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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大地震隐隐露出了经历“文革”洗礼之后，中国人道德沦丧的苗头。地震发生之后，有很多人不是去抢救伤员，而是忙着摘取死人身上的手表；在地震中倒塌的商店中的的物资遭到抢劫，不仅是粮食、衣物，连跟救灾一点关系都没有自行车、缝纫机也被抢走。附近郊区的农民，更是开着拖拉机，成群结队地进城趁火打劫。还有一些人，趁机浑水摸鱼，乘着人们无衣物遮身敝体大肆强奸。经过了几十年的“仇恨教育”，中国人淳朴善良的本色被一点点夺去，变得异常残忍而冷酷。
一九七六年九月，全中国大街小巷，突然间同时响起了哀乐——毛泽东去世了！那一天，我的母亲正领着我和姐姐正在街上往太谷线材厂走，猛然听到哀乐和广播员沉痛的声音。当时，我母亲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怎么，“他老人家”死了？难道……他这样的人也会死？于是她掐了自己一把，才知道这不是在做梦。以后半个月里，街上到处挂满了是白花，到处是戴黑纱的人。当然，我的母亲、父亲也戴了，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没有人敢不戴。
我的母亲带着我参加了太谷县手工业局工会组织的毛泽东追悼会，会场设在离线材厂不远的太谷县果品公司。那次，我第一次见到了电视，记得当时电视上放映的情景是故宫、以及躺在花丛中的毛泽东。我觉得很好奇，很兴奋，拍着小巴掌哈哈地笑，于是母亲狠狠掐了我一把，疼得我又大哭起来，整个会场数我的哭声最响。追悼会场中有几个中、老年妇女就跟死了亲爹一样“呃呃”地嚎啕大哭。其中有一个临时工，是个党员，都五十多岁了还转不了正，哭着哭着，竟然昏了过去。其余大多数人只是低着头，能挤出眼泪的挤眼泪，挤不出来的怕别人说对毛泽东感情不深，就偷偷弄点唾沫沾到脸上，装做流泪的样子。我不哭时，就偷偷四下张望，看到好些人都乘人不备往眼睛上擦唾沫。大人个子高，低着头互相看不见，可瞒不过我这个小孩子。
我父亲所在的铁Z局工人们对毛泽东的感情比地方上明显淡薄多了，当时他们单位领导宣布：“毛主席他老人家……”时，马上就有一个女声“呃，呃”地哭了起来，但是大多数人都低着头不做声，有几个胆大的人还偷偷地四处瞅瞅是谁在“呃，呃”，于是那“呃，呃”声也没了。
这就是公元一九七六年！人们沉默着、等待着，企盼着……
一九七六年十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们家刚刚从地震棚里搬回来。我的父亲仍然像往常一样，搜索着莫斯科电台的广播。突然，一则江青被抓的新闻传入父亲耳中。据父亲后来回忆，刚听到这则消息，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又惊又喜，只是不大相信。第二天上班，父亲装做什么事都没发生。一位与父亲关系很好的工友走到父亲面前，压低嗓子对父亲说：“江青被抓起来啦！”父亲还假装糊涂，因为在那个年代里，人们互不信任，说不准出言不慎被谁告发了呢？那工友见父亲不信，急切地说：“真的！昨天我听外国电台说的！”于是父亲与他相对一笑，各自忙自己的去了。以后的几天里，人们都小心地传递消息，暗暗喜悦着，直到得到官方证实。
一九七六年十月下旬的一天，我和姐姐像往常一样被锁在家里，听到外面远远传来鞭炮声、锣鼓声。那天，父亲、母亲都回来的很晚，而且母亲是被人搀扶回来的，原来母亲是参加游行时掉到沟里扭伤了脚。“四人帮”被“你办事、我放心”的“英明领袖”给“一举粉碎”了！当时大人们都说，“四人帮”里有个江青最坏。后来，每当我们家吃鸡，父亲都把鸡头砸碎，掏出一个像正在跪着的小人似的鸡脑，说“这就是江青！”当时我们那里，很多工人家庭都是这样。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一、解冻年代
一九七七年，“英明领袖华主席”的画像开始挂到了中国老百姓家里墙上。华国锋主席是山西交城人，交城离太谷县不远，大概只有不到一百里路。原先交城交通不便，华国锋时期，从太原修了一条笔直的柏油公路往交城，算是造福于民了。那时，每天广播一开始就放“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这首曲子，带有浓烈的山西民间气息，我小的时候对此耳熟能详。
当时华国锋主席推行着“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出山。可是，邓小平当时在很多中国普通百姓心里具有崇高的威望，于是就有一些胆大的工人在自家的窗台上放个小凳子，上面再放一个玻璃小瓶子，或者把瓶子挂在门上，以此谐音“凳小瓶”来表示对邓小平无声的支持。当时虽然打倒了“四人帮”，抓了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但华国锋却把自己的权力基础建立于毛泽东的提拔之上，继续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这种尴尬局面下，只好突出宣传毛泽东的原配夫人杨开慧。那时的人们家里，到处都张贴着站在月宫中的杨开慧的年画，连过年闹社火、舞龙灯时，都有人穿着白衣黑裙，装扮成杨开慧的模样，站在宣传车上招摇过市。
铁Z局的工人们早就对毛泽东没有任何感情了，此时毛泽东不在了，就更加明显地表露出来。当时，太谷县抓政治比铁Z局抓的紧，因此地方单位还延续着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惯性，仍然对毛泽东尊称“毛主席”。可铁Z局的工人们却不管这一套，不知道由谁起头，开始叫毛泽东为“老毛头”，慢慢地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整个单位里工人们私下谈话时就找不到继续叫“毛主席”的了。“老毛头”这个称呼把毛泽东由“神”拉成了“人”，并慢慢地扩展到太谷县。不过太谷人说话习惯跟东北人不一样，把毛泽东叫“老毛”。
粉碎“四人帮”以后，郭沫若写了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被刚“解放”出来的豫剧艺术家常香玉所唱，顿时传遍全国各地。在文革中被整得死去活来的常香玉，自然是带着满腔的仇恨唱的，因此唱得咬牙切齿、铿锵有力。这首歌我记得非常清楚：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扫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可以说，这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比较贴切地反映出了广大群众对“四人帮”集团的厌恶和粉碎“四人帮”以后那种扬眉吐气的情绪。但是，就在这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写成的五个月以前，郭沫若还写了另外一首词《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这首词是这样写的：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这两首《水调歌头》写作时间差距不超过五个月，然而二者内容之间竟然有如此大的差异，这不由得使人们脑筋转不过弯来。当时父亲的一位工友看了报纸以后，就对郭沫若的行为作了一个评价，他说：“郭沫若写东西，如同卖时令小吃的，什么季节来了，就卖什么；夏天来了卖凉粉，冬天来了卖羊肉汤。”一席话逗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虽然我见到不少后来人对郭沫若的“品格”评价普遍不高，“御用文人”、“变色龙”、“见风使舵”的帽子扣了不少，但是我却认为：后来人体会不到郭沫若自身的苦衷。俗话说“高处不胜寒”，作为当时中国文化界的旗帜性人物，在那种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压下，郭沫若的目标实在太大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果他不这样“见风使舵”，那么他早就被打倒，落得和邓拓、吴晗和老舍那样的悲惨结局。即便是这样小心翼翼、紧跟形势，郭沫若也在风烛残年之际失去了自己的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老年丧子之痛，谁能了解体味？尽管郭沫若的行为不值得推崇，但人毕竟首先都是力求自保的；而且，他没有和某些“文棍”那样加害他人，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也算是守住了道德底线。因此，我觉得人们在评价郭沫若时，最好能够宽容一些。
一九七八年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读书又从“无用”变成“有用”了。于是铁Z局里，也有一些工人想考大学。无奈十年“文化大革命”，革掉了文化的命，好多人文化基础非常差，连一般的常识都不懂。父亲单位有个叫李××的工人，也就是小学文化程度，连汉字还认不全，这时也突发奇想要考研究生，回去憋了几个月写了篇两三页信纸的“论文”。李××搞不懂论文是什么东西，于是他的“论文”的名字就叫《论文》，给北京大学一位教授寄了去，要人家收他做研究生。那个教授还比较好，回了一封信，很委婉地说，那“论文”的思路不错，但是缺乏一点专业和文化的基础，如果补上就好了。李××没看出来这是在婉拒他，还到处让人看这封信，说“连北大教授都说我思路好，就差一点专业文化基础了”。给我父亲看时，父亲一看就明白了，但又不好直接打击他，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以前有个读书不用功的书生去赶考，考题是就今天所见所闻做一首诗。书生一想，今天出门碰到了邻居老张，跟老张打招呼时不慎把卖早点的汤桶给踢翻了，走到教坊前听到里面弹琵琶，恰好弦断了，又走到河边看到两个渔翁为争一条鱼打架。于是这个书生作了一首“诗”：出门遇老张，脚踢一桶汤，隔墙琵琶断，两渔翁相打。写完后书生读了一遍，感觉最后一句不压韵，就把“打”字给去掉了，这样这首诗变成了：“出门遇老张，脚踢一桶汤，隔墙琵琶断，两渔翁相”。倒也压韵。阅卷先生一看这首“诗”，禁不住气打一处来，用红笔批了两个字：“欠打！”书生落榜后一看卷子上的批注，顿时后悔万分：哎呀，连老师都说了，我就是欠个“打”字，要是当时不把那个“打”字勾掉就好了！讲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