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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
上次，一经顾卓提出，彤非觉得现实真的是比理论来得更复杂、也更需要关注。当时，陈子凯表示：“一旦有典型的例子让我赶上，我非得针对这个问题好好追踪报道一番不可。”
惑 23（2）
现在，从采访乡镇回来的路上，陈子凯一直忧心冲冲，因为自“两会”之后的几个月来，他感到改革的实际推进远远不是“两会”前后大家抱定的那种热切期待。似乎兴奋更多地是留在了理论界的一种不倦余温中，而现实中的各级官员则更热衷于对《报告》字面的解读和阐释。他在日常的采访中，更多听到的是各种人对自己亲身经历的种种困惑和不理解。而一个企业或一级官员的一句“财产是国家和集体的”，就使劳动者的劳动都成为了过去式，不再具有意义。他感到，“十六大”讲“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在目前特别是局部，无疑还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彤非和陈子凯都感到事情有些棘手，虽说眼下的这个案例不是典型的国有资产的问题，但无疑也是现实中必然会碰到的一类典型事例。在观念相对于苇城更开放的地方，这类情况不是没有出现过，但如此胡闹的却还不曾耳闻。
彤非联想到林黎日记中所说的一种类似困惑，她觉得，林黎写下的应该是有很大保留的。她讲的出版业的事尽管自己不是非常的懂，但林黎提到注重经营者才能和贡献率以及对资产虚拟剥离的话，不也正是她一贯所思的渗透吗？林黎就是对什么事都太爱探个究竟了，但即使她出于一片真诚，又何能令当下的上司予以尊重？难怪林黎说：“站在现实与妄想之间的人，想都想的到，痛苦只有更多，心理只可能更难平复。”此刻，彤非是真觉出了林黎心中的一种苦。
回到林黎的住所时，彤非有保留地讲了今天采访的见闻。林黎这时却给彤非讲了一个故事。她说：“好些年前，大概是在80年代的某一年，我在杂志上读到了一篇小说，名字叫《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
这个小说彤非也读过，作者是意大利的著名作家卡尔维诺，他写一个叫梅达尔多的子爵，在战争中身体被炮弹炸成了两半，然而却奇迹般地被救活了。不过，子爵从此却成了分体人，他的右半身以专做坏事闻名，而左半身则专做好事。作家的想象是出奇怪诞的，但写得精彩谐趣，相当深刻。故事中那个右半身子爵做坏事不用其极，邪恶到残酷的程度，他把自己所见到的一切全都劈成两半，就像他自己残缺的身体不得完整；而做好事的左半身呢，也是“善”到了极点。他不断地对人说教，专管闲事，就连人们听音乐他也认为不可理喻，说是一种淫荡。作者在“善”与“恶”、“好”与“坏”的对比下，极致性地推出“善良”与“邪恶”这个在人们心中信奉着的传统有多可疑。后来，作者借着叙事者的口吻说：“我们的感情给弄得暗淡麻木，感到邪恶与道德都同样不近人情。”他让人们思考，两张皮的存在是否比合而为一的善恶并存更恐怖呢？再后来，他又让梅达尔多子爵的两个半身最终给缝合到一块了。
彤非知道，林黎要讲的是现实中公开与私下里背道而驰的一种现状。林黎苦闷的是一种好的东西，为什么在现实中一旦被某些人用在台面上，可以发挥得光鲜动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可私底下却又阴暗丑陋得也无以复加，与泼皮无赖、市井恶棍没什么两样。林黎不喜欢在这些事上发牢骚，她曾说过，那样于事无补，但是她的思考所及却让心存着深深的悲痛。这一点彤非能体会到。
林黎说知道自己的微薄之力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但是让自己尽量像一个“完整”的人，给周围做出一种“正常”的样子也就知足了。此时她顺着故事的叙述说道：“缝起来的子爵尽管不完美，优劣互见，但也比绝对的‘善’与‘恶’要好得多。其实，我们生存的现状远达不到完善的程度。这个大家都知道，也清楚它符合现阶段的实际。所以，没人非要把冀望当成现实。只要是入情入理，老百姓不仅能理解，甚至在社会的变革中也能接受，哪怕是一种从稳定到不那么稳定的生存状态的改变。”
林黎自始至终没有对彤非所谈采访一事直接地说任何看法，即使在听了彤非的激烈之词后，也只是不由自主地长叹一口气。这让彤非想，不知今天告诉林黎这事是不是太欠考虑了。她本就处在一种找不着支点的状态，尽管她会尽力想出使自己从中摆脱的理由，以往多少次她都曾这样做过。但此刻她是一个比生病时还缺乏抵抗力的人，自己拿这事烦她，是不是会加重她的精神挫伤呢？
惑 23（3）
彤非有点后悔，后悔自己一进家就把这事抖落给了林黎。
她恨自己有话憋不住，特别是当着林黎的面，惯性地就会说起一些见闻和见解，甚至是希望从她那里得到些启示，她骂了自己一句：“真是大脑灌水了！”
没想到，林黎把这话现成地安在了自己的身上，说：“我是大脑灌水了。要照点点的话讲，说我‘不仅大脑灌水，里面还养了两条鱼，游来游去’……”
彤非听林黎这样说着自己，一下乐了，忙解释道：“我没说你，是骂我自己呢！”
此刻，林黎也恢复了点以往的神志，便说：“其实，真正大脑灌水的，是那些拿着不是当理说的人。大家执着的不是一个地方，也不在一个关注点上。”
彤非往日是最喜欢和林黎抬杠的，或者说在兴之所至时给她泼泼冷水。但自这次来陪林黎，她再也不敢做那种“锻炼大脑”的游戏了。她怕林黎的脆弱，也知道这个以往号称又臭又硬的“茅屎坑的石头”，此时连承担自己自身精神分量的力气都没有。所以，她不再让林黎受自己烦恼的折磨了，便掉转话头，建议着：“哎，林黎，等过几天，就是周六周日咱们约着大伙儿，再找个清幽的地方去住两天吧。”
林黎淡淡一笑：“这年月哪儿是世外桃源啊？”
彤非听着，也有些泄气，脑子里突然蹦出了《资本论》中马克思曾引用的一句话：“这里是罗得岛，就在这里跳吧！”她忽然觉得，林黎一句很随意或说很无奈的话，倒也恰恰点醒了自己。事情是人做的，人们都一脑门子官司时，就更该有人有点强势的味道。不说鼓励谁，就像林黎曾经讲的，“即使达不到，也还是要当成一种追求吧”。她不再特意去琢磨逃避烦恼或转移注意力的法子了。
她知道，林黎此刻没多少心气去聊别的什么，便突然问：“你想不想看个电影？咱俩找个片子看吧！”
林黎没反对，但像自言自语似的说：“很久没看过《舞台生涯》了……”
彤非知道那部片子的悲惨和感人，80年代公演时她和林黎一同去看，那次林黎竟哭得一塌糊涂。
彤非记得，当时林黎走出电影院时，还不住在流泪。她弄不懂，林黎是怎么了，照说一个丑角演员就算从盛极一时到终于台前空落而后命运坎坷，又在临终前终于演出成功而在一种满足中死去，也不至于让林黎为此要流下那么多的眼泪吧。后来林黎说：“卓别林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可他尽管自己想哭却要不断地使别人笑。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喜剧演员演了一个悲剧的角色，而第一流的喜剧影片却让人无法不为之落泪，我真的是太心酸了……”
彤非清楚，《舞台生涯》是林黎最珍爱的一部卓别林的影片。不过，她至今没弄清过究竟是什么触动了她。彤非相信，林黎的感慨绝不会是仅仅因为影片本身那么简单。此时，她听到林黎再一次提到这部电影，觉得自己临时提议也能让她瞬间想起它，其中必有原由。
是她为自己的境遇感慨，还是别的什么？彤非记得，对林黎最重要的两个人———汤姆叔和她爸爸，都是在那一时期离休的，他们可以说是前后脚离开了自己生命的舞台……
彤非想不清，但她决绝地否定了林黎此刻的念头，说：“我们得看一部快乐的片子，就《音乐之声》吧，这也是一种重温！”
……
更晚的时候，彤非又一次拿起了林黎的日记。
惑 24（1）
2003…3…19 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萧启没打招呼，下班前径直到了我的办公室。我还在忙，他就坐在了沙发上静静地看我处理各种事。我插着空当对他说：“你给自己接杯水吧，饮水机那儿有纸杯。”他笑笑摆了摆手，意思是别招呼他，随即掏出一支烟点上，我便也不再特别去知会。
萧启就这么一个不必特别想起，又不会轻易离去的人。他的性格有些温，但有时也挺有主意，我总觉得他的眼睛常常比嘴更能表达心中的意愿。不过别人不这么认为，连顾卓都说萧启挺能讲的，我奇怪，他见我从来话都不多，甚至可以说是少，常常需要我牵出话头，他才接应。然而，他又会那么一直看着你，倾听着，只有大家在一起时才会忽略掉那种过分专注的神情。不过，我早对此习惯了，所以不太介意，也没有不自在的感觉。
签字的、谈事的陆续从我办公室离去，我接着把一部书稿的审读意见写完并送还责编，然后喘了口气，看看表，已经5点40了。我对萧启说：“抱歉，让你干坐了这么长时间。”
萧启回答：“没事。你可真够忙的，每天都这样吗？”
我说：“差不多吧。不过，你怎么不事先打个电话？亏了今晚没有特别安排，要不你就白跑了。”
萧启无奈地一笑：“没，没敢打……怕你说忙，又推托。”
“怎么会？”我话一出口，自己也笑了，萧启说的是真事，我已经好几次这样“推托”他了。我解释道：“有时真是有事，不是故意的。”
萧启忙说：“我知道，没怪你。今天正好到这边办事，我想约不如撞，就来了。”
萧启带我去了一家从没去过的餐厅，在洋楼区，环境极其幽雅，有着一种海派的洋气和精致讲究的气氛。服务生礼貌得让顾客颇有尊贵感，轻曼的乐声悠悠地飘来，很熟悉，仔细听听竟是舒曼的《梦幻曲》。仅仅就这一点吧，心在刹那间像被什么拨动了一下，人便显出片刻的恍惚。
“先生、女士，这边请———”领位生做出一种手势，等待着。萧启轻碰了一下我的胳膊，我才意识到，便随着走向预定的桌位。这一刻，我也忽然了解了，萧启说正好到我单位附近办事便随意撞来不过是一种说辞，他不想让我有负担而心里却早想好要约我坐坐了。
里面的一切都是颇讲情调的，不像一般中餐厅那种全敞开式的布局设置，而是开合兼得，艺术地做了餐位的切割，既有曲径通幽之妙，又不妨碍视线。餐厅的光线也很适度，居中是一个巨大荷叶型彩花玻璃灯盏，从下向上柔和地散射出一种如梦如幻的光晕。我坐定下来，没留意服务生正在介绍的茶水饮料，只说了声“随便”，脑子仍寻着舒曼的乐曲缱绻在往昔的意象中。
记得当初和江川认识，也是在有着舒曼《梦幻曲》的环境。那是在一个朋友的家里，当时，朋友在钢琴上轻弹着这首乐曲，我被吸引住了……
那个年代，有钢琴的家庭不多，聚在一起欣赏音乐、品酒、跳舞或小资地谈论文学还多少是有些犯忌讳的，至少不合大众的价值观。我们正当做梦的年龄，赶上“文革”结束，文学也被解禁，一帮七八个人，多半是干部子弟，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