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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段话报以沉默；第二段话再无反应，便显得有意跟赵文华作对了。不过，大家想是这样想，却没有人开口，因为官场有官场的体制，照规矩应该李天宠作答，所以都用催促的眼光看着他。
李天宠庸愚懦弱，这天因为张经被逮，大为震动。本就心乱如麻，如今感到赵文华的话中似乎有刺，更上了心事，以致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竟仍然保持沉默。
于是，赵文华又说第三段，声音也提高了：“张廷彝来了一年多，大征狼土兵，费饷千百万，才打了今天这么一场胜仗！得失之间，实在难说。而况，”他指着胡宗宪说：“如果不是胡巡按先挫了倭寇海盗的锐气，又哪里会有今天这一场胜仗。”
“大人夸奖！”胡宗宪急忙欠身答道：“若非大人的指点，不会侥幸成功。”
“侥幸？”赵文华大不以为然，“汝贞，谦虚固然是美德，却不可妄自菲薄。从来兵家之事，多算胜，少算不胜，坐拥重兵，观望不前，更不会胜！”他略停一下，清清楚楚地说道：“我今天要把话说明白，大敌当前，片刻疏忽不得，我代掌军务，虽是一个短局，但奉旨督师的责任是无可推诿的！我跟张廷彝不同，他不急于求功，我可得对皇上有交代。自今而后，我们要着着进攻，直至肃清东南为止。兵贵神速，尤贵制敌机先，请各位各就本身职守，早早准备妥当，随时待命，命到即行。倘有违误，莫怪我指名严参。”
不说军法从事而说“指名严参”，显然，所恫吓的是大官而非小官。于是，李天宠的脸色更难看了。
看看大家无话，胡宗宪只好说一句：“大人请治公吧！我们暂且告退。”
于是李天宠起身，长揖而退，其余官员都存着戒心，相顾无言，各自散去。胡宗宪却仍旧留在那里，里面要帮着赵文华披阅军报、发号施令；外面要代为接见宾客僚属——由总督衙门到县衙门，都知道胡巡按掌权，大小事宜要向赵文华请示的，只要找他就行。使得胡宗宪在旦夕之间成了个浙江官场上的大忙人，也是大红人。
到得第二天一早，俞大猷、卢镗、汤克宽，联骑从前线回到嘉兴。张经被逮的消息，自然已知道了。事实上就是因为张经出了意外，他们才相约而回的。不过，回来的原因，各不相同。
最光明正大的是俞大猷。倭寇海盗经此一败，元气固已大丧，但官军的损失，亦很可观。当张经下令出击之前，因为致胜并无确切的把握，所以次一步行动，亦无法预计，要看作战的情况而定。如今是选调精锐，乘胜追击，还是暂取守势，将官兵整编补充，再图大举？本就要向统帅来请示，现在统帅易人，更有当面来商量的必要。
卢镗则是经过挫折，深知应付上官比应付敌人还难；他又是受张经提携过的人，深怕赵文华对他怀有任何成见，所以此来在礼貌上表示恭顺的成分，多于一切。而汤克宽却是正好相反，他很为张经不起，想来说几句公道话，作为报答知遇——张经很听汤克宽的话。
因此，当三大将军联袂晋见时，态度各个不同，俞大猷沉着，卢镗谦卑，而汤克宽脸上有掩不住的悻悻之气，一直闭着嘴不讲话。
讲话最多的是俞大猷，细述战况之后，紧接着报告当前的敌情，柘林的残寇，目前集中在上海以西、松江以东，各为陶宅的一个镇市，动向不明。不过官军已经兵围三面，留下东面一个缺口，预备残寇突围。
“残寇有多少？”赵文华问。
“大概六七千。”
“官兵有多少？”
俞大猷约略计算了一下答说：“不足一万五千人。”
“这也比残寇多一倍了。为什么不团团围住，一举而歼灭之？”
这是不懂兵法的外行话，从来包围敌人，必留缺口，使敌有逃生之路，方无必死之心。不然，将死生置之度外，全力反扑，如困兽之斗，将会锐不可挡。
俞大猷当然无法作答，场面一时有成僵持之势。胡宗宪便想：如何得有一两句话，既能打开僵局，又能保住赵文华的颜面？正在思索时，汤克宽开口了。
“如照大人的办法，必败无疑！”
赵文华觉得他的话刺心，脸色立刻就变了，强自抑制怒起4 问道：“何以见得？”
“留一缺口，正是把握敌人的动向，引他往缺口而来，然后估计自己的力量行事。力量够，不妨伏击聚歼；力量不够，放敌一条生路而与己无损。如果四面包围，知道敌人往哪里打？劳逸之势，顿时改观，哪里有这样用兵的？”
一顿抢白将赵文华气得脸色发青，恼羞成怒之下，便有些口不择言了：“我不懂用兵，你来指挥如何？”，说着，气冲冲地捞起红袍下摆，便待离座。
“大人请息怒！”卢镗急忙打圆场，“克宽的话，诚然错了——”
“住口！”汤克宽喝道：“我的话哪里错了？今天论兵，有关成败，不是小事，更不是私事！你要讨好上官是你的事，怎么拿我‘送礼’！”
“好，好！”卢镗也气得噎不成声，只连连摇手：“我不管！我不管！”
赵文华却冷静了，“你们看，如此目无长官，咆哮不法！”
他戟指厉声责问汤克宽：“莫非你要造反？”
汤克宽还要辩白，俞大猷将他拦住了，胡宗宪便劝赵文华。两下调停，硬把冲突压了下去，当然是不欢而散。
“可恶之极！”赵文华咬牙切齿地对胡宗宪说：“我知道，这个家伙想替张延彝报仇。他什么东西，敢这样子无礼！我非严参他不可。
“华公，”胡宗宪劝他，“如今正在剿寇收功的时候，大事要紧，没功夫斗闲气。”
“不行！”赵文华很坦率地回答，“这口气不出，亘在胸口，连饭都吃不下，什么事都不能办。”他接着又说，“不论做什么事，如想成功，一定要上下一齐，如臂使指才行。像现在这样子，再有精兵良将，也是不饶。汝贞，你莫管我，我现在要办的，也是一件头等大事。”
这件头等大事，便是排除异己。赵文华亲自动笔写奏疏，参劾两个人。一个是李天宠，说他嗜酒废事，既不理民政，亦漠视筹饷，如非巡按御史胡宗宪任劳任怨，实心奉公，浙江的吏治，几乎不堪闻问了。
另一个被劾的，当然是汤克宽。他不说汤克宽目无长官，因为提到彼此冲突，看起来像挟私诬告，而且也怕皇帝会疑心他不威不重，以致遭受部属轻视。同时，张经信任汤克宽，也是事实。既然张经“糜饷殃民，畏贼失机”，汤克宽自亦难辞其咎。奏疏中最厉害的一句话：“张经惑汤克宽之言，欲俟倭饱飏，剿余寇报功。”这就连在江泾的战功，亦几乎一笔抹杀。
内部将帅不和，外面起了突变。这天深夜，金山卫东南海面，到了三十几船的“新倭”，困在陶宅的残寇，原有探子隐在海边，连夜飞报，到了拂晓时分，呼啸而南，在青村地方与新倭会合，然后四散流窜了。
胡宗宪得报大惊，赶紧去见赵文华，只见辕门内外，坡象森严，原来赵文华正衣冠整齐地在拜发奏疏。等了好一会工夫，大炮之声，驿差上路，胡宗宪才能见着赵文华。
“陶宅残寇溜之大吉了！”胡宗宪跌脚说道，“这件事不好交代！”
赵文华却不甚着急。地方遭殃，暂且可以不管，只要奏疏上多花些心思就可以了。当时一面咨会应天巡抚曹邦辅派兵进剿；一面出奏，说是拓林之倭经督饬胡宗宪尽数剿灭，不意新倭大至，目前正在尽力堵截。顺便又攻击以前的督抚，对于防备倭寇海盗侵犯的兵力配置，工事构筑，如何如何不善，作为将来卸责的余地。
这道奏疏到京之前，朝廷已有诏旨、将苏松巡抚周珫擢升为兵部右侍郎，接替张经的遗缺，赵文华无须再代，仍负督师之责。李天宠则除了赵文华以外，京中的言官亦对他不满，上奏严劾，因而步了张经的后尘，捉拿到京；胡宗宪连升三级，本职由正七品的监察御史一跳而成为正四品的右佥都御史，代李天宠而做了浙江巡抚。
官是升了，权则反而减了！因为浙江巡抚这个职位，已经跟朱纨、王忬的时代，大不相同，从有总督起始，巡抚变得无足轻重，反不如巡按御史可以搬动“代天巡方”这顶大帽子，干预军务。因此，胡宗宪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向赵文华提出率直的要求：想做总督。
赵文华想了一想答说：“周珫人倒是老实的，不过有个人在你上头，做事总不方便。好吧，我来试试看。”
于是赵文华又亲自动笔了。找些周珫在苏松巡抚任内，统驭将帅，调动兵马不甚恰当的情事，大加渲染；断言他一当了总督，必定贻误大局。而论奉公之忠，任事之勇，用兵之智，料敌之明，无过于胡宗宪，所以保他代替周珫。
奏疏到京，递入西苑。皇帝看完，写了张小纸条，附在原奏一起，送交严嵩；打开封套一看，小纸条上６个字：“宪似速，宜如何？”
“你看，”严嵩将御笔转给他儿子，“皇上在问，胡宗宪能不能当总督，要通个信给文华，看胡宗宪怎么说。”
意思是要胡宗宪自己识趣，能有一个大大的红包送来，便替他说几句好话，教他如愿以偿，不然就免谈了。
严世蕃看完御笔，摇摇头说：“胡宗宪一时还不行！”“怎么呢？可否不是在未来之际？皇上不过觉得胡宗宪刚升了巡抚，马上又升总督，似乎太快了一点。话虽如此，应该怎么办，还要听我们的意见，所以才问：”宜如何‘？“
“非也！”严世蕃对他父亲说话，口吻就像跟熟朋友聊闲天那样：“‘宜’是指一个人，不作相宜的宜解。”
“指谁？”
“杨宜。”
杨宜本来是河南巡抚，治盗有功升为南京户部右侍郎，刚到任不久。皇帝对他印象很好，调地当总督是很可能的事。于是严嵩不再考虑，照严世蕃的意思，复奏建议：将周珫革职，遗缺以杨宜调补。皇帝立刻批准，证明看法一点不错。
紧接着，皇帝下一道手嘅，询问审理张经、李天宠一案的情形——当张经被逮下“诏狱”时，王江泾大捷的军报，已经到京，有些言官便为张经乞情，说“王师大捷，倭寇气夺，此时不宜易帅”。皇帝大怒，说张经欺罔不忠，得知赵文华参他，方始一战。而且迁怒到为张经乞情的言官，指责为“党奸”，降旨“廷仗五十、斥革为民”。可是，皇帝不久又疑心，张经不至于如此荒唐。问到严嵩，他拉出徐阶、李本作证，说他们俩都是江浙人，亦都指责张经养寇不战，同时极力为赵文华、胡宗宪铺叙功劳，以为王江泾大捷是赵、胡二人合谋进剿的结果，张经是冒功。皇帝信以为真，以致张经上疏求恩，置之不理；此时问到审理的情形，当然并无宽免的意味在内。
严嵩是无时无刻不在研究皇帝的心理，同时研究如何利用皇帝的心理。此时了解了皇帝有杀张经、李天宠的意向，认为有个人可以夹带进去，一起杀掉。
这个人叫杨继盛，官居兵部员外，是个响噹噹的铁汉；看严嵩父子奸恶得实在不成话，上疏痛劾，弹劾严嵩有“十大罪，五奸”。话说得太激烈，皇帝大起反感。将杨继盛杖责一百，命刑部定罪。严嵩做了手脚，定了“绞监候”的罪名。
死刑分两种，一种是斩，身首异处；一种是绞，可以落个全尸，所以同为死罪，绞比斩轻。而死罪之中又有处决的先后：定谳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