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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打算跟单位再请三天假，虽然有张可从中引荐，但毕竟还要去面试，等当面定下来，我再回来辞职不迟。谁知第二天上午艾红又打来电话，说选两篇我的新闻作品，最好是人物类的，连同我的照片一块儿“Email”过去，我就照办了，我还真写过不少人物类的专访，有的还算有些名气呢。下午的时候，艾红再次打来电话，欣喜地告诉我已经定下来了，还看在张可的面子上，考虑到我的经济问题，把试用期缩短到了一个月。既然已铁板钉钉儿了，那我干脆就辞职算了！
我赶去了单位，可总编却不在，我就给他打了电话，我说：“您下午还回报社吗？”他问我有什么事，我就直说了。他很意外，继而也很伤感，问我：“你是不是因为那篇报道才走的？”我忙说：“不是，同学提供的机会，错过很可惜的！”他就说：“北京是好地方，报纸也很不错，关系到你个人的发展，我也不好说什么，但我还是希望你留下来！”我就说：“我还是想和您见一面。”他却说：“你要是非走不可，就不用见我了，你若是能留下来，我倒是想和你坐在一块儿再聊聊呢……”我们就这样在电话里罗嗦了十几分钟，总编再次让我感动，可我却去意已决。
到单位人事部门办了手续，我给徐冬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已经辞了职，然后就去部门办公室，跟孙燕说了一声，孙燕也很惊讶，要请我吃饭，我说已经有哥们儿安排好了，她就说挺遗憾的。我离开了报社，就直接去火车站买了明天的卧铺票。
徐冬是仓促间张罗的，晚上在枫叶轩摆了一桌，为我饯行。张兵果然出差去了外地，方东方又不愿来，我们之间的恩怨，哥儿几个都心知肚明了。就徐冬、刘大军、刘进、还有我，四个老爷们儿在那间小包房里喝到了子夜时分，竟谁也没提我和赵婷的事，好像都知道了。我一瓶一瓶喝着啤酒，似乎把几年来，在省城该喝而没喝的酒都喝了。
烂醉如泥，一塌糊涂。
三十三
2004年的第一场雪，似乎比往年来得稍晚一些。
获知这一信息时，我正坐在北京的公交车上，车窗外雪花飘飘，两个操着标准京腔的妇女，就坐在我前面谈论着，我对首都以往的降雪情况一无所知，既然她们这样说了，那就是吧！离开了省城，就好像与省城的一切断了联系，我的心情好多了。我也说过，每次来北京，我都会有一种亲切感。
我来北京一周多了，来时就带了几件衣服，揣了几张银行卡。我本就没什么东西，省城住处的家电都是租了房子时就带的，跟房东交代一声也就不租了，还余两个半月的房租，他给我退回了两个月的。只有那台电脑，还算是我唯一值点钱的家当，我是先放在了徐冬家里，他昨天刚托了一个开车来北京的老板，给我捎了来。我刚来那几天就住在艾红家里，前天才在一个学生公寓里，租了个十几平米的房间。
艾红的那套120平米的商品房在通州区的东关，已属于郊县了，房价当然不会像北京市内那样动辄上万，与我们省城市内地段商品房的价位差不多。这里交通也相当方便，有一段直通市内的高速，最适合有车族居住了。艾红夫妻俩因都上班，没太有多时间顾及家务，就请了保姆，一个四川籍的小姑娘，说上十句话，我能听懂一句。大卧室睡被夫妻俩占着，小卧室又被她占着，我只能睡客厅的沙发。白天我搭车和张可一起去单位看一眼，空闲的时间就去找出租房，艾红劝我：“不用太着急，找不到就先住这儿！”我就说：“趁现在不忙找一找，过几天投入工作就没时间了！”我确实住得很不习惯，尤其是那个小保姆，看我的眼珠子都是绿的，我怕时间长了会出事。
在北京找房子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离单位近的地方房价都很高，可又不能离单位太远；两室三室的我不能租，太奢侈了，单间又不好租，信息源少；只有合租的房子多，到处皆是，也是最经济的，可我这个人又挑剔，和男人合租吧，我会有一种怪怪的同志感觉，就犯恶，和女孩子合租吧，时间长了产生什么纠葛也很自然，人毕竟不是冷血种类，有着丰富感情的，这倒也没什么，但我却怕艾红笑我：“你可真酷啊，还玩上异性合租了！”我扫荡了几天，终于在某大学附近找到了一个学生公寓，是私人经营的，就在一个新建的花园小区里，一栋居民楼的整个二层都给了它。
公寓里差不多住了上百号人，大多都男女学生，但毕竟分隔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小单间，虽然面积与我在省城的没的比，但房租却差不多，每月500元，而且是一个月一交。其实细琢磨起来也没便宜哪儿去，老板的心也够黑的，就一根宽带线接了那么多台电脑，每台电脑还要收50元的上网费，电费都是四毛八一个字儿的，他却收八毛，进公共浴间洗一次澡要收四元，就差那几个公共厕所没收钱了。一切只不过是“秋后算账”，让你的心里有一个承受过程而已。我搬过去的时候，艾红跟去看了看，直皱眉：“这样的地方你怎么住啊？”我说：“这多热闹啊，单身男人不都这样吗？”艾红说：“是吗？”就笑了。
有了新住处，我曾试着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但没有用，只要还活在这个尘世上，就免不了被纷扰。从正街到学生公寓，会路过一个小巷，小巷两旁有一段门市平房，都开了理发店，奇怪的是，快入冬季了，理发店却还都敞着门。当我从一个个敞开的门前走过，门里端坐的浓妆艳抹女郎，就会向我飞吻或抛媚眼儿，我才明白，她们哪里是理发呀？分明是挂羊头为幌子，卖自己的肉罢了；还有，昨晚我意外发现，我的小房间对门竟住着一个单身美女，黑黑的长发，薄边的眼镜，看上既斯文又妩媚，很能让我浮想联翩，小单间墙体隔音的效果很差，半夜里就能听见隔壁传来清晰的喘息声和呻吟声，我就想，美女应该也能听到吧，她是否也在疯长的欲望里挣扎和煎熬呢？
我进了周报以后，还赶上一期出报呢，因还没有开设人物栏目，也就没我什么事，但这一期就开通了，又赶上日子是12月1日——世界预防艾滋病日，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期人物就是“艾滋人物”。另一个与我同时来的郑姓记者，被派往了河南采访，我留京也是有任务的。四个艾滋病患者从四川赶来参加电视台晚会的节目录制，他们要表演的是一个小品，晚会将在“艾滋病日”播出。他们在四川当地做过循环表演，上演的故事都是他们的亲身经历，曾轰动一时，我的任务就是专访他们，从“四个艾滋演员”的角度来刻画。
我坐公交车正是赶去他们下榻的宾馆。这之前我做了一番准备的，毕竟是第一次要和他们近距离接触，说不害怕是假的。我上网搜索了半天，恶补了一些防艾知识的。我看了眼窗外，一个小学校园里，孩子们在雪中嬉戏。我又看了看手表，已经下午一点多了。北京的交通总能让人处于一种失衡状态，你坐上公交车去办事情，再坐了公交车回来，差不多就是一天了，你就会有永远在路上的意识。即使你打了车也白搭，因常常会遇到塞车，在停滞的出租车里，看着计时表蹦得欢，你的感觉仍然还会是：在路上。
又换了辆车，我到宾馆时正好是下午两点半，雪却还下着呢。四个艾滋病患者在导演的监督下正排练，站在一旁等候，四点多的时候，排练终于结束了，我便先约了那个年龄最大的男性患者采访。就在他的床位上，距离没超过一米，我们面对面地坐着，我竟没了丝毫的恐惧，大概是看上去，他和我们正常人没什么分别吧，我曾把他们想象得很恐怖。他说，他们的村子共发现了十例艾滋病患者，而他的家族就占了七个：他、他的大哥、他的两个侄儿、一个侄媳妇、一个侄女女婿、一个外甥女女婿。都是因到河南卖血直接或间接传染上的，他的大哥去年已离开人世了。说起大哥时，他就哽咽流泪了。
他还告诉我，因接受了治疗，他的病情比较稳定，没耽误了做生意。他在镇上开了小面馆的，生意一直很不错，光临的大多是乡里乡亲。他说这话时我有些不相信，按现在民众的观念看，一个艾滋病人开的面馆会有人去？可他却拿出照片来证明给我看，还指着另一张照片说：“这是我们镇上另一个艾滋病患者开的茶馆，生意也不错哩！我这才信了。我给他拍了张特写，正要接着采访下一个患者，却有人来叫他们去吃饭，他们吃了饭还要排练的，之后就休息，因为明天他们还要早起，上午就进行晚会实况录制的。
采访任务没完成，我决定晚上不回住处了，就在附近找个地方住下，来往很耽误时间的。我就找了电视台那个导演，问她我明天可不可以到录制现场看一看，她说可以，但拍照时要遵守规定，不要打闪光灯，她是看到了我胸前挂着的数码相机。我出了宾馆，先是找了小店吃了碗羊肉泡馍，就找了家洗浴中心过夜，五十八元只包括洗澡和休息，真是京城宝地水贵如油啊。不时进来了新宾客，小姐们还动不动过来问做不做这，做不做那的，我一夜也没怎么休息好。
第二天吃了早餐，我早早地就来了宾馆等待。八点多了，电视台的那辆面包车才来，我就随十几个人上了车，司机问我做什么的，我说去采访，跟导演说好了的，他就没再说什么。车上除了我要采访的患者，还有一个十几岁的眉目清秀的小女孩，亲热地与一个老太太坐在一起，我就猜想：她们也是艾滋病患者吗？她们是什么关系呢？车七拐八拐地，我也弄不清到哪了，反正看见了一个牌子：XX摄制基地。基地里乱得像个大仓库，可演播大厅却是别有一番天地，舞台设计得很有特色，也很漂亮。
我第一次见到电视节目的录制，操作起来比我们纸媒体复杂得多，光是调试灯光音响等设备，就花了两个多小时，然后是固定几台摄象机的位置，最大的那个吊在空中能伸缩的，安装起来很是费事。将近中午，晚会的录制才开始，不少明星轮番登台。节目录制差不多一半时，我在车上看到的那个小女孩，就在主持人的介绍下上了台，原来小女孩来自河南，那个老太太就是她的母亲，她们虽不是艾滋病患者，但她的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却都是，二姐因痛苦已经自杀了。小女孩12岁时曾辍学，在村子里的艾滋孤儿学校打工，就像魏敏芝那样，手把手地教艾滋孤儿读书。故事很感人的，我听着都潮了。
差不多结尾的时候，才轮到我要采访的那四个患者登场，也许是由于紧张，他们表演得很一般。等他们下了台，我们便一起又坐了电视台的车回了宾馆。我就一口气采访了余下三个患者，和他们如此“深度接触”，我不但了解了他们，也重新认识了艾滋世界，一个患者话很让我感动：“不想过去，不想将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