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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性发现已经不可能了。留给我们的，只有大量基于事实的推断，以及被唯一一个车夫证明的巴恪思的话。
编者序（10）
特雷弗…罗珀的研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忽略事实；他没有说到曾经跟任何一个认识巴恪思的中国人或满族人取证过。他写《北京隐士》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要展开采访可以说不可能，但他可以找到原来住在北京，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离开中国的人来访问。他们完全可以证实或者推翻巴恪思的说法，但现在机会已经丧失了。
特雷弗…罗珀在《北京隐士》中写到，起初他将《DM》拿给两位学者，一位是英文教授，一位是历史学教授。两个人看过手稿之后都认为是一部价值很高、有轰动效应的作品。但后来特雷弗…罗珀归结为他们受了蒙骗，因为他们不知道巴恪思实际上是个什么样的人。看似他后来也没有再咨询这些学者或者其他相关的历史学家作为跟进。但从历史价值来说，这本书至少值得再次探讨。
巴恪思在几种语言间引用典故时堪称完美，没有参阅任何资料，很显然从这一点看他的记忆力堪比照相机。我们还可以确定的是，他对北京及当地人的了解比任何一个同时代的外国人都深，他对事件的描述也很符合当时的情况。
现在回过头看，特雷弗…罗珀对巴恪思的评价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显得刻薄狭隘。正如历史学家罗伯特·奥德里奇（Robert Aldrich）所说，特雷弗…罗珀“对于巴恪思那些情欲描写显然读都不愿意读，这使得他的判断值得推敲。”Aldrich； Robert。 《殖民主义和同性恋》（Colonialism and Homosexuality）。London：Routledge，2004。 看来特雷弗…罗珀不能容忍巴恪思的性取向以及反英倾向，他的传记其实就是对巴恪思一整套系统的谴责，不愿意承认他有可能在任何一方面讲的是实情。
然而巴恪思的性格远远复杂得多。我们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话，但如果不做必要的历史分析就把他全部否定，同样也是愚蠢的。他的作品——尤其是《DM》——需要我们利用所有能找到的理据，将他的逐条说法仔细核证。
从他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了解很多信息，即使其中有些细节是虚构的。巴恪思的历史价值类似马可波罗。他可能像马可波罗一样，过分渲染自己的重要性，或者在记载中国历史时，即使自己不在现场，也要把自己加进去。但这样一部编年史使我们仿佛身临帝制末年的中国，让我们走近像慈禧这样谜一般的人物，是有一定价值的。无论从什么角度说，《DM》都是一部不同寻常的作品。
巴恪思写《DM》和《往日已逝》的目的，似乎并不是为了耸人听闻或自夸自大，而是作为回忆，告诉读者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两段时间，一在英国，一在中国，他可以暂时无须顾忌和羞耻地爱男人，同时被他们爱。但他的作品的确耸人听闻。他想挑战读者的接受力，尤其在性方面，不遗余力的描写让人想到巴罗斯（Burroughs）的《赤裸的午餐》（Naked Lunch），那本书是1959年、几乎是二十年之后才出版。书里很多地方，巴恪思看似对他所描写的纵欲场景十分陶醉。例如第十章，他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描写亚洲和欧洲人兽性交的相似之处，这简直让最有忍耐力的读者都觉得不堪忍受。他的态度自始至终都很坚决：这是他想讲的故事，要讲就讲个痛快。
但这又不是纯粹的情色书，除了其中的轰动效应之外，它还有文学方面的意义。他这本最后的著作，是对清朝的颂歌；写给一个逝去时代的性爱情书。我本人并不认为此书在编造事实，即使是，也是一个渊博的语言天才花了无数心血写出的一部令人惊叹的历史小说。正如意大利外交家丹尼尔·瓦雷（Daniele Vare）曾经说过的：“埃蒙德·巴恪思爵士足以和翻译奥西恩（Ossian）诗歌的文学家相比。瓦雷的评论（《皇后的最后日子》（The Last of the Empresses）。London： John Murray，1936。）指的是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 1736…1796），因为成功将盖尔语诗人奥西恩的诗歌翻译成英语而出名。奥西恩的著作在18世纪很流行，长时间里都有人质疑是否可信。现在的共识是，这些作品很有可能是基于许多真实材料上，但为了统一成一种叙述方式，麦克弗森改了名字，通过自己的润色大大改编了原著。”他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显得如此优雅。
仅仅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待他的文学价值，就好像片面看待他其他方面一样，都只考虑了一半。写这样一部显示他中文修养的作品，他自然会有意识地同时模仿英文和中文的文字风格。巴恪思作品同期流传在北京同性恋文人中的《花谱》，就是这种叙述文风的一个例子。这些文章多和《DM》一样，是作者以自己曾“猎获”的对象为线索，结构松散。在评述心爱的戏子伶人时，刻意表现自己的独特眼光以及高贵的社会身份。巴恪思居住在北京期间，这种文风十分盛行，巴恪思在写这部颇有自恋意味的北京自传时采用这种写作方法，也不奇怪。
在中文版《DM》的序言中，小说家、译者王笑歌也谈到了巴恪思在中国文学传统的位置。她认为在本书情色冲击的表面下，隐藏着中国式的“黍离之悲”。从这个意义上，它和情色经典作品《金瓶梅》颇有相似之处：
比如《金瓶梅》，艳名远播，但是识者如袁宏道、鲁迅见其“描摹世态，见其炎凉”，“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故将之归为“世情书”。这就是透过三级之幕，洞悉黍离之悲。
以译者之见，此种黍离之悲，正是本书与《金瓶梅》神似之处，亦是本书的精华所在。虽然情色满眼、真假莫辨会影响世人对于此书的接受，但是有此深邃之悲情，《DM》就具备了长久的价值。
我们非常欣喜能将这部传记最终付梓，巴恪思生前十分希望能够出版它。我的目的是尽最大可能还他以公平，这是休·特雷弗…罗珀从未做到的；同时证明，从同样一系列事实上我们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就本书的意义，巴恪思用无法模仿、理据充沛的语言为自己的作品做了最好的辩护：
如果没有想象，记忆全无用处。想象是不可知论者对于永恒的真实颂歌，它用青春的晚霞照亮逝去的时光。这些关于过去的美好幻景，即使不能让人生活得更美好，至少可以助人面对生活的煎熬。“活过，爱过”：我复何言？
——Derek Sandhaus
（Decadence Mandchoue Earnshaw Books）出版公司编辑
译者序（1）
相信本书的读者会和译者一样，经历下面的阅读之旅：初则为其深度、广度惊人的情色信息冲击，感觉天翻地覆，心、脑茫然；大浪涌过之后，留于心底的，却是中国式的黍离之悲，它纯粹而灵性，超越了沉重的肉身。
由此，冒着过誉的危险，译者愿意把《DM》称为当代的《金瓶梅》。
下面分四个部分，讲述译者的所见所感。一、 名人之性爱
男男、男女性事，受虐、虐待，口部、肛部行事，人兽行事，形式丰富多彩，描写明确直白，译者估计，全本的《金瓶梅》也不过如此。乍见之下，实在震撼。
更加让人惊叹的是，这些性事、爱事的主角常常是中国历史、外国历史上的名人。
作者着墨最多的乃是慈禧太后。这位统治中国近五十年的人物，乃是此书的女主角。书中情色内容的大半，即是对于慈禧性生活的描写。慈禧的搭档，是林林总总的男性。与之相偕出镜次数最多的，正是本书作者。此人系英国爵士、学者，一生中的大半时间工作、生活于京师（后改名为北平），1944年七十一岁时在此离世。作者曾为《泰晤士报》、北京大学、英国领事馆工作，出版过学术和通俗著作，因此亦非无名之辈——虽然在此前，译者并未听说过此位人物。与作者“同情”诸人之中，最著名者，当是清廷重臣荣禄。虽然书中并无正面描写，但是二人的精神、肉体之爱亦反复被提及。
清室的几位皇帝也各有特点。嘉庆喜好同性，横死之时，正与男宠行事；同治出入风月场所，染上梅毒，不治身亡；光绪亦有同性之好。
因为本书作者的同性取向，男同的事例遂令人目不暇接。嘉庆、光绪故事尚属耳闻，作者亲历的喜好同性或双性的皇亲国戚足有几十位。宫中众位太监，如李莲英这样名噪一时的人物，几乎都乐于此道。作者并提及其他古代、当代的名人同好，如王尔德、米开朗基罗、苏格拉底、恺撒、黎留塞主教、张勋等等的此类轶事，不一而足。
相形之下，除了作者与慈禧，男女之事反倒少见。不过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与其仆从约翰·布朗之恋）、法国总统福尔（与妓女行事时中风死去）、英国人赫德（曾长期担任清朝的海关总税务司）等等，也都是重磅人物。
与男女之事同样数量不多，却奇异得很多很多的，乃是人兽行事。乐于此道者，包括李莲英等太监、某些与宣统皇帝同辈的贵族。人虽名气不大，有此与常人迥异之能，连本书作者都感觉不适，译者更是瞠目难言了。
如此种种，可以概括为名人的“月之暗面”。自然，这些人并非清心寡欲之善男信女，但是，人们此前对于他们的认知，总是局限于比如说慈禧的政治举措、苏格拉底的言辞思想。其中某些人、事，比如同治的非正常死亡、王尔德的同性之好，在坊间多有流传，但只是涓涓细流，今日忽而成为汪洋大海，难免令人恍惚。读者看惯了虽有圆缺、却总归是正面的月色，忽然被暗面笼罩，会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本书与《金瓶梅》情调有种种相似，这是最夺人耳目的一种。如所周知，《金瓶梅》作为情色作品的名气实在太大，掩盖了其杰出小说之名。读者看到《DM》，第一印象恐怕也只会是上文所述名人之性爱。
不过，再震撼的景致供应过量之后，也难免令人疲劳。所幸，本书的性爱作为前景固然出彩，背景所展现的时代一样颇有可观之处。二、 清末人物、国政与风俗
译者序（2）
清代末期既是多欲之秋，亦是多事之秋。本书叙及，慈禧一身所系，从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入京、珍妃之死、西行逃难，到宫廷起居、光绪的幽禁生活、光绪与慈禧之死、东陵被盗掘，无一事不引人注目，几乎在在关涉重大——不仅是当事者的存殁悲喜，更是中国亿万小民命运改变的源头。作者以接近政治最高层之利，在本书中或直接白描、或通过相关人物口述，为诸事提供了真切的细节、独特的视角。
以光绪皇帝为例。此人一生，乃是慈禧威压之下的傀儡，但毕竟是一国之君，行止值得关注。本书作者叙及两次与他相见，时间不长，却亦展现出其人性格。从光绪之言语、神态判断，其确知本书作者与慈禧的暧昧关系，但是交谈之间，光绪只是以“私下”、“秘密”等词暗示，并不明言——应该是无此胆量——对于慈禧的命令，其唯唯诺诺之态难以掩饰，所以译者有此推测。不用说，慈禧及其手下对于光绪非常轻蔑，李莲英即曾在背后直呼“载湉”，本书作者也以“乡下人”蔑称之，他的同性取向，甚至是否有性能力，也是人们议论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