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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曾在遗老们中间传诵一时。文绣后来的情形不详，只听说她在天津当了小学教师，殁于一九五○年，终身未再结婚。
如果从表面现象上看，文绣是被“中宫”挤跑了的。这虽非全部原因，也是原因之一。婉容当时的心理状态，可以从她求的乩辞上窥得一斑（文内金荣氏指婉容，端氏指文绣）：婉容求的乩文吾仙师叫金荣氏听我劝，万岁与荣氏真心之好并无二意，荣氏不可多疑，吾仙师保护万岁，荣氏后有子孙，万岁后有大望，荣氏听我仙师话，吾保护尔的身体，万岁与端氏并无真心真意，荣氏你自管放心好了。
顺便提一下，这种令人发笑的扶乩、相面、算卦、批八字等等活动，在那时却是不足为怪的社会现象，在张园里更是日常生活不可少的玩意。在我后来住的静园里，就有房东陆宗舆设的“乩坛”。简直可以说，那时乩坛和卜卦给我的精神力量，对我的指导作用，是仅次于师傅和其他近臣们对我的教育。我常常从这方面得到“某年人运”、“某岁大显”之类预言的鼓舞。北京商会会长孙学仕自称精通麻衣，曾预言我的“御容”何时将人运，何时又将握“大权”。日本领事馆里的一位日本相法家也说过我某某年必定成大事的话。这些都是我开倒车的动力。
第五章 潜往东北（1931…1932）
一、不静的“静园”
一九二九年七月，我从日租界宫岛街的“张园”，迁到协昌里的“静园”。这是租的安福系政客陆宗舆的房子，原名“乾园”，我给它改了名字，是含有一层用意的。
北伐后，国民党的势力伸到了北方，和我有交情的军阀纷纷垮台，被我寄托过希望的东三省，宣布“易帜”，这个变化，一度引起张园上下一片悲观失望。那时，一部分“遗老”门客作鸟兽散，和我厮守着的“近臣”们，除了郑孝胥和罗振玉等人之外，几乎再没有别人谈论什么复辟的前景。像陈宝琛这样的人，以前嘴边上挂着的“天与人归”、“卧薪尝胆”也一时听不到了。他们唯一在考虑着的问题，是得到了江山的新王朝，将会怎样对待我这个末代皇帝。我自己，更是陷入深沉的忧虑之中。但是，这种情形并没有继续了多久。我们很快地就看到，五色旗才摘下来，打着青天白日旗的又彼此厮杀起来，今天甲乙联合反丙，明天乙丙又合作倒甲，情形和从前并没有什么两样。蒋介石所达到的“统一”，越看越不像那么回事，蒋介石脚底的江山，越看越不像料想中的那么稳。“张园”犹如绝路逢生，于是重温旧梦，认为“定于一”的大业，仍然非我莫属。不但“遗老”和门客中又恢复了这个论调，就连每周给我进讲一次时局的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参谋们，也不避讳这种观点。我取名新居的“静园”的意思，并非是求清静，而是要在这里“静观变化，静待时机”。
“静园”里日日望着，月月盼着。果然，在一九三○年的夏天，盼来了消息。
“九·一八”事变前的两个月，在日本东京“学习院”读书的溥杰正待回国度假之际，忽然接到鹿儿岛来的一封信。鹿儿岛驻军某联队的吉冈安直大队长，曾经是天津日军司令部的参谋，常到张园来讲演时局，与溥杰也算是认识，这时他向溥杰发出邀请，请溥杰到鹿儿岛做客几天，然后再回国。溥杰应邀到了鹿儿岛，受到了吉冈少佐夫妇的殷勤招待。到了临别的时候，吉冈单独对溥杰神秘而郑重地说：“你到了天津，可以告诉令兄：现在张学良闹得很不像话，满洲在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宣统皇帝多保重，他不是没有希望的！”七月十日溥杰到了天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七月二十九日，日本一位华族，水野胜邦子爵前来访问，在郑孝胥和溥杰的陪侍下，我接见了他。在这次平常的礼貌的会见中，客人送了我一件不平常的礼物：一把日本扇子，上面题着一联（据溥杰解释，是日本南北朝时代一位忠臣写在樱树皮上，暗传给失掉了江山的君主的）诗句：“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
这时正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东北局势日益紧张，而我的“重登大宝”的美梦又连做了几天晚上。这时来了这样的暗示——无论它是出于单纯的私人关怀，还是出于某方的授意，对我说来，事实上是起了行动信号的作用。
“九·一八”前后那几天的静园动态，郑孝胥日记里留下了一些记载：乙亥初六日（九月十七日）。诣行在。召见，商派刘骧业、郑垂往大连……
丙子初七日（九月十八日），诣行在。召见，咨询出行事宜……
丁丑初八日（九月十九日）。日本《每日新闻》送来号外传单云：夜三时二十三分奉天电云：中日交战。召见刘骧业、郑垂，命刘骧业先赴大连。作字。遇彛郑ǔ卤﹁。冈ち险绞驴指闯扇斩碇健Ｎ缭蹑担├矗笞魇槎剑怕懿媚谔锛叭站玖畋咀４笃撸ㄖ４梗┩腥樟旃荨Ｔ疲鹤蛉站颜挤钐欤酝耍ご阂嘤姓绞隆�
戊寅初九日（九月二十日）。诣行在，进讲。报言日军据沈阳，同时据长春、营口、安东、辽阳。东三省民报送致十八号，报中毫无知觉……
己卯初十日（九月二十一日）诣行在，进讲。蒋介石返南京，对日本抗议，张学良令奉军勿抵抗……佟揖先（济煦）来，自言欲赴奉天，谋复辟事。余曰：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我本来一听见事变的消息，恨不得立时就奔到东北，但这样的行动不经日本人的同意是不行的。郑孝胥对我说，沈阳情况还不明朗，不必太着忙，日本人迟早会来请我，不如先和各方面联络一下。因此，就决定了派刘骧业去找日本人在东北的最高统治者内田和本庄，叫我的管家头目佟济煦先去东北看看“遗老”们那边的情形，商衍瀛继续找找那些有过来往的东北将领。去办“及时应为之事”的人派去了不久，果然又应了郑孝胥的话，关东军派人找我来了。
九月三十日的下午，日本的天津驻屯军司令部通译官吉田忠太郎来到“静园”，说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请我到司令部谈一件重要的事情，并且告诉我不要带随从，单独前往。我怀着对“喜事”的预感到了海光寺日本兵营。香椎见到了我就说，从满洲来了两个人要朝见我。说着，领我进了他的客厅。在这里我看见了两个人恭恭敬敬站着，一个是长袍马褂的罗振玉，另一个穿西服，脸面陌生，从他的鞠躬姿势上看出是个日本人。香椎介绍了一下，说他是关东军参谋板垣大佐派来的人，名叫上角利一，介绍了之后，香椎就出去了。
屋子里只剩下了我们三个人。罗振玉恭恭敬敬地给我请了安，然后拿出一个大信封给我。这是我的远支宗室，东北保安副总司令张作相的参谋长熙洽写来的。张作相是兼职的吉林省主席，因为到锦州奔父丧，这时不在吉林，熙洽利用职权，下令开城迎进了日军，他的日本士官学校时代的老师多门师团长的部队，不费一弹，占领了吉林。他在信里说，他期待了二十年的机会，今天终于来到，请我不失时机，立即回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说可以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先据有满洲，再图关内，只要我一回到沈阳，吉林即首先宣布复辟。
罗振玉等我看完了信，除了重复了一遍信中的意思，又大讲一番他自己的奔走和关东军的“仗义协助”，说东北全境“光复”指日可待，三千万“子民”全都盼我回去。关东军也愿意我去复位，所以派了上角来接我，总之是一切妥善，只等我拔起腿来，由日本军舰把我送到大连了。他说得兴高采烈，满脸红光，全身颤动，眼珠子几乎都要从眼眶子里跳了出来。罗振玉的兴奋是有来由的。他不仅有熙洽的欲望，而且也有吕不韦的热衷。他现在既相信不久可以大过其蟒袍补褂三跪九叩的瘾，而且看到利润千万倍于“缘墨堂”的“奇货”，他几年来花费的“苦功”，在他的自传《集蓼编》里曾透露了一部分：……予自辛亥避地海东，意中日唇齿，彼邦人士必有明辅车之相依，燎原之将及者，乃历八年之久，竟无所遇，于是浩然有归志。遂以己未（一九一九年）返国，寓天津者又十年，目击军人私斗，连年不已，邪说横行，人纪扫地，不忍见闻。事后避地辽东又三年。衰年望治之心日迫，私意关内麻乱，无从下手，惟有东三省尚未糜烂，莫如吁恳皇上先拯救满蒙三千万民众，然后再以三省之力，戡定关内。惟此事非得东三省有势力明大义者，不能相期有成。乃以辛未（一九三一年）春赴吉林，与熙君格民（洽）密商之。熙君夙具匡复之志，一见相契合，勉以珍重待时。又以东三省与日本关系甚深，非得友邦谅解，不克有成。故居辽以后，颇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相往还，力陈欲谋东亚之和平，非中日协力从东三省下手不可；欲维持东三省，非请我皇上临御，不能洽民望。友邦当道闻之，颇动听……一九二八年末，罗振玉搬到旅顺大连以后的活动，他曾来信大略向我说过，在郑孝胥和陈宝琛等人的宣传下，这个“言过其实，举止乖戾”的人，不能引起我太大的希望。但这回他来的却正是时候，说出的一切话也不容我不信，因为不只有熙洽的来信，更有关东军赫赫有名的板垣大佐的代表——上角利一。上角向我转达了板垣的意思说，关东军“完全没有领土野心”，这次行动不过是为了“保护日本的利益”，关东军“诚心诚意”地愿意帮助我在满洲建立新的“友好”的政权，希望我立刻动身先到大连，然后转往“盛京”就位。日本关东军现在连沈阳也给恢复了旧名了。
在会见罗振玉和上角的头一天，郑孝胥刚给我看过一份大连的报纸，上面登载着沈阳“各界准备迎立前清皇帝”的消息，而当地的报纸上也登了国际联盟讨论国民党提出的对日本的控诉，英国代表显然在袒护日本。同时，郑孝胥刚接到他的留学英国的孙子寄来的一段英国报纸节译，其中由一个英国少年在中国失踪的事件，说到“民国之不足信任”，并且指出“美国官场并不以满洲之变动为日本违背凯洛非战公约”。国民党南京政府方面，除了口头抗议和同样无济于事的呼吁之外，只见步步退却，并无真正想抵抗的意思。总之，一切现象都表明，东北所发生着的事情，对日本是顺利的，因此对我也是顺利的。我认为时机确乎是到了。
我心里一团高兴，但是还能矜持地向罗振玉和上角利一表示，待我回去先考虑一下，然后再做答复。
在回园去的路上，我心里盘算着“复位”的时间，想象着“登极大典”的场面，越想越高兴，浑身的血液都像沸腾了起来。但是，回到了静园，马上碰见了泼冷水的。
头一个表示反对的是陈宝琛，追随他的是胡嗣瑗、陈曾寿（婉容的师傅）。他们听了我的叙述，立即认为罗振玉又犯了鲁莽乖戾的老病，对于关东军的一个大佐的代表，他们也表示不能贸然置信。他们认为东北的局势变化、国际“列强”的真正态度，以及“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