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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他比柯辰看起来更有内容，年龄这个东西，很容易让男人更有魅力。
说实话，在得知自己被分到王老师小课组的时候，心里并不十分欢喜，他对学生的苛刻是出了名的。虽然懂得“严师出高徒”的道理，但还是喜欢遇到要求不太高的老师，得过且过地享受我的青春岁月。
刚开始上课，王老师就要求我们每天看新闻、听广播，还要把听到的内容记下来，上课念给他听。每星期还要在小课上背诵一首唐诗或者宋词，还要加上手势。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过四级自不必说，坚持练声也必须做到，最离谱的是，他要我们每人买一张世界地图，没事就看看，理由是：播新闻的时候，好知道那事情发生在哪儿。
大二（上）三（2）
刚开始的一段时间，我们组的同学都觉得有这样的小课老师是一种不小的折磨。而隔壁组就轻松了很多，他们老师就没那么多要求，只是喜欢占用上课时间讲讲自己可爱的女儿而已。虽然，学专业的时间总听老师念叨她女儿也不太舒服，但总比我们被王老师折腾得昏天黑地未老先衰强。为了课上念的新闻，我们常边听新闻边奋笔疾书，就是偷懒不听新闻，也得买来报纸，把大片的新闻内容抄到本子上，伪装成听的。最让我反感的是站在个狭小的屋子里背古诗，还要手势。好多次，他因为我不愿意大声念诗而整治我，最狠的一着是：他让陈睿站在走廊，关上门，然后让我大声喊她的名字，直到她听见，被我喊进来为止。他还曾经在课间问我：“你平时穿得乱七八糟的，跟要饭的似的，你都没不好意思。为什么不愿意大声念诗呢？”气得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要不是我老师，我真想一拳把他打倒。
直到很久以后，我还是不愿意大声念诗，我就是觉得傻。但我逐渐对王老师有了很好的印象，他的确是个特殊的人。他对许多问题都有一针见血甚至有些偏执的看法。多数时候他眉头紧锁，偶尔一笑让人猝不及防，那笑容是绽放式的，像一朵骄傲的玫瑰，开得夸张、恣意，甚至像一种表演。有时候，我愿意盯着他的脸，等待那种突然的咧嘴。在学校里见到他，我会很远很远就高喊“王老师好”，等待他督促我去练声。有一次，他要给我们看一期他觉得很好的节目，小课教室只能看录像带，不能看VCD，于是他把他的笔记本电脑带来了。桌面是他和一个女人的合影，两个人都穿着臃肿的羽绒服，站在苍茫的雪山下边。他说是在西藏照的。看不清那女人的模样，因为他们脸上都是那种绽放式的笑。同学们都说那女的挺漂亮，我没说。那一刻我心里想的竟是：她好像没我漂亮！
我情不自禁有点喜欢他了，只是那种喜欢好像没有杂念，我也说不清楚。
大二（上）四（1）
沈眉的北戴河之行在平淡中结束。据她说，他俩相处得很好，但海滩实在是没什么可看的。很让她生气的是，她们住的宾馆有个很好奇的服务员。那服务员问沈眉：“和你一块的那男的是日本或者韩国的吧？”沈眉告诉她是韩国的。结果那人竟然充满鄙夷地又问了句“那你呢？你是中国大陆的吧？”好像她不是中国大陆的一样。
两周以后，沈眉得到了一个更倒霉的消息：她还得再去一次，原因是李雷老师要带我们班秋游，地点——北戴河。
班会上，李雷老师用标准的男中音告诉我们，秋游的地点已经定下来了，是北戴河。时间：三天两夜。费用：每人四十块钱，班费出。没有特殊情况的必须参加，这是集体活动。 我们班还没集体去过外地。从前的集体出游都在北京市内。虽然大家都觉得十月份去北戴河没什么意思，但对集体出去狂闹还是有兴趣的。因为李雷老师说，“出去就要好好玩，会办一个篝火晚会，有很多的海鲜，可以带想带的任何娱乐工具，可以整夜不睡，可以无法无天。总之，除了男女单独整晚独处，怎么都可以！”一个播音专业的老师想把这些话说得诱人，还不是易如反掌，更何况年轻人都喜欢玩，除了沈眉表情复杂外，大家都还挺高兴的。但考虑到三天两夜的行程，再外加来回的火车，还是觉得四十元的费用很不现实。有同学问：“住宿标准不会太差吧？”“不是走去吧？”李雷老师满脸得意地告诉大家：“俩人一个屋，标准间。二十四小时热水，空调随便吹。”在提到空调时还用了强调的口气，好像十月份空调利用率很高，或者我们都没见过空调似的。李雷老师话音刚落，就听到一个男低音说：“一个空调有什么可激动的！”好像是林也。
周五没课，加上周六周日两个休息日，我们的北戴河之行就在这三天。
第一天
李雷老师要求中午十二点五十在北京站集合，于是我们十一点起床收拾行装。考虑到标准间的条件就没带牙刷、牙杯，只装了毛巾、擦脸油，简单收拾了换洗的衣服就出发了。坐公车又倒地铁终于来到了火车站。到了就发现全班七十多人几乎都到了，一人一个大包，嬉皮笑脸地在那儿打打闹闹，跟知青返城似的。
终于上了火车。我们几乎填满了整个车厢，其他几个与我们无关的乘客满脸悲愤。
我们班有个秦皇岛人。她每次回家都坐火车，两个小时就到家了，让我很是羡慕。上了车，她说她从没坐过这趟车，怀疑是慢车。要我说，那简直是一定的，凭什么四十块钱连吃带住，还给你快车坐啊！
火车在我们的吵闹中有些不耐烦地开了，有人迫不及待地找出扑克开始聚众赌博。一个老迈的男性列车员走进来。我不知道铁路上的人退休年龄是多少，但看起来他好像有七十多了，让我生出些“尚能饭否”的怀疑。老人清了清嗓子，说：“同学们，听说你们是大学生。我很高兴有这么多知识分子乘坐我们的列车，欢迎大家，祝大家旅途愉快。”李雷老师在学校常常教育我们：“别人拿你当人，自己别拿自己当人，要知道自己姓甚名谁！”忽然听到有人不仅把我们当人，还把我们当知识分子，自然感到十分激动。大家对老列车员报以热烈的掌声。
车的速度好像不是很快，因为车窗外的景色不是风驰电掣地呼啸而去，而是慢悠悠地晃荡出我的视线。比较夸张的是，我看见铁路外一个人在慢跑，然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俩好像是相对静止的，半天半天，我坐的车才领先了他一段距离。
开了也就十分钟，车停了。老列车员进来报了站名，说了一段很有文采的话，表情极度眉飞色舞。只可惜我现在只能想起他当时的神态，对他说的话除了几个结构助词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总之是火车停停走走，一步三回头，老列车员也尽职尽责好像有点乐此不疲地报着站名。他每次一来，同学们都暂时放下手中的扑克，专心致志地听他讲话。两方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他也越说越来劲儿，每次讲话都加进很多完全与服务用语无关的、很主观的话。我觉得我们坐在那儿很像是他的歌迷会，要是配上荧光棒，效果就更好了。现在想起来，可能是比较专注于他的讲话，忘记了那些从前没有听说过的站名，只记得其中一个听起来很刺激的——狼窝铺。
刚刚开车的时候，大家大都以宿舍为单位就座，没多久就重新按照地域而排列组合了。因为还是同一个地方打牌的方法比较相同。这中间，很大的两股势力就是东北帮和四川帮，两帮人口总和已经超过班级人数的一半。整个车厢随时会传出“哎呀妈呀，这牌咋这么小呢”和“你出的啥子嘛”。如果小课老师们看到我们这么原形毕露地叫嚣，肯定会痛心疾首的。 我们宿舍北方人比较多。南方的小悠跑到四川帮去凑热闹，而同样来自南方的沈眉则主动留在了东北帮的阵营。但我们宿舍谁也没料想到旅途的漫长，所以没带足够的食物，总是极其无耻地到其他牌桌上装作聊天顺手牵羊。估计这次回来没人再愿意和我们宿舍的人打交道了。
五个小时之后，火车忸忸怩怩地到达了目的地。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老列车员，踏上了北戴河的土地。这是我第一次来这儿，看着傍晚的城市，想起的一句古诗是“一片孤城万仞山”。虽然这里没有山，却的确是一片孤城。天快要黑了，城市好像没有人，很冷清。一辆大巴送我们到宾馆。路上的风景像经过拷贝一样千篇一律，相同的房子，相似的街道，让人疑窦丛生。如果是坐出租车，我会怀疑司机是否故意拉着我在相同的地方绕了几圈。
大二（上）四（2）
到了宾馆，才发现所谓的宾馆其实就是个招待所。前台昏暗的灯光让人想起鬼鬼祟祟这个词。没有时间看看房间，就到了集合吃饭的时间，那种紧迫的感觉让人回忆起军训的日子。到了餐厅，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虽然住宿条件比想像中差些，但满桌丰盛的饭菜还是很让人向往。我们自由组合十人一桌，谁也没跟谁客气地开始了咀嚼。吃到嘴里才发现，这里的菜像这里的房子一样千篇一律，每一个都差不多味道，而且不冷不热，温的。当有人问到“为什么没有海鲜”的时候，服务员的回答是“怕有人过敏”。这是我听过的最堂皇的谎言。
胡乱往胃里塞了些东西后，疲惫地回到房间。我和夕平住一间，我们宿舍另外四个住在对面的两间房里，都是一楼。进屋两分钟以后，感觉到彻骨的寒冷。我直奔李雷老师事先强调过的空调，发现断电的空调孤零零地挂在那儿，周围没有插线板，也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表示它可以被打开。我喊来夕平，我俩在空调附近做了一系列调查，发现它的存在除了看着是那么回事以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是在我俩冥思苦想该如何让它工作时急得出了点汗，或许达到了取暖的目的。夕平偏不信邪，喊来服务员，问她怎么开空调。服务员满脸不屑地说：“这儿的空调都开不开。”好像地球人都知道空调是个工艺品似的。
我正在想为什么不能用还每个屋都有，难道真是为了好看吗？忽然，罗米气急败坏地走进房间。她直奔卫生间，然后绝望地喊我的名字。我冲进去，发现卫生间里没有淋浴器，却赫然装着个浴盆。洗手池上空空的，不见牙刷、香皂的踪影。罗米愤然地说：“我们屋也什么都没有。”我感觉到一种叫做绝望的东西袭上心头。
我们六个不得不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在北戴河街头，寻找卖牙刷、香皂、纸巾的地方。终于找到一家无比小的杂货铺，发现里边所有的东西都很便宜。我们买了许多东西，一共才花了二十多块钱。女主人每句话的结尾都拖得老长还明显地上绕，让我想起鱼尾巴，不愧是靠海的地方。
回到宾馆才发现，便宜的理由是这样的：牙刷的毛像鞋刷那么有气节，宁折不弯；牙膏像面粉一样，在嘴里十分干爽；纸巾可能是砂纸厂多种经营的产品，一不小心就起到去死皮的作用。
屋里的电视是那种老式的，不用遥控器，用手就可以调台。一共有八个频道。我按遍了八个频道，发现有两个可以看。然后我想起冬天，因为电视屏幕上全是雪花。
对面罗米屋里的电视可以清晰地看三个台，于是我和夕平跑到她们屋去看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