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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升号很快进水倾斜，向海底沉去。
东乡平八郎命手下救起落水的外国人，清军开枪射击阻止，日本人最终只救起了英国船长、大副以及轮机手三人。30分钟后，高升号全部沉入海底。
这条载有一千多人的船上，最终活下来的人只有257人，都是侥幸逃生，有的在海上漂流几天后被路过的军舰和轮船救起，有的游回了岸边，还有两名清军游到了附近的一座荒岛上，当了40多天的野人后才获救。
而其余的871名清国官兵和62名船员全部葬身海底。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升号事件”。它的悲剧是多方面的因素构成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主帅李鸿章的侥幸和前线将领方伯谦的怯弱。一艘满载千名士兵驶向前线地带的运兵船，在两个国家即将要打起来的时候，竟然故意没有军舰护航，孤零零地航行在大海，以为挂着米字旗就是护身符，而相遇的济远也对它不管不顾！
高升号沉没的同时，辎重船操江号也在秋津洲号的逼迫下束手就擒，饷银、军火连船带人一起成为日军的战利品。
而驶回牙山湾出发地的广乙，因舰体被炮弹损伤严重，在浅滩碰到礁石搁浅，林国祥只得下令放火烧掉广乙。林国祥和士兵们从朝鲜辗转回国，途中他们遭到日军扣留，在写下“永不参与清日战争”的保证书后，回到国内。
只有一路狂逃的济远安全地回到了威海基地。对于方伯谦来说，他的逃跑行为并不是从遇到日本军舰开始的，而是在得知日军在汉城发动政变后开始的，他扔下仍在卸兵的第二艘运兵船，开出了牙山湾，在遇到第三艘船高升号时，不仅没有承担护卫作用，甚至连警示信息也没有发出。方伯谦似乎故意让高升成为浪速新的攻击靶子，好抓住机会逃跑。从这点来说，方伯谦不仅是一个能力上失败的将领，还是一个人品上失败的将领。
在战前给李鸿章上书中，方伯谦展现了作为一个有国际眼光的谋士的功能。然而，有谋者未必有勇，好的谋士和出色的军事将领之间，不仅不能画等号，连约等号都画不成。
这一切的差别，来源于两个字：勇气。
谋士可以夸夸其谈，将领需要的却只是抽刀一战。在仗打起来之前，好的谋士可以满嘴跑火车，嘴上轻言生死，真正打起来却很可能跑得比谁都快，而好的将领却不是这样的。
好的将领可能临战而惧，却在战时无比勇猛，更有破釜沉舟、放手一搏的勇气。
方伯谦无疑是属于没有勇气的人。他在牙山湾海战中展现的不是一个勇将的素质，而是一个逃跑大师的素质。
自从火器成为人类战争的武器之后，人们常常会问：战场上还需要那种英勇吗？其实无论武器如何先进，最后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人，这一点和以往任何战争并没有区别。
是的，无论你有多么高深的理论、出色的战略、高明的战术，战场上到最后拼的都是勇气，那种不成功便成仁的勇气。
一个“勇”，便已经诠释了军魂的核心！
足矣！足矣！
第六章 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
·李鸿章的失望·
当牙山湾海战的消息传到天津时，在短暂的沉默之后，李鸿章的反应是：兴奋。
既然东乡平八郎击沉了英国船，英国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一定是会向日本动武的。李鸿章相信这一点，于是他命令清国驻伦敦公使馆密切注意英国国内的动向，必要的时候，给英国人煽点风点把火。
但李鸿章注定要失望了。尽管英国国内民众反响强烈，上街游行，要求教训日本佬，但是，英国政府并不打算这么做，因为他们清楚跟日本“合作”的利益。于是英国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与冷静”，为了平息国内舆论，剑桥大学的国际法教授在《泰晤士报》上一连写了好几篇文章，七绕八绕，竟从国际法的角度“证明”了东乡平八郎行动的合法性。
但是，英国人并没有放弃赔偿。六年后，当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时，英国向朝廷提出必须赔偿高升号，于是朝廷拿出了30万两白银进行赔偿，而日本没有负任何责任。
胜利者不会受到谴责，也不需要负责任，这就是战争。
·北洋舰队的战机·
牙山湾海战（历史书上称为丰岛海战）也揭开了清日两国海上大决战的序幕。对于清国和日本来说，双方都还没有派出主力舰队，很快，在我们熟悉的黄海海域，北洋舰队将和联合舰队正面抗衡。一场规模更大、惊天动地的大海战即将开始，全面检验两国海军实力的时候就要到来了。
但在黄海决战之前，对于北洋舰队来说，它们仍拥有痛击联合舰队的绝佳战机。
在牙山湾海战之前，大本营给联合舰队下达的任务是寻找北洋舰队主力决战，掌握朝鲜海域制海权，很明显，这一任务并没有完成。牙山湾海战后，为了早日和北洋舰队决战，心急的伊东佑亨竟然一度把联合舰队直接开到了威海海域。
联合舰队急于和北洋舰队决战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了从本土向朝鲜运兵的方便。从地理上说，清国的陆军主力可以从陆地上直接进入朝鲜，而日本陆军主力必须通过海运，可想而知，如果北洋舰队存在，这是对海上运兵的一个巨大的威胁。
由于联合舰队找不到北洋舰队进行决战，而大本营又得到了清军陆军主力正从鸭绿江向平壤集结的情报，此时大本营只能冒险将本土陆军主力运到朝鲜，以便迎战平壤清军。所以大本营对联合舰队的命令改变了，要求联合舰队不再主动去搜寻北洋舰队决战，暂时回缩，严密控制仁川一带海面，保证日本陆军在仁川登陆。
这就是北洋舰队的战机。如果北洋舰队主动出击，袭扰担任护航任务的联合舰队，甚至胆大一点偷袭一下日本本土，同时平壤陆军快速南下进攻在汉城和仁川的日军，形成海陆夹击，这将是将日军重新赶出汉城以至整个朝鲜境内的绝好的机会。
从战略上说，这是以主动出击变被动为主动，重新掌握战场主动权。而北洋舰队是有这个实力的，更何况，无论是清国海军还是陆军，都能方便地从朝鲜得到补给和支持，有一个稳定的大后方。
伊东佑亨已经意识到有被袭扰的危险，他制订了一旦北洋舰队主动出击，就让运兵船绕道朝鲜东北面海域，进行远程运输的计划，一旦情况紧急，就只能走点远路了。
然而，北洋舰队主动出击仁川海域的一幕始终没有出现，更别说去偷袭日本本土了。要了解这个结果，我们需要来了解清国对这场战争的指导思想。
“避战保船”
这是李鸿章对丁汝昌的明确要求。每当北洋舰队远航，特别是要去朝鲜海域，李鸿章都会给丁汝昌发一封电报，告诉他“以保全坚船为上”，然后再深情款款、恋恋不舍地叮嘱一句：盼你速回！这语气，听着很像送丈夫上前线的妻子。
在“避战保船”的策略下，北洋舰队就这样白白浪费了原本属于它的机会。
从实际情况上看，在北洋舰队组建过程中，李鸿章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不辞劳苦，也不知和一班保守派大臣吵了多少次架，挨了多少个言官的骂才建成（主要是花钱太多），所以他对这支舰队有着深厚的感情，不希望舰队受到损伤。
但这只是表面的原因，不是真正的原因。
一支舰队成立，最主要的任务自然是保疆卫国，如果担心舰队损伤而避战，这就像我们买了一辆车，为了担心出现交通事故，就在车库里摆着，用作展览。
真正的原因是：李鸿章需要保住这支舰队。
朝廷一直存在复杂而残酷的权力斗争，越接近权力核心，斗争越激烈，对于李鸿章来说，北洋舰队和淮军就是他的权力基础，也是权力安全最保险的保障，当军队掌握在自己手里，就有了一份让对手闭嘴的保证。
但李鸿章不知道的是，当他把北洋舰队和淮军当作自己在清国官场上的政治资本时，其他封疆大吏也是这么想的。
而清国中央政府已经没有太多的威信和实力来调动这些军队，朝廷一直放任内部利益集团的滋生、壮大、互相争夺，却不知一旦内忧外患，利益集团也将反过来给政权本身带来巨大的损害。
因为他们考虑的，不再是“朝廷”，而是自己。
李鸿章不仅得不到其他官场同僚的帮助，也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和帮助。很多老百姓不关心这场战争，一些百姓在为这场战争欢呼。在他们看来，清日交战，这是日本人在打满族人，跟他们无关——国不知有民，民也将不知有国！
这是朝廷在为多年腐败、丧失民心吞下苦果。
于是，恶性循环出现了。李鸿章要保护他的权力基础，却得不到其他派系军队的支持，因得不到支持，就更得注意保护权力基础。清国虽然有四支舰队，陆军近百万，却始终只能由北洋舰队和淮军出战。日本战时大本营最担心的是清国四支舰队组成联合舰队，清国举全国陆军出战，但这种情况似乎永远不会出现了。
李鸿章说：“吾以一人而敌一国耳！”
攻势防御！
而伊东佑亨的策略恰恰相反，它是——攻势防御。
所谓攻势防御，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声东击西，以攻为守。在日本向仁川运兵的过程中，伊东佑亨派出联合舰队主力战舰严密封锁仁川海域，而其他的军舰，去袭扰清国本土！
日舰先开到威海，朝威海港口打了几炮。威海打炮的消息传到天津，李鸿章慌了，向朝廷报告，丢了威海，朝廷要怪罪他；朝廷也慌了，丢了威海，京师震动，王公大臣们不安，太后皇上也不安。于是李鸿章急令丁汝昌率北洋舰队回护威海。
丁汝昌风尘仆仆地赶到威海，却发现日本军舰已经走了，他们去了大沽，又在大沽打了两炮。朝廷更慌了，算算距离，大沽离北京更近，拱卫京师的海上门户，更不容有失。于是，丁汝昌擦擦头上的汗水，又率舰队往大沽口开去。等好不容易到了大沽，旅顺口又传来了日本军舰的打炮声……
就这样，郁闷的丁汝昌率领整支舰队满大海飞奔，总是“在路上”。李鸿章和朝廷终于受不了了，指示丁汝昌：以后你就不必远出（不得出海浪战），就在渤海近海岸待着，随时保卫京师！
这就是伊东佑亨的策略。这一招我们似乎很熟悉，在成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后，伊东佑亨手上从来没有放下过一本《孙子兵法》，而且他命令每一位海军士兵都要认真学习《孙子兵法》，做到人手一本。
而就在丁汝昌在海上飞奔的同时，日本陆军的运兵计划实现了。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三万名日军（战时大本营按照三倍于平壤清军出兵）在朝鲜登陆，跟他们一起登陆的，还有武器辎重。
到运兵的后期，伊东佑亨甚至连护航都取消了。他知道这里很平安，盼也盼不来北洋舰队啊。
在完成登陆后，按照大本营之前确定的战略，陆军要继续总攻平壤，在攻下平壤之后，开始两线作战，第一军继续北上，从鸭绿江入侵清国本土，西进进攻奉天。同时，运送第二军到旅顺、大连一带登陆，然后迅速北上，与第一军合围奉天。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攻破山海关，侵入华北平原，最终打到北京！
战时大本营给联合舰队下达了新的命令：再次寻找北洋舰队决战，控制黄海海域，打通从本土直接运兵到旅顺的海上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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