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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第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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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们看管孩子。在故宫里工作的四妹参加了德胜门外修湖的义务劳动,被评为“五好”积极分子。三妹夫和三妹都参加了区政协的学习。老润和区政协的老头们参加了十三陵水库工程的劳动,这些人的年龄加起来有七百六十六岁,工地上就称他们为“七六六黄忠队”,他因为一件先进经验的创造而得到了表扬。五妹夫老万和五妹,以自豪的口吻报道大儿子的消息,这个学地质的大学生参加了关于利用冰雪问题的科学研究工作,作为向自然进军的尖兵,正在向祖国西北一座雪峰探险攀登。几个侄子和大李都有了工作,在市郊农场做了生产小队长。到处是劳动,到处是欢腾,到处是向自然进军的战鼓声。人人都为了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的伟大历史运动,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伙伴们收到的家信中反映的气氛全是如此。后来,大家知道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以及部长们都参加了十三陵水库的劳动,简直就安静不下来了,一致向所方和学委会提出,要求组织生产劳动。

所方满足了大家的要求,先试办了一个电动机工厂,制造小型电动机。后来因为这种生产很有前途,而我们一所的人力既弱又少,又转交给三所、四所的蒋介石集团战犯去办,另给我们安排其它的劳动。这次的安排,是按照各人的体质和知识等条件,并且是从培养生产技能着眼的。我们共编成五个专业组,即畜牧组、食品加工组、园艺组、蔬菜与温室组和医务组。我和老元、老宪、老曲(伪满四平省长)、老罗(伪满驻外使节)五人被编入医务组。我们的工作是每天扫除医务室,承担全部杂务和一部分医务助理工作,边做边学,另外每天有两小时的医学课程,在医务室温大夫的辅导下,自己读书和集体讨论。我的四个同学都当过医生,三人复习西医,老罗和我学的是中医。此外,针灸是五人的共同课。分组劳动了一段时间,我又有了新的信心。

我初到医务组时,医务助理业务远不如那四位同学。我制作外科用的棉球时,做得活像从旧棉絮里拣出来的;我量血压时,注意了看表就忘了听听诊器,或者顾了听又忘了看;我学习操纵血压电疗器械时,起先老是手忙脚乱,总弄不好。只有在干杂活、用体力时,我比他们每人都强。后来,我下定决心非学好业务不可。大夫或护士教过了我,我再找同学们请教,同学们教过了,我独自一人又不停地练习。这样学了一段时间,医务助理业务慢慢地弄会了。那时每天有个日本战犯来电疗,每次完毕之后,他总是向我深深一躬到地,并且说:“谢谢大夫先生。”我不禁高兴地想,固然我的白罩衣和眼镜可能引起了误会,但是这也说明我的操作技术得到了患者的信任。第一个学程终了,温大夫对我们进行了测验,结果我和别人一样地得了个满分。

在试制电动机的时候,我曾遇到过很堵心的事。电动机的生产分组名单,是学委会提出的。自老万、小瑞等人释放后,大家新选了前伪满总务厅次长老韦、溥杰、老王和两个伪将官为委员,老韦为主委。凡是带技术性的工作,这个学委会都不给我做,带危险性的也不给我做,缠线圈怕我缠坏,铸铁怕我出事故,结果只把一项最简单的工作交给我,让我跟几个老头捣焦炭——把大块焦炭捣成小块。我把这看做是对我的轻视,交涉几次都没结果。现在,我把医务助理业务学得跟别人一样了,连那个治高血压的日本人都把我误认成大夫,第一次测验又得了个满分,相信自己并不十分笨,这样地学下去,自信必能学得一技之长,没有四百六十八件珍宝,自信照样能生活。

有一天,我要求见所长。这时老所长已经调了工作,这里成了他兼管的单位,不常来上班,接见我的是一位姓金的副所长。这位年轻的副所长精通日文,原是专管日本战犯的,日本战犯大批遣送回国后,他照顾了全所的工作。我对他说:

“我交出的那批首饰,政府应该正式收下来了。存条我也早丢掉了。”

我以为副所长对这件事的过程未必清楚,想从头再说一遍,不料他立刻笑着说:

“这件事我知道。怎么,你已经有了自食其力的信心了?”

这天,我用了一整天的时间讲了四百六十八件珍宝(这些东西后来进了陈列室)的每件的来历,由一位文书人员做了记录。完成了这件工作,我走到院子里,浑身轻松地想:

“副所长的那句话,无疑的是一句宝贵的鉴定。看来,我进步的不错吧?快到了做个正经人的那天了吧?”

十、考验

我的自我估计,又过高了。我遇到了考验。

全国各个生产战线上都出现了大跃进的形势,所方在这时向我们提出,为了让思想跟上形势,加紧进行学习改造,有必要进行一次思想检查,清除思想前进途中的障碍。办法是在学习会上每人谈谈几年来思想认识上的变化,谈谈还有些什么问题弄不通。别人可以帮助分析,也可以提出问题要本人讲清楚。在轮到我的时候,发生了问题。

我谈了过去的思想,谈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的变化,在征求意见时,有人问我:

“像我们这样出身的人,跟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是深远的,在思想感情上还可能有些藕断丝连。你跟日本人的关系不比我们浅,别人都谈到了这个问题,你怎么一点没谈?难道你就没有吗?”

“我对日本人只有痛恨,没什么感情可言,我跟你们不一样。”

我的话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有人说:“你为什么这样不虚心?你是不是还以为比人高一等?”有人说:“你现在是什么感情?难道你比谁都进步?”有的人举出许多过去的例子,如我去日本作的诗,我扶日本皇太后上台阶等等,说明我当时比谁都感激日本人,现在却全不承认,令人难以置信。我回答说,我过去与日本人是互相利用,根本不是有感情;我并非看不起在座的人,只是直话直说。这番解释,并没有人同意。后来,当我谈到逃亡大栗子沟心中惧怕的情形,有人问我:

“日本人要送你去东京,先给你汇走了三亿日圆准备着,你不感激日本帝国主义吗?”

“三亿日圆?”我诧异起来,“我不知道什么三亿日圆!”

其实,这不是一件多大的问题。日本关东军从伪满国库里提走了最后的准备金,对外宣称是给“满洲国皇帝”运到日本去的。这笔钱我连一分钱都没看见过,别人都知道这件事,井不当做我的罪行,不过是想了解一下我当时的思想感情而已。我如果能够冷静地回忆一下,或者虚心地向别人打听一下,我会想起来的,但是我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非常自信、非常坚决地宣称:“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

“不知道?”许多知道这回事的人都叫起来了,“这是张景惠和武部六藏经手的事,张景惠这才死,你就不认账啦?”又有人问我:“你在认罪时难道没写这事吗?”我说没有,他们就更惊异了:“这件事谁不知道呀!”“这可不是三百三千,这是三亿呀!”

到了晚上,我这才认真地回忆了一下。这一想,我忽然想起来了。在大栗子沟时,熙洽和我说过,关东军把伪满银行的黄金全弄走了,说是给我去日本准备日后生活用的。这一定就是那三亿日元了。那时我正担心生命的危险,竟没把这回事放在心里。第二天,我又向别人问过,确实是这回事,因此在小组会上向大家说了。

“你从前为什么隐瞒呢?”几个人一齐问。

“谁隐瞒?我本来就是忘了!”

“现在还说忘了?”

“现在想起来了。”

“怎么从前想不起来?”

“忘了就是忘了!不是也有忘事的时候吗?”

这一句话,引起了难以应付的议论:

“时间越久越记得起,越近倒越忘,这真奇怪。”“原来明明是有顾虑,却不敢承认。”“毫无认错的勇气,怎么改造?”“没有人相信你的话。政府保险再不上你的当。”“你太喜欢狡辩了,太爱撒谎了!”“这样不老实的人,能改造吗?”……

我越辩论,大家越不信,我想这可麻烦了,人人都认为我在坚持错误,坚持说谎了,如果反映到所方去,众口一词,所方还能相信我说的吗?脑子里这样一想,活像有了鬼似的,马上昏了头。我本来没有他们所说的顾虑,现在却真的有了顾虑。“以曾子之贤,曾母之信,而三人疑之,则慈母不能信也!”想起这个故事,我失掉了所有的勇气,于是我的旧病发作了——只要能安全地逃过这个难关,什么原则都不要了。不是检讨一下就可以混过去吗?好,我承认:我从前是由于顾虑到政府惩办,没有敢交代,现在经大家一说,这才没有顾虑了。

三亿元的事固然是真的忘了,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却正好把我灵魂深处的东西暴露了出来。

以后小组里再没有人对我的问题发生兴趣了,可是我自己却无法从脑子里把这件事抛开。我越想越不安,觉得事情越糟。明明是忘了,却给说成是隐瞒;我害怕政府说我不老实,偏偏又不老实,说了假话。这件事成了我的心病,我又自作自受地遇到了折磨。

在从前,我心中充满了疑惧,把所方人员每件举动都看成包含敌意的时候,我总被死刑的恐惧所折磨。现在,我明白了政府不但不想叫我死,而且扶植我做人,我心中充满了希望,不想又遇到了另一种折磨。越是受到所方人员的鼓励,这种折磨越是厉害。

有一天,看守员告诉我,所长找我去谈话。我当时以为一定是问我那三亿日元的事。我估计所长可能很恼火,恼我受到如此待遇,却仍旧隐瞒罪行不说。如果是这样,我真不知怎样办才好。但同时也另有一种可能,就是所长会高兴,认为我承认了错误,做了检讨,说不定因此称赞我几句。如果是这样,那就比骂我一顿还难受。我心里这样捣了一阵鬼,等进了所长的接待室,才知道所长谈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然而由于这次见所长的结果,却使我陷进了更深的苦闷中。

老所长已经许多日子不见了。这次他是陪着另一位首长来的。他们问过我的学习和劳动情况后,又问起我关于除四害的活动情形。

所长说,他听说我在捕蝇方面有了进步,完成了任务,不知在这次开展的捕鼠运动中有什么成绩。我说还没有订计划,不过我想我们组里每人至少可以消灭一只。

“你呢?”坐在所长旁边的那位首长问。我这才认出来,原来这是在哈尔滨时,问我为什么对日本鬼子的屠杀不提抗议的那位首长,不禁有些心慌。没等我回答,他又问:“你现在还没开‘杀戒’吗?”说罢,他大笑起来。笑声冲散了我的慌乱情绪,我回答说,我早没那些想法了,这次打算在捕鼠运动中一定消灭一只老鼠。

“你的计划太保守了!”他摇头说,“现在连小学生订的计划都不只每人一只。”

“我可以争取消灭两只。”我认真地说。

这时所长接口说,不给我订指标,我可以尽量去做。谈到这里,就叫我回来了。

从所长那里回来,我心头有了一种沉重感。这倒不是因为对平生未试过的捕鼠任务感到为难,而是我由这次谈话联想起许多事情。我想起不久前的一次消灭蚊蝇运动中,所方特意检查过我的计划,我想起了由于学会了洗衣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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