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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前她向张大哥辞行，只说了一句：“我回来再和你结婚。”她说到了，也做到了。
十三
一场大雨驱走了持续几个月的干旱和炎热，秋天来了。
离秋收还有一段时间，但是谁都能感到收获的欲望。集市上摆出了各种用于收割打晒的农具，沙镰、尖担、扬叉、扫帚，还有牛绳、牛轭、磙架，空气中漂浮着灰尘，人们为了一分钱吵吵嚷嚷。余锋在人们中间挤着，眼睛在货物和人们的裤管上扫来扫去。张道国跟在后面，不停地给他介绍市场行情，说着一些今后的打算，可他一句也没听进去，耳朵里只响着市井的声音，心里想着以前的事情。
以前他给前任市委书记老刘当秘书，新城是刘书记的联系乡，他就来过这里。实行责任制以后，有一段时间基层党组织比较松散，大家都埋头忙自己田里的事情，村干部不用再吹哨上工了，心里都有失落感。党的活动也少了，当时有一种说法：“中央是执政党，地方是自由党，农村是地下党。”为什么是地下党？大队部的房子都分了，没有了活动的地方，干部、党员开会都要轮流找地方，要不就搬只小凳在大树底下开会，就像当年搞地下斗争一样。这当然不行。刘书记带着他到三道岗，搞了一个试点，这个试点后来经过组织部的秀才们总结，叫做党员活动室。党员活动室的经验又被省委《支部生活》杂志推广，使新城一度成为党建先进县。当年的县委书记也提到外地当了组织部长，现在已经是副省长了。可是刘书记连在本市也没呆成，调到了外地。这样做的结果是连他也受到了影响，至今得不到提升，成为一个“受两个女人管”的人。那时候赵离不过是市医院的小小副院长，一个无足轻重的妇科医生，他一想到这些心中就气不愤。
余锋不久前利用到外地开会的机会，顺路去刘书记那里看望。刘书记不忘旧情，在一家星级酒店摆了桌家宴，特意从家中带去一瓶五年以上的茅台，算起来这酒还是从经州带去的，这件事使得余锋激动不已。本来他有半斤的酒量，可是喝了二两就醉了，哭得像一个初次回娘家的小媳妇。刘书记易地作官，固然不会寂寞，捧场的人也不比在经州的少。可是人的虚荣心是无止境的。刘书记离开经州，仍然想经州人还像过去一样拥戴他，最好在他面前说些今不如昔之类的话。起初也的确常有人来走动，但是近年来渐渐人稀，正感叹人走茶凉时，余锋专程探视，正对了他的心思。他看着余锋涕泪横流的样子，且不去劝慰他，只以欣赏的眼光和一两声同情的叹息相伴，这种欣赏和同情十分复杂，恰是母亲之于婴儿，师傅对于爱徒，老板之于小蜜的那种。等到余锋释放了全部的委屈，刘书记这才叹道：“我知道调走以后，关于我的闲话不少，有人说我喜欢务虚，有人说经州在我主持工作的几年落后了。不看当时的历史条件，妄下评论，这是共产党人的作风吗？”刘书记的爱人，余锋称为黄姨的女人也在场，她有着一副梨形身材，胸小而肚大。胸小，能容的事情就少；肚大，需填塞的欲望就多，她一向相夫有方，以前在经州的时候，能够经常代丈夫表态，处理事务，因此人称黄市长。此时看到这对人儿相对唏嘘，她骂了一句：“你们经州的人都是狗。”按她的愚见，倘使经州有五百万人，四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都该是狗，这一个人就是余锋。刘书记看她说话不像话，拦住说：“经州的干部群众绝大多数都是好的，坏就坏在那里的党风不正，思想不纯。背后说坏话，就是党风不正思想不纯的表现。”余锋本来并没有听到什么坏话，可是老领导的耳朵就是他的耳朵，老领导夫妇既然有意见，他就有义务论证这意见，联想到市委近年总是大讲成绩，正常的逻辑是：肯定现在就意味着否定过去，于是现场发挥，演绎出一些否定前任市委的故事。刘书记不听则已，一听，就拍桌子怒道：“别高兴太早！以为我不行了，告诉他们，我还不老。”黄姨趁机告诉余锋说，刘书记当秘书时的老领导最近已从外省调到中央。“我们老刘说是五十二岁了，掐头去尾，实打实正在吃五十的饭，还在提升的杠杠以内呢。”临别时，刘书记特意拍拍余锋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别泄气，来日方长。”
这次见面使余锋激动了很长时间，也琢磨了很长时间，刘书记的话里，明显有一种暗示，在他蜗居山城一隅的时候，也许上层的事情正在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正是世人所谓的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一种强烈的期盼就像眼下农人对于收获的期盼一样，在周身骚动着。
路过一个卖编织袋的小摊前，摊主正在歪着头听袖珍收音机，他弯下腰，拍拍那人的肩膀，问：“卖袋子呢，生意好不好？”那人把收音机装进口袋，说：“是余书记呀？”余锋对群众认识自己毫不奇怪，点了点头。那人说：“一个集能卖四五条吧。”
余锋问：“能赚多少钱？”
那人说：“一只赚两毛，块把钱吧。”
余锋说：“那就不够你的时间成本了。时间成本你懂吗？”“你是说不够我半天的工钱。”那人说，“不过赶集有赶集的快活，还能得到信息，我今天就知道安徽和上海的人来收板栗，预付定金，两块六一斤。”
余锋惊讶地对张道国说：“我们新城的农民真不简单，时间成本和信息这样的词汇都懂了。”
张道国说：“他叫曹操，老是看三国，天天听广播。”
那人笑了笑，说：“余书记，你那年和市里刘书记到我们村搞党员活动室，有一夜没走了，就住在我家里，我不叫曹操，叫戚明全。”
余锋拍了一下自己的头，说：“想起来了，你是村干部嘛，难怪你很有经济头脑。村里的工作好吗？”戚明全眯缝着眼睛，看着张道国，说：“除了我，都好，都好。”
张道国推着余锋的脊背，两人离开了戚明全的小摊，回到办公室，张道国递给余锋一块毛巾，说：“过了白露节，夜寒白日热，走一身汗，擦一下。你别跟姓戚的多说，他现在跟我顶上了，上次到市里去上访就是他组织的。”
余锋问：“这样的人为什么不处理，是党员吗？”“党员。谁敢处理他，只怕是没处理了他，赵书记就把我处理掉了。年初乡党委有一个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计划，戚家洼林场是试点，结果刚开始，就碰到戚明全等人的反对，又要打村干部，又是上访，不用说我挨了批评，郭玉还来做了调查，帽子扣了一大堆，认为我们是破坏联产承包责任制。”张道国伏在水盆里，像牛似地摆动脑袋，弄出一阵水响，“我不懂赵书记为什么要支持他们。要是这样下去，我们基层的工作还怎么做？”余锋绕着弯子说：“发展集体经济是党的一贯政策，谁也无权反对。现在社会上有一些人借口改革开放，不搞争论，拆社会主义墙角，这样的人就不配当党的干部。”
张道国说：“越级上访的事出了以后，我们乡的工作就出现了很多难题，一些干部不敢再放手工作了，群众都谣传我犯了错误，还有人说最近要调到政协去当科长。你是管干部的，我想问一下，常委是不是要把我调走？”余锋说：“你要调走，我怎么不知道？”张道国说：“赵书记对我很有看法，还不是她一句话。”
余锋哼了一声：“我怕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哦，干部问题是县委集体研究决定的，反正我没有听说你要调整的事。”
“要是这样，我就放心了。”张道国接着说，“余书记，听说成立开发区的时候，常委有一个意见，要我去当副主任，赵书记反对，有这样的事吗？”余锋问：“谁告诉你的？”张道国说：“这你别管。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事吧。”
余锋想了想，点点头。
“还是对我有意见嘛。”张道国拍着桌子说。
余锋今天到三道岗，并没有什么具体任务，通常闲下来的时候，县委的头头们都要到各乡去转一转，一方面算是搞了调查研究，一方面同乡里的干部融洽了感情。否则人家见了面就会抗议：书记，有时间也关心关心我们呀，别因为我们的工作落后，就不去呀。以前余锋不大理会，觉得整天在乡下，不过是同干部打打牌，喝喝酒，使干部队伍庸俗化，上下级之间没有一点距离感，很难产生威信。基层干部就反映他整天板着面孔，难以接近，干部问题上不能一碗水端平。这次从刘书记那里回来以后，他就隔三岔五地到各乡跑了跑，发现乡镇干部对他还是满敬畏的，而对赵离却没有表现出什么特殊的感情，这使得他对自己增强了很大的信心。现在看到张道国对赵离意见很大，不禁暗暗高兴，口里却说：“你别放在心上。女同志嘛，思维方式跟我们不同，对权力看得很重。你看见动物世界没有，那些母兽总是对自己的领地看得很紧，不容外人进入。不要说是你，连我她也有意见。吴县长让我当开发区的党委书记，她不同意，让吴县长当，原因是老吴这人性子软，好管。
再说干部问题，今年过了大半年了，人事问题积压了一大堆，她就是把着不让研究，说穿了就是怕安排了她不了解的人。”
“我说女人就不能让她当权，你看有多少事坏在她们手里，武则天、慈禧、江青。”张道国愤愤地说。
“你这是女人祸水论，错误！好女人还是多数。恐怕赵离这个人还是与她的经历有关。”
“什么经历？”
余锋压低声音说：“我说了你不要外传。她出身资本家家庭，生母是小老婆，自然在家中没有地位，这就形成了她的矛盾性格，一方面这种人自觉要比别人门第高贵，为人清高。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家族中矮人一等，在夹缝中过日子，性格就要偏狭、多疑。”
张道国问：“她这样的人怎么能混进党内来呢，真是奇怪。”
“她原来在老城县插队，后来推荐上了大学，不是真的科班出身，搞业务不行，只能改行。”
说罢，连余锋也对自己的分析感到吃惊，这是不是以前学过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暗中起作用？同赵离共事以来，他不能不承认这女人有能力，工作有思路，讲话有口才，是女性中的佼佼者。细细想起来，她性格中又有许多矛盾的地方，讲改革开放比谁的劲头都大，连近些年沿路发展起来的路边店都能容忍，可是她却不能容忍男人在会上讲两句粗话，甚至到了敏感的程度。她鼓励县城发展服务业，总是抱怨县城生活太单调，不利于招商引资，而她自己却总是一套蓝色衣褂。
也许她以前的生活里曾有过别人所不知的许多事情。
张道国以前对县里的领导谁也不怕，只有余锋，整天板着小黑脸，不苟言笑，令人捉摸不透。他又是管干部的书记，见了他谁都有些拘谨。现在在对赵离的看法上，两个人认识一致，感情越来越接近。要是赵离真的有第六感，这时一定会打喷嚏发寒战。中午，破例安排在街上餐馆吃饭，席间张道国摸出两瓶茅台，照例又是他侄子从贵州孝敬他的，这样讲，余锋就没有理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