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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室的小不点儿们，都在看着自己室主任的心气。失去了熟悉环境的氛围后，他们显得惶惶不安，人浮躁得可以。
我担心这样一种紊乱的情绪，会造成散兵游勇的混乱，更怕自己忙外面的事情时，大少等人会因此雪上加霜。所以，临走前，我要做做工作，提点要求，也讲讲思路。
会上我嘱咐各室要按部就班地做好职责内的工作，按照寻求对外合作这一工作重心积极联系，并宣布了一条纪律。我说：“近日社内气氛异样，这段时间中，大家若心里不痛快，可以直接对我说，但不许在社内随意地发牢骚，更不许发生无谓的冲撞！”
我强调这点，是出于对眼前这些手下的保护，不想有人在无谓中牺牲。看看这帮人中不乏火气十足的，心中的忧虑就多出一层。
散会后，我还是把张智留了一下，简要地跟他说了自己关于杂志的想法。我说：“看了你前些天提交的调研材料，我觉得北京中智公司的情况与我们的要求更加接近。他们原本就是从事外语教学产品的，而他们的背景又依托美国教育研究机构。目前他们最想找到的，就是能有一份杂志做窗口载体，我们的情况刚好吻合。我觉得，你可以先去接触一下。”
张智点点头没说什么，然后离去了。
这之后，我就匆匆赶往会议报到的现场了。
凭心说，这次编辑学年会真亏了版协的大力支持，否则，仅凭学会的几个人还真有点应付不下来。版协赞助了两位工作人员，他们和学会几个核心人物一起进入会务状态，原本组织安排方面的事进行顺利，但随后出现了突发情况，这让我在后面的几天内心始终揪着，不敢有丝毫懈怠。
那天，我刚到会场时间不久，正忙着各地代表报到的接待，配合这次对上协调的版协于大姐，突然急匆匆地找到我，一脸惶恐地说：“林总，陆局发脾气了。”
我问：“怎么回事？”
她讲，昨天去局里确认大会开幕式上将由哪位领导代表出版局出席，局里说局长病着，由分管这块工作的陆局出面。但找到陆局时，陆局火了。她说：“陆局讲，‘知道我分管这块工作，事前不跟我请示，到现在让办公室通知我参加开幕式，还懂不懂规矩！既是这样，我不参加！’”于大姐知道事情不好办，不安地看着我，问：“林总，该怎么办？我不敢再找局里，怕火上浇油，让陆局更恼火，觉得是拿大头儿压他。”
惑 51（2）
我沉思了片刻，说：“于大姐，先劳烦谢主席代我圆场，然后我再负荆请罪吧。”谢主席就是我社之前的老社长，退休前他即是版协主席，退休后依然兼着这个职务。我想，他是老人儿，资历也在那，说话总会有点面子。再说，编辑学会对外独立，对内则是版协的下属，那么请版协对上协调，他出面自然比我更顺理成章。诚意足足的，僵局容易打破。
于是，于大姐去搬救兵了。
我愣愣地站在那儿，心里却不知是什么滋味。
其实，陆成杰这次发火，该是几天来积攒的鸟气的一次发泄。我知道他挂帅风华社后，就没一天顺气过。这几日，随着工作会之后情势的急转直下，小疙瘩球子也敢太岁头上动土，完全无视他的存在，让他从未有过地更是窝了一肚子火。所以，借着这件事就控制不住地喷发出来了。
事实上，所谓没事先跟他请示，并非是一种疏忽或不懂规矩的行为，更没有丝毫不把佛爷当神供的不恭敬。依照出版局请示报批程序，要求下级组织有事呈文，正式递交局办公室，然后由办公室按照大事小情来决定报告转呈给书记、局长还是分管领导。局办公室这次一定是觉得全国的会要来苇城开，按照级别应该是让一、二把手知道吧，再说还有批钱的事，所以报告没有给到陆成杰。而批复转交下来，具体办事的人也并不知道这个公文走了怎样一个履行过程，而我也没太留意，心想按程序走不会有差，所以，事后并未叮嘱一定要再和陆成杰通气。结果，导致了他今天的怒火迁延。
我心里明白，以陆成杰的涵养，若非里面有那么多的是非因果，他是绝不至于为此火冒三丈的。然而，事情还是发生了。回过头想想，这事不管怎么说，都有自己办事不周全的因子在里面，这就不由得不令自己有些憋闷。且不说局机关是怎样一种办事习惯和方式，也不说程序不程序的问题，就我对陆成杰近来心态的了解，就该想到去跟他再打个招呼。可是，说到底自己近期的焦头烂额也是够烦心了，所以这件事也就忽略了。想到这一层，心里首先觉着是对不住老社长，为了我操持的事竟要让他去受一回莫须有的气。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眼下的我，并不能不分轻重缓急地先去抹平这件事。代表们陆续地都来了，全国编辑学会的重量级人物也马上就到。这次会他是主导者，而作为承办方的我们，不能给外界留下对苇城的不佳印象。毕竟家里的事情总可以关起门来自行解决，而对外却一定要保持一个整体的形象和周全的礼数。所以，我不能走，要留在会场的接待地点。话又说回来，就是我去请罪了，此刻的陆成杰就像一个炸药桶，心里的火气并不会因一次不贴门扉的发泄就能有所舒解，所以去有何用！到底他现在是我的上司，就算礼贤下士怀有恻隐之心，却也不是在此时此刻。这样想着，我也就只好先随它去了。
在接待的间隙，插了这么一档子，毕竟是有些放心不下。我在担心，于大姐能否带回顺利平息的消息，更不知道陆成杰在极度的气恼下，是否对老社长也摆出一副强硬的态度呢？思来想去，决定加个保险为好，于是给闻汉声局长拨了个电话。
电话中，我简要地说明了情况，老局长听后哈哈大笑，说：“这个小陆！不过，放心吧，林黎，不会有问题的。这个分寸他还是会有的。我一会儿再给他打个电话。”
第二天，陆成杰果真出现在会议的主席台上了。虽然他的脸色仍不是那么好看，但终是没像他忿忿之下说的那样晾开幕式的场。
实实在在的两天会，先是由全国学会的两位副会长做了全年工作总结及新年度工作规划报告，其后便进入了研讨、交流阶段。学界老前辈以及新锐人物们纷纷发表着自己的看法，在编辑学建设以及学会未来工作的方式上，竟形成了一个个探讨的小高潮。这种讨论的空气，让我感受到会议主持者们的一种意志和风格，虽说不是政府机构类会议，却比日常所见的许多有更大名目的衙门会议要务实得多。这其间，我还见识了老会长那游刃有余地调动研讨的领袖能力，他的那种睿智、犀利的插话，在讨论的过程中很有激发多重见解畅所欲言的疏导力，致使交流始终保持着一种热烈而深入的研讨气氛。
惑 51（3）
整个会议期间，最不到位的就该是我了。作为东道主，我一直摆脱不了前前后后来自于出版局以及自身心理方面的阴影，有着一种低沉、犹疑的情绪色彩。这种摆不脱的弱势状态，不明眼的人会以为我惯常可能就是这么一副样子，说好听了，是低调姿态，说不好听了，是窝窝囊囊、平庸扭捏。
那天的开幕式，按照常理我需以承办方学会会长的身份就坐主席台，但我坚持不上台，几次推脱，最后还是坐在了参会代表的人群中。而研讨交流期间，学会出于对地主的尊重，安排了一次由我主持讨论的议程，而我也固执地推辞掉了。这样一种反常的表现，不入情理，也似一种不尊重，难免不令人感到别扭。因为，说来说去，到你这儿开会，你皱皱巴巴什么意思嘛！但是，我已顾不了这些。
站在我的角度想，苇城的空气罩在我脑袋上已经阴云密布，这个当口来了这么一个会，而我还不知轻重地招摇过市，甚至要与出版局领导以及更上一级的领导“平起平坐”，那不是刀架脖子上还不知死活吗？至于主持会，我是真觉自己没那个资格。不要说在座的有那么多的专家和领导，就是同行们为了这次专业会议，也都准备了充分的“礼物”，提交了深入思考的论文与提案。而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却是连一篇正式的东西都没有拿出来。仅仅就因为自己的自顾不暇，竟让手下的人也没有机会交一份满意的答卷。那么，此刻的我，还有什么颜面人五人六的故持风雅呢！
我更加惭愧与不安的是，这么一次与全国编辑学界前辈结识并请教的绝好机会，我却不能安排苇城各出版社的编辑代表列席参加，或者说是不敢再碰领导敏感的神经，造出张扬的口实。在安排这次会议的服务保障时，我甚至不便调用除学会“自己人”以外的任何其他人，以至学会的几个核心人物都因要忙会务而无法坐下来一起听会。我这个会长干到了这么无能、无奈的份上，哪还有一点能够体面示人的本钱！我唯一想要努力达成的愿望，就是在短短的两天会议期间，以及之前之后接送食宿等小的环节上，不要再有失当之处，那样我也就念阿弥陀佛了。
我的心态就这么一直灰溜溜的，以往的个性风范此时一点都体现不出来了。为着家门口这次会的种种，静心想来，我真宁愿自己不是这个倒霉的会长。回眸以往，苇城编辑学会什么时候这么灰头土脸过！原来的老会长那叫有模有样，方方面面都不落人后，甚至在编辑学科建设上让苇城还有可圈可点之笔。老会长卸任，说年纪大了，并力荐由我接任，但是我却把学会带到了这样一种地步，想着，我都觉得没脸再见老领导。
第一天会议后的晚上，老局长闻汉声热诚地做东请了全体与会代表，大家尽欢而散。饭后回到宾馆，我本想再看一下代表们还有什么安排上的问题需要解决，没想到，学会最高领导却叫住了我，意外地要约我聊聊。
这位前国家出版界的领导，有着一种不怒自威的风范，圈内人以及在他身边工作过的部下，几乎是众口一词，没有不欣赏他的水平、领导能力与人格魅力的。我从来都是耳闻却不得感知，但是仅仅凭着大众的印象，我就尊敬他。坐在他与别的代表没什么区别的房间里，我开始了与这位长辈的第一次直面接触。
那一晚我们直聊到夜里12点。我不知他是以怎样的一种感染力，使我无所顾忌地说了许多话。我心里唯一清楚的是，他从我一天的“异样”中，肯定感知了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当然，找我聊聊，也可能是出于对东道主的一种礼节，以往曾听人说过，他对工作很讲求质量，但是，对下属或与之关联的部门却又是很平易的。对于这个，我当时无法判断，而关于自己行为的合理解释，凭天性讲，我潜意识中是更容易信任年长而阅历深厚的人吧。我跟他很自然地谈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为，谈到一些经历，也谈出了一些忧虑。直当我意识到时间很晚了，必须打住话头起身告辞，才站起身，离开。我有些不忍影响老会长的休息。
惑 51（4）
这一晚，回过头想想，觉得自己又一次表现了反常，心有些不安。
第二天，会照常进行。会议的间隙，代表们三五成群地聊着一些会议以外的闲话。应该说，大家都算熟人，几次全国会议下来，虽说不上彼此有多深交情，但也绝不陌生。这空当我也和身边的人聊着，忽然，北京一家出版社的社长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拉我到一边，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