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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提供了几百架次的空中掩护，非洲联军得以全歼大和国五支精锐之一的第五步兵师团，解放布隆迪。
之后西方支持的另几个中非国家也从东、北两个方向大举进攻，先后重创大和国的第二、第四师团。7月13日金杜会战，35万非盟联军击溃日军第三师团和8个步兵旅攻入金杜，大和国于建立4个月后被非盟联军灭亡。
不论是处于嫉妒或别的什么原因，此后几个月里，整个非洲的日本人地位一落千丈，某些秩序混乱的地方，政府军只要收缴了日本人的武器，就会有当地人趁夜袭击，原大和国内的日本移民被非盟联军屠杀的事也时有发生。人权委员会连续提出抗议，但没了各大国的支持，在非洲这不知人权为何物的蛮荒之地，几个特派员碰了一鼻子灰。苟延残喘的日本政府甚至连撤侨的力量都没有。
瓜分日本是计划中的事，霍汉扬原意是在日本驻军压制美国，但是在潘逸风等坚决反对下只得让步，38军在日本驻扎几个月后将回国，大阪等地由英、法、德三国派兵监护，中国驻联合国代表江彤称让德国参加维和行动是“对德国二战后自我反省的肯定”，并希望德国能表现出责任心，回到国际政治大家庭里来。这摆明了是给日本看的。
第七十一章 分歧
日本投降后，印度也提出了中印停战协议，在中国把战争赔款降至120亿美圆后，协议得以通过。印度需要先支付50％的战争赔款，并把若干部队撤离。然后付清剩余赔款的同时，印度还须向中国支付使用中国土地的租金——每亩每年1欧元，还有每年10％的利息，具体计算由一家德国计量公司负责。
印度认为它侵占我国40000平方公里土地，相当6000万亩，按40年记是24亿，按照中国利息计算方法，须支付48亿的利钱。不过由德国人提供的数字却让他们傻了眼。中国人在谈判中一直说亩，但在印度人不小心的时候言明了一切计量单位用公制，太兴奋的印度代表完全没往心里去，而德国人则忠实地履行了职责。至于利息，中国的定期储蓄都不超过5年，所以没有针对40年的年息，10％的利息当然是每年一算还要利滚利的，算起来有1770亿。用《纽约时报》的话说，中国人用一个小伎俩耍倒了印度。
阿索卡政府当然不答应，调集了7个师增援东北，但是由于部队正在撤退和解散，顿时把交通弄得一团糟。刚撤出西里古里的我军装甲部队杀了印军一个回马枪，王键率一个坦克团在2万印军中往来冲杀了几次，印度人呼叫炮火支援，但火炮已经运到旁遮普去了，结果2个团的解放军把印军杀得大败，还白手夺取印军未及运走的数万吨物资。中国一动手，那加兰人民军立即响应，锡金的部队也把国境以南还没来得及加强的印军狠扁了一顿，尼泊尔和巴基斯坦也各自调兵遣将。阿索卡其实也不想打，只是无法接受被中国摆了这么大一道，而且国内的压力也让他不得不做个样子，现在更没法打了，表面上疯狂的印度教徒纷纷请战，其实这些人也就在城里搞个暴乱什么的，和解放军对撼那是找死。新德里的街头重复不断地播放着印度国歌，似乎印度快要亡国了。
终于，印度咬着牙接受了巨额租金，那印度付不起怎么办，中国又提出了出售土地的办法，以每平方公里100万欧元的价格出售印度东北地区的土地，印度没办法，一番讨价还价后价格升到150万，中国一举购买了10万平方公里，南端直到艾藻尔，并开始了大规模移民，虽然印度死活不让中国购买隆莱，并把它建成了阻止中国前往印度洋的第一座要塞，但无数的中国人依旧把那里当作理想的发展方向，有初中文凭的农民或军烈属优先获得了去那里的机会，无形中推动了拥军、教育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而印度则因为出售土地一事引发内部激烈争论，进而发展为军政对立。后世历史学家认为中国没有让印度长期赔款其实是留给了印度一个更大的隐患，造成印度2009年至2031年间的38次军事政变，以及印度军队上层文官把权，还把印度内部混乱的影响排除出中国利益之外，为2027年中国进入印度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切似乎都是那么好，不过在北京，霍汉扬和潘逸风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在多次会议上霍汉扬指责潘逸风在战争中杀人太多，损害了中国一贯优待俘虏的形象，而潘逸风则认为霍汉扬缺乏领袖应有的魄力和判断力，霍汉扬又说潘逸风处处以斗争为纲，是个好战份子。对日、印作战后，张连生获得元帅称号，朗震海、刘明光、胡琨等将都晋升一级，连陆涛都名列其中，惟独潘逸风没有任何嘉奖，霍汉扬说是怕潘逸风太出名了会孳生自满情绪等等，又调潘逸风去负责烈士的善后工作，而改派陈远航负责向印度受降，中宣部关于中印之战的报道中有意无意地加入了霍汉扬的英明领导，忽略了此战的指挥官潘逸风，此举令军中不少将领大为摇头。不甘心的潘逸风自己掏钱为阵亡将士举行隆重的葬礼，还请了不少外国记者，弄得国内新闻机构不得不进行报道（外国人都知道了，自己倒给压着，说不过去啊）。葬礼上潘逸风一篇檄文念得感人泪下，不知迷倒了多少女性，霍汉扬只好匆匆忙忙在电视里读了几句悼词，搞得很没面子。
“家新啊，你看潘逸风还会继续支持小霍吗？”
“潘逸风富甲天下，他看重的也不是名，只是希望小霍放手让他实现自己的梦想，不过小霍不愿放手，处处牵制了他，使得坐失良机，这才有点意气用事。”
“小霍是一国之主，你叫他如何能放心让潘逸风去搞，尤其潘逸风居然用烈士葬礼还以颜色，实在犯了大忌。”
“我承认这件事上潘逸风不够理智，但眼看小霍将他投闲置散从此默默无为，以他外柔内刚的个性怎会甘心。我看小霍把当前的局势想得太乐观了，周边的环境虽有好转，但我们的海军还很年轻，不足以打破美国的封锁，失败的国家也会用别的方法继续威胁中国。国内地方保护主义抬头其实是另一种腐败的表现形式，中国还有一仗要打。是不是该给小霍说说？”
满头白发的姜卫沉吟着摇摇头，不再谈论这个问题，为了霍汉扬和潘逸风的事他和苏家新这老哥俩已经有分歧了，再谈只会更乱。
2007年4月11日，一起不算太大的事件使紧张的气氛有点白热化了。
一直以来中国都有很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势力，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地方性行政法规的过分干涉和司法部门的无理介入。以俊风农机集团为代表的武汉各工业集团是国企转制的产物，除了经营方法和范围更灵活，根本的体制和经营理念都沿用老一套，在开始几年风光后，企业又陷入困境，大量不合时宜的旧产品积压，比如俊风集团还在大造老式拖拉机，卖不出去就依靠政府。07年初，武汉地方政府出台了《武汉工农业保障暂行办法》，强制向外地农用机械收取“地方经济扶助费”，一台小型农机约收2万元，大型的则收到7万元。此举引起连串的壁垒反应，很多地方相继出台相似法令。而潘氏的天铸民用工业是设在上海的，虽然拥有相当的国际份额，但失去国内的销售将使利润降低45％。为此天铸民用的CEO庞玉峰与各地政府展开了艰难的谈判，在一切手段无效后，庞玉峰决定对武汉政府提出起诉以解开这个死结，然而4月11日，4名武汉警察闯入庞玉峰在田林的寓所将其带走，之后几天时间天铸民用的职员不断接到要求撤诉的威胁。
上海市长亲自飞北京告御状，但是霍汉扬认为采取强硬手段会使武汉出现动荡，出于稳定的考虑，他仅同意在行政上施加压力，但他的意图被泄露给了武汉方面，协调会上武汉政府官员态度蛮横，使协调工作被迫中断。
第七十二章 冲突
在中央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潘逸风再次提出庞玉峰的问题。与会各人均表示武汉方面的行为是错误的，但问到应该如何解决时，众人纷纷望向主席位，霍汉扬先表态，再自然地大谈一番稳定的重要性，刚说到“我们要充分考虑武汉人民的情绪……”，突然发现潘逸风正用一种很天真的眼神看着他，就象个好奇的小学生看着老师的样子，在这种场合可说是绝无仅有的。“霍总书记是否忽略了上海人民的情绪，或者认为上海人没情绪，又或者觉得上海人不是中国人？”霍汉扬的脸色迅速变化了数次，可又无法反驳，虽然在历任中央领导的思想里从没考虑过上海人也会闹情绪，但这话怎么说出口啊。只好说天铸民用是潘逸风名下的企业，潘逸风应当避嫌等等。话音未落，潘逸风“啪”一声扔出一叠文件道：“这是天铸民用转归国有的协议，你代表政府签字后立即生效。”
“散会。”霍汉扬捏了半天眉头只说了这么一句，他是真的头痛。那份转让协议放在桌上谁也没动，最后由负责会场的工作人员保存了起来。
4月22日，原定讨论庞玉峰案件的会议显得非常多余，因为上海国民警备队下属的〃短刺〃突击中队已于21日傍晚将庞玉峰救出。
上海警方认为抓捕庞玉峰未经过合法程序，是一起执法人员参与的绑架案，鉴于武汉警方能力有限，所以调动国民警备队配合营救。武汉来人坚持这不是绑架而是滥用职权，上海一名官员大声呵斥道：〃人民给你们的权力就是让你们滥用的吗？〃潘逸风不紧不慢地跟了一句：〃被滥用了的能算职权吗？〃看着上海方面充满法律依据一边倒的发问，霍汉扬知道潘逸风一定起了关键作用，但事情发展到这地步，他决无可能支持武汉的了。最后他把两地的人狠狠批了一顿，责令上海警方赔偿行动中武汉市民的损失5000元，武汉政府取消地方保护性法令及严惩违法的警察。
这次会议诞生了《高级司法接管条例》的草案，以解决不同地区间的司法纠纷，并指定国民警备队不得跨地区行动，只有公安部特警队有权在全国进行司法接管。这最终使得中央集权得以加强，地方保护主义的行政和司法壁垒从理论上被打破了。
明知这对自己有莫大好处，霍汉扬仍旧对潘逸风一肚子怒火，或者是恐惧也说不定。
美国学者米兰顿称营救庞玉峰事件为中国真正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建立了理论基础，但也成了霍潘之间最后第二根稻草。
如果营救庞玉峰是一根稻草，那么最后压死骆驼的那根应该算是电线杆了。
为了压制潘逸风的势头，霍汉扬在国内外积极物色具有经济实力的团体加以笼络，以期取代潘逸风的地位，同时利用地方互相排斥的各派势力，暗中授意人武部副部长卢青山设法削减上海地区国民警备队的力量。很快一个瑞士归来的华人青年就纳入了霍汉扬的视线。但是人武部的人却拿着鸡毛当令箭，对他们一直不满意的上海国民警备队大施刀斧。
4月29日，中央人武部提出年底前进行高炮射击评比，根据成绩将其统辖的12600门各式高射炮淘汰2300门，并解散相应的部队，这个提议基本没人反对，尤其上海国民警备队更是赞同，因为国民警备队组建以来，上海为改变其只重经济的形象，投入了巨大财力和物力，引进各方人才，着力打造了多支快速反应部队，上海地区的1100门高射炮经削减后降至900门，但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