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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30日，威斯特摩兰终于看到了近在面前的冰山。他刚刚得到几份警告，是西贡周围地区美军司令根据信号情报而发出的。通过截获情报、情报分析和刚刚接到的测向发现。司令官弗雷德里克（。韦安德少将相信，一次大规模进攻已迫在眉睫。威斯特摩兰立即取消了他先前已经发出的春节停火令，并命令“立即生效：所有部队恢复强化的军事行动，部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一份中情局报告分析说：“毫无疑义，这些战备行动使西贡和西贡美军免遭灭顶之灾。”
那天夜里，戴夫。帕克斯觉得有些异乎寻常。“午夜12点，敌人的所有无线电全部寂静无声，”他说，“就像有人关掉电灯一样——‘再也听不到’任何频率。
现在，我吓得要死。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军事单位无线电全部关闭只有一个原因：他们正在搞一些鬼名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正在向被指定的目标运动。“
一个同事是第二次在越南服役，他对帕克斯说：“如果真要出现什么情况，也会在凌晨3 点——我们不妨睡一会儿。”“还真让他给说对了，”帕克斯说，“凌晨整3 点，我们吓得屁滚尿流……只是，进攻的规模和强度出乎我们的意料2 ”
大约同一时间，在隆平的第856 无线电研究部队遭到轰炸，他们在几周前曾尽力警告威斯特摩兰：即将发生袭击。“他们隐藏在这个地区的隧道里和散兵坑中达两周之久，等待河内的命令，”威廉工。罗说，“在以后的两个半小时，越共对我们的掩体防线和环形防线的阵地发动了搜索性进攻……我的大部分同事都在作战工事里，点燃炸药包和燃烧手榴弹，破坏掉所有的档案室、设备（无线电和接收机）、地图和报告——所有的东西都不能落入敌人手中。”
这场进攻来势汹汹。“每当他们进攻时，”罗说，“都有一些人被挂在铁丝网上。每次他们进攻，我们都会发疯，高喊着咒语，冲出去迎击他们，他们一旦接近，就开火、开火。敌人尸体一个压一个，在铁丝网前堆成一个小丘。正面进攻又持续了两个小时。每次胜利之后，我们都在掩体防线内走来走去，紧张地等待下一次进攻。每次进攻后，敌尸堆成的小丘就越来越高。”
战斗在继续着，罗的部队弹药渐渐耗尽。“那些没有大声骂街的人在祈祷，准备近战。我们知道，如果搞不到更多弹药，那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要进行一对一的肉搏战。”要求信号情报兵不到关键时刻不要开火，以节约弹药。“当我们不能继续等待下去时，”罗说，“我们开始冲向铁丝网，与他们迎头相对。”不久之后，六架武装直升机飞来援救。然而，酣战持续了数天。战斗结束时，敌兵尸体在监听站周围堆成五排。推土机把约四百具越共尸体推进右侧和掩体防线前面的低洼排水区。
加里布赖特又矮又胖，长着一头浅黄色头发。他是陆军准尉。他在西贡的王子饭店被床边的电话铃响声惊醒。时间是凌晨2 点30分。“他们击中了大使馆和大楼，机场正遭到袭击，”一个激动不已的声音说道，“我要去炸掉转换器。”电话是一名中士打来的。他负责国家安全局新建的自动安全通话转换器。转换器设置在新山一空军基地的驻越军援司令部大院内。转换器是西贡与华盛顿间绝密电话的关键连接处。中士担心这些设施和所有机密设备会很快被缴去。负责转换器的布赖特告诉士兵准备好，等待摧毁命令；但是，在他到达之前，禁止拉下插头。
布赖特迅速穿上棕黄色制服，抓过他的眼镜，跑下三段楼梯，登上吉普车。
“我们上车后，我装好滑膛枪——口径为0。45英寸的一种冲锋枪——的弹药并盯着大街，”他说。布赖特和其同事沿主要交通动脉“庄园大街”冲下去，一直到驻越军援司令部大院。当他在法国赛马场附近的环形交叉口环行时，他们超过另一辆开着车灯的吉普。数秒钟后，布赖特听到巨大的爆炸声，回头一看，第二辆吉普被摧毁，燃起大火。然后，他开始遭到赛马场墙顶的火力攻击，子弹打进他的车身。布赖特转过身，用机关枪还击，把一些越共射手从墙头上打了下来。
在到达转换器处时，布赖特开始准备紧急摧毁。不一会儿，美国大使馆打来电话。“越共在第2 层楼，”布赖特说。打电话的人喊起来，担心敌军会很快缴去敏感的通讯系统和机密设备。更为糟糕的是，大使馆没有设备，所以叫布赖特送过去一些。“我接着打去电话，告诉他们，要出来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到市中心他们那儿，”布赖特回忆说，“我告诉他们，如果毁坏设备，就开枪射击，尽可能破坏交换器。”
在我ffJ 被袭击之时，“牛津”号船员正在曼谷狂欢。“牛津”号直到2 月1号才返航，即在敌军发起越战最大规模的攻势之后的那天。
在整个越南，从北部的顺化到南部的西贡，战斗同时打响。2 月13日，在浓烈刺鼻的火药烟雾开始消散之时，4000名美国士兵被杀，5000名南越士兵和58000 名北越士兵阵亡。虽然美国最终挡住了春节攻势，但美国公众现在认识到，他们为了一场无休止的战争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
在春节攻势当中，惟一的胜利者是国家安全局。在所有情报机构中，只有它能在适当的时间发出准确警告。情报没有被更快地利用，这是在西贡和华盛顿的威斯特摩兰将军以及政治家的过错。他们不重视与他们对战争的乐观估计和美妙数字不一致的任何东西。“只有国家安全局坚持美国情报机构应当提出的警告”，1998年中情局对越战的评论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评论对中情局自己的情报工作仅做了一般性的评价。“通讯情报常常能使有关人员更好地理解敌军力量和意图，这远远胜过特工报告、囚犯供录、截获的文件，或根据这些得出的分析结论。但是，在华盛顿，信号情报提供的警告显然没有给高级情报官员和决策者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最后，中情局的研究做出结论，“高级情报官员和决策官员以及军方领导人在两个重要方面犯有错误：其一是由于担心可能出现政治僵局，从而导致对敌人战斗命令的客观评估出现偏差；其二是忽视国家安全局和西贡站的警告，因为这些警告和官员们以前对敌人战略的定位不一致。”
马歇尔。卡特局长对他管辖的部门的表现甚为满意。1968年5 月8 日，他给前总统哈里。杜鲁门发去电报，祝贺他84岁大寿。“国家安全局表示最衷心的祝贺和热忱的希望，”他写道，“你将回忆起1952年建立国家安全局的情景，我们将继续努力，完成你在那时给我们制定的目标。”
回到华盛顿之后，林登。约翰逊被新闻界比做小比格霍恩战役的乔治。卡斯特将军。在激战结束后的一个月，他宣布，在即将到来的总统竞选中，他不再成为候选人。在越南，突然之间，美国军队开始认识到：战争虽未结束，他们的失败已成定局。
春节后，一些士兵已经成为行尸走向。在一次战斗后，一名受伤美国士兵和两名受伤越共分子被带到名叫斯特凡妮的重火力点的救护所。美国士兵经抢救无效死亡后，一名陆军军医去喝啤酒。那两名越共，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年轻的儿子，任凭流血致死。
戴夫。帕克斯正在附近忙着摆弄他的波德测向仪。“没人理会他们的伤口，”
他说，“年轻的那个尽管有几处胸伤，左腿膝关节以下几乎被子弹打成两节，但还是很警觉。当我稍停片刻，审视他的眼睛时，我们相互注视着对方的眼睛。他的眼睛里流露着恐惧和痛苦。那个老家伙已经气息奄奄。他的双眼有病，半睁半闭……
没有帮助的话，他们谁都不会活下去。甚至我自己未经训练的眼睛也能看得出来。“
帕克斯希望军医能给他们诊治。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回头看到没有人理睬他们。“我站起身，向他们走过去，希望看到他们已经死去，”他说，“老一些的已经死去，双眼已经起蒙，但死未瞑目。那个年轻的还活着，但不像原来那样警觉；当我靠近时，他那黑色的双眼立即死死盯住我。我感到需要为他做些事情；似乎那军医已经忘掉了这两个人。”
帕克斯抓过一个水壶，要给这个年轻越共一些水喝，但又想到，他应当问一下军医，给他水喝是否合适。“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对他无动于衷……”帕克斯说，“我发现掩体内的军医喝着温啤酒，就问他对那两个越共怎么办，我还说，一个好像已经死了。‘这些该死的越共，’他对我骂着，声音越来越高。‘别理会那些混蛋，他们只能死得快些，因为我不愿摸那些肮脏的杂种！”帕克斯对军医的反应感到莫名其妙，又回到受伤的年轻人身旁。
“低头看看这两个越共，”帕克斯继续说，“我明白了，军医完全清楚他们的处境。他在让他们等死；这是他对死去美国人的报答。我花了点时间打量着这个年轻的越共。他的双眼现在像是更加黯淡，苍蝇布满了他的伤口。我跪在他身旁，轰赶着苍蝇，但并不见效。‘这个混蛋东西，’我心里想着那个军医，暗暗说道。我把担架放到阴凉处。我从那个老家伙衬衣上撕下一个方块，用我水壶里的水把它浸湿。我用它擦那个小伙子的前额、胸的上部和两臂。”
帕克斯想让旁边的陆军上尉帮忙。“先生，那两个一道来的越共，其中一个还活着。如果不采取措施，他可能就没命了。中士说，他决不会碰他一下。‘上尉看着我，又朝救护所望去，然后又看着我。他说：”如果我是你，专家先生，我会躲他妈的远点。中士在那边负有责任，你可能有一天会需要他的服务。让他管理他的救护所，不管用他妈的什么方法，只要他认为合适就好了！’“这可不是我想要的答复。尽管这个人的潜台词明白无误。那个上尉是个好人，或许有一天也需要中士的服务，所以他不会自找倒霉。被击败之后，我只好回到自己的战场，回到自己负责的战区。夕阳西下时，那个年轻越共永远闭上了他的双眼。
“那天的事情已经伴随着我度过了三十多年，而且它还会伴着我度过我的后半生……那个年轻越共成为我内心的包袱。我那时哪怕上天人地也应为他竭尽全力，但我却没能挽救他的性命。”
春节攻势之后，这场战争就像那个年轻的越共一样开始缓慢地消逝了。转年，国家安全局把信号情报船撤出了越南，然后拆毁了整个舰队。“30年后，我对‘牛津’号的记忆是，”理查德。E。小克尔说，“我们向海军安全处和海军作战部部长证明，在海上这样的作战方式……陈旧过时。你不可能把大批的海军安全处人员与借懂的军官和船员们组合起来。所有的船只……都太慢，太陈旧，因此没有理由把它们用于紧张战斗……‘自由’号和‘普韦布洛’号船事件（1967年和1968年）已经使这种计划受到威胁。越南于1968年陷落，信号情报舰队于1969年随之了结。”
当时，主要由于越南战争的原因，国家安全局的密码机构变得十分庞大，人员多达95000 名，几乎是中情局的5 倍。仅在东南亚，国家安全局就有10000 名分析人员和情报截获员。此外，安全局的预算变得如此之大，甚至卡特称之为“像巨大的魔鬼”。
1969年7 月的最后一天，卡特退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