纽约时报》的詹姆斯·雷斯顿报导说首都正淹没在一种冷漠的宿命论感觉中，“此间一些官员认为由联合国建立的朝鲜，无端遭到攻击，为向共产主义的侵略攻势发出挑战提供了最有可能的道义基础。但是，大多数人看来似乎认为在一个天时更有利于共产党人而不利于西方国家的时候，去找一个打仗的地方实在不明智。”
那天晚上，杜鲁门与他的顾问们开会。艾奇逊掌握了会议进程，提议逐渐增加军事行动，发布一道“全力以赴的命令”要海、空军向韩国军队“提供最大可能的支援”，还发布特别命令派第7舰队去防止对台湾的进攻。杜鲁门则走得更远。他说，过去5年中，他已尽一切可能去防止这种危机。现在，他们不得不为朝鲜去干一切他们能够干的事情。“朝鲜正在发生的事情在我看来，就像柏林危机在更大规模上的重演。赤色分子正在试探我们武力的薄弱环节。我们必须迎击他们的威胁，又不卷入一场世界范围的战争。”
他要国防部长约翰逊用保密电话通知麦克阿瑟。“亲自告诉他我的指令。”他应当用他指挥的海、空军力量去支援大韩民国，“但只能在三八线以南。”
杜鲁门的顾问们，包括约翰逊部长，通过了所有的建议，于是，会议在充满信心的感觉中结束了。杜鲁门诚挚地对艾奇逊说：“我当了5年多点时间的总统，我还花了5年时间去避免做出像我今晚不得不做出的那样的决定。我想叫你知道的是，这个决定并非只是为了朝鲜。这个决定也是为了联合国本身。”
正是这个决定叫许多注意华盛顿情况的观察家们大吃一惊，他们并不了解杜鲁门和头号冷战斗士艾奇逊的亲密关系。他们是古怪的一对儿。杜鲁门是来自密苏里一个小镇好动不安的前服装零售商，曾经每天晚上都在水槽里洗他自己的袜子，而那位艾奇逊则是来自哈佛大学的一流外交官，无论说话还是写文章都讲究优雅。有条理又直率的杜鲁门正放心地让艾奇逊处理外交事务，而艾奇逊把杜鲁门看作是“我的总统”，正在以极大的敬意忠心耿耿地为他服务。就是这么古怪的一对儿正在合伙创造历史。
第3章 “炸桥啦！”
作者： 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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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28日）
1
当参议员诺兰德和康纳利正在参议院争辩时，而在汉城，国防部长申善模正在敲李总统卧室的门。这是6月27日凌晨2点，李夫人感到准有不祥之事发生。“阁下”，申激动地说：“我们必须离开汉城！”
“不！”李把门敲得呼呼直响气愤地喊道“誓死保卫汉城！我决不离开！”几分钟后，一位警官到了。他递给总统一份报告：坦克已到达市郊。这下子，李匆忙穿起衣服，没觉察到这个报告是个计策。他与顾问们见面时，表示同意撤离首都。一位前总理敦促他们到汉江的南岸，然后把桥炸掉。这将不仅阻止朝鲜人民军过江而且迫使韩国军队在首都作战。
他们决定在早上7点用一专列疏散政府高级官员及其家眷。普通官员将在一个小时后乘第二列火车离开。总统一行整理行装。大约4点钟乘车穿过漆黑一团的街道奔往火车站的专列。不久，专列过了汉江直驶大田。
外交部长卞荣泰和另外两位官员准备去美国大使馆，告诉穆乔他们对李承晚内阁会议决定表示不满。他们发现大使馆正在焚毁绝密文件，火光熊熊。大厅里面乱七八糟地放着箱子和旅行包。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们正在用钍炸弹破坏译码机器，精力旺盛的警卫官员亲自抡起大锤砸碎电话交换机。他们要干什么？卞问穆乔，穆乔面色镇静，没有做明确的劝告但向他们保证他不会离开汉城。
大使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如果他让他的手下人被北朝鲜人抓住，他将受到严厉谴责。但如果他让他们走得太早，他也会遭到非难。大约清晨5点，穆乔，一位实干者，决定撤离所有人员，他本人和少数几个志愿者除外。一小时后，他打电报给国务院说李承晚和大多数内阁成员已离开，“我建议与少数几个志愿者继续留在汉城直至最后关头。”但他接到命令“在无法安全脱身之前”加入李承晚的队伍。
火车站里几乎一片惊慌。上午7点，内阁成员的专列拥挤不堪，有许多人爬到车厢顶上。而高级官员却没几位上了车，大多都被那些坚持带走家财的夫人们拖延了。
韩国官员百姓都在慌乱地打算逃跑。那些错过了头班车的人们正准备乘8点钟的专列，但站长拒绝发车，原因是他没有接到命令。谁都找不到交通部长。北朝鲜飞机撒的传单满街都是，要南朝鲜投降了事。国防部长申善模担心如果士兵们知道他们的政府已经逃跑就不会作战了。他还担心数以百万计的老百姓会堵塞汉江大桥。因此在上午10点广播了一个称政府仍在指挥，没有离开城市的声明。这一招儿具有戏剧性的效果。秩序相对地恢复，许多人放心地回家了。
但是负责公布消息的头目听到这个弥天大谎被激怒了。他给申打电话表示抗议。国防部长答应更正报导并在上午11点HLKA广播电台宣布政府的一部分人已经离开了，不过，包括副总统在内的一些人还留在汉城。但是行使职责的政府却没有了。
上午11点40分，李承晚的火车到达了大邱，此地在汉城东南150多英里。他踏上站台时显得憔悴。“我犯了平生大错，”他说。他的顾问试图使他平静下来，但他死倔不听。他非得回去不可。一小时内，火车向北开去。李夫人关心他的身体，递给他一杯茶，但他没理睬，双目紧盯着窗外。“我们一到水原，”他喃喃地说，“就能乘小汽车返回汉城。”当火车返回途中到达大田时，交通部长告诉他汉城已落入“赤色分子”手中。李承晚和他的随行人员进入站长室短暂休息；在那儿，总统听穆乔的助手说联合国通过了谴责北朝鲜的决议，杜鲁门总统将派遣军事力量。李承晚由悲转喜，决定将南朝鲜的第六大城市大田当作他的临时首都。
穆乔已经通知其他外国外交官们说美国人正在乘飞机撤离。法国代办让他的妻儿和美国妇女一起离开，但由于许多法国公民，尤其是天主教教士拒绝离开，他本人因此决定留下。英国公使维维安·霍尔特，一位单身汉，也拒不离开。当罗马教廷驻朝鲜宗座代表帕特里克·伯恩主教听说所有剩下来的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