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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轨沉着应战，《旧唐书》里说他：“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大溃”。这一仗的具体经过无从查考，史书上只说唐军“左右夹船绕战”，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不过想也能想到，当时中国的军事实力正如日中天，而多年东征高句丽、百济，也肯定锻炼出了一支战斗力异常顽强的水面部队。相比之下，素质、器械均较低劣，多年未逢大战又多为各地豪族私兵联合的倭军，就算小心布阵也未必是唐军的对手，何况还有勇无谋地冒然进攻呢？
白村江战后，日兵尽数退去，百济遗民胆落，周留城很快就被攻克了，扶余丰璋逃往高句丽。唐高宗重赏了刘仁轨，授为带方刺史，使其镇守百济故地。
●战败对日本的影响
白村江水战给了中大兄皇子一记大耳光，他本想利用战争转嫁国内矛盾，结果大败亏输不算，还把倭国在朝鲜半岛最后一点点影响力也扔了个精光。不仅如此，当时国内舆论嚣然，都传说唐和新罗联军将要渡海杀来倭国，中大兄皇子被迫一方面遣使前往唐朝重修旧好，一方面在对马、壹岐、筑紫等地设置防人〔戍守军〕和峰火台，还在筑紫修筑了庞大的水城，完善九州方面的防御态势。
664年五月十七日，一支规模不小的船团驶到九州，使大和朝廷上下无不胆战心惊。船团首领乃是唐朝的朝散大夫郭务悰，他奉刘仁愿之命，携带牒书和礼物前来拜访中大兄皇子。郭务悰先后四次出访倭国，第三次率领了四十七舰、两千人的大船团，实在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估计刘仁愿派他来侦查日军的动向，同时施以高压。
大和朝廷不愿迎接郭务悰进京，又不敢武力驱逐，一直拖到十一月，才由中臣镰足献计，派和尚智祥宴请郭务悰，转赠中大兄皇子的礼物，并暗示其尽快离开。郭务悰好整以暇，淹留到次年二月才率军离开九州——中大兄皇子肯定是大大松了一口气。
此后数年间，中大兄皇子在九州北部、本州西部，以及统治中心的大和地区到处修建城防，以备唐军来攻。然而唐朝直到668年才终于灭亡高句丽，此后又陷入与新罗的战争，根本无暇顾及倭国〔或许郭务悰在九州的所见所闻，也使得唐朝不愿再渡海开辟新的战场〕，中大兄皇子忙活了好几年，把自己的家底都快掏光了，结果做的全是无用功。
白村江水战对日本的深刻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日本从此不敢再轻视中国，决心维持中日和平，并以中国为师，遣唐使越来越是频繁；另方面，中大兄皇子为了度过危机，被迫向旧氏族势力妥协，甚至下诏在部分地区恢复了氏姓制和部民制，这无疑是一种倒退；第三个方面，有大量百济遗民逃来日本，为岛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并补充了新鲜血液。
667年三月，终于彻底放下心来的中大兄皇子下诏，把都城迁往近江大津宫，并于次年元旦正式登基，史称天智天皇。同年，天智天皇命中臣镰足参照唐朝的《贞观令》制定《近江令》，这份已经亡轶的法令，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
中臣镰足于两年后去世，此人辅佐天智天皇，不但从政治上、经济上改革了倭国旧制度，还对宗教事业大有贡献。他为了压制从苏我氏掌权以来日益膨胀的佛教势力，遂整合倭国各地的旧氏神信仰，完善为本土的神道教〔同样排佛，所以后世会把镰足和镰子混为一人吧，或者镰子本就是根据镰足的影子造出的西贝货〕。在他死前一日，天智天皇赐予其最高冠位大织冠，并赐姓藤原，称藤原朝臣镰足——日本最大的神官家族就此产生，最终引发了统治日本两百余年的藤原氏摄关政治。
拉回来说天智天皇，既然已经登基，当然要立东宫，他选定的接班人乃是自己的兄弟、皇族中最有魄力也最有势力的大海人皇子。为了拉拢大海人皇子，天智天皇竟然将自己的四个女儿都嫁给了他〔日本古代近亲跨辈通婚，本是常事〕，然而大海人皇子仍然和哥哥兼老丈人不对付，屡屡在言行上刺激天皇，甚至于公然在宴会上“以长枪贯敷板”，以表示他的不满。
大海人皇子究竟有何不满呢？主要有三个原因：一，天智天皇虽然册封大海人皇子为东宫，却不肯按惯例给其摄政的权力，671年元月，更封亲儿子大友皇子为太政大臣，总摄朝政；二，传说天智天皇与大海人皇子的爱妃、风流才女额田女王私通，并最终据为己有；三，大海人皇子极端不满天皇向守旧势力妥协的举动，想要加快改革的步伐。
就在如此重重矛盾中，671年十二月，天智天皇病殻挥诖笥鸦首樱蠛Ｈ嘶首游吮芑龆鞫黾遥萃啊５比唬蠛Ｈ嘶首邮遣换峋痛松瓢崭市莸模笥鸦首右膊换崛菪碜约赫飧鐾刂氖甯富钤谑郎希笔钡那榫埃路鹬写笮钟牍湃舜笮旨涠崛ǘ氛脑傧郑皇墙峋秩徊煌�
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壬申之乱”。
从天智、天武和额田女王的三角关系看日本古代婚姻
额田女王可能是畿内的豪族之女，据说她美貌多才，最早和中大兄皇子也即后来的天智天皇相恋，但不久后就爱上了恋人的弟弟大海人皇子也及后来的天武天皇，还为其生下一女——十市皇女。然而天智登基后，强把额田女王掳了过来，额田女王身在深宫，却仍与天武藕断丝连。等到壬申之乱爆发，天武战败大友皇子登上宝座，老实不客气地又把额田女王抢到身边，可是此刻的额田女王，反而思念起过世的天智来，终日以泪洗面。这种复杂的三角关系，催生出多篇美丽的诗歌，都记录在日本古代和歌集《万叶集》中。
据说，额田女王还有一个姐姐，称为镜王女〔一说是舒明天皇之女，是天智的同父异母姐妹〕，本是天智之妃，也生得国色天香，功臣中臣镰足不遗余力地加以追求，天智正仰赖着镰足的辅佐，于是就把镜王女赏赐给镰足为妻。
如此混乱的关系，偷情、通奸、夺妻，内中或许还掺杂有乱伦的因素，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看起来，肯定是卑鄙龌龊到了极点，然而如果了解了日本当时独特的婚姻制度，这一切却都不足为奇了。
日本跳跃式的社会发展，使得即便大化改新以后，也还残留着大量原始社会甚至是母系社会的风俗传统，比如婚姻制度就基本采取访妻婚的形式。访妻婚中，女子为婚姻的主体，首先由男子主动，或由女子暗示男子通过吟诗或唱歌的方式向心上人倾诉爱意，然后因女子的同意而最终确定婚姻关系〔这一阶段称为“目合”〕，所以女子在婚姻中握有绝对的主动权——当然，在上流社会中，婚姻关系还必须得到女方家长的认同。婚约缔结后，妻子仍居住在娘家，丈夫晚间到妻家与妻子同居，或者实行短期的“从妻居”。
大化改新以后，访妻婚的形式也发生了部分变化，不固定的访妻逐渐转化为较为固定的招婿，但女方仍在婚姻生活中占据着主导权。这种访妻婚所产生的让中国人难以理解的现象主要包含有以下几点：一，丈夫不再前往妻家，或妻子拒绝丈夫上门，都表示婚姻终结，并非仅仅男方握有离婚权〔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情况下则只有男方有权离婚，称为“休妻”〕；二，妻子居住在娘家，在维持婚姻状况的前提下，仍能与多个男子交往，而男子更可以同时走访多妻，因此日本社会毫无贞洁观可言，婚外情非常普遍并为社会所认同；三，因为夫妻并不组建单独的小家庭，所以辈分混乱，近亲跨辈结婚也是常事。
如此，大家就可以理解额田女王的朝三暮四并非品格低下，天性淫荡，而天智、天武先后娶额田女王为妻，也未必是采取纯强迫的形式，更不因夺取兄弟之妻而遭到世俗舆论的谴责，至于镜女王可能和天智本是同父异母的姐妹，也根本不影响他们之间缔结婚姻关系。日本这种女方占有主导权的婚姻形式，到了武家政权上台后才正式改变和扭转，变成男方占有婚姻的主导权。
●壬申之乱
孝德天皇有两个年号：大化和白雉，其后的齐明和天智两朝天皇都没有改元。671年十月，天智天皇重病卧床，大海人皇子以出家为天皇祈祷为名，避祸南走吉野。十二月，天智天皇病殁，临终前传位于大友皇子，并嘱咐左大臣苏我赤兄、右大臣中臣金，以及御史大夫苏我果安、巨势人和纪大人共同辅佐大友皇子。
当时大海人皇子还在吉野山中流浪，身边只有二十余名舍人、十余名女官，以及妻子菟野皇女和菟野之子草壁、忍壁而已，如果大友皇子及时派兵追杀，甚至只要派出几名刺客，就能取了大海人皇子的项上人头。然而大友皇子慑于叔父的威名，不敢遽发追兵，只是征募兵马，巩固城防，防止大海人皇子回京来夺取天皇之位。
大海人皇子在吉野的群山中逃亡了整整六个月，看到朝廷并无值得担心的举措，这才定下神来，遣人回归自己在美浓的领地召集部属，准备发难。而以高市皇子为首的许多皇族和地方氏族也都纷纷来投，迅速膨胀到数万大军。天智天皇晚年向守旧派低头，使得许多中小氏族大为不满，他们无不寄希望于大海人皇子，希望他掌权以后，可以扫除天智朝的弊端，继续推进改革，清除压在自己头上的传统大氏族势力。
一个社会越有流动性，就越有蓬勃朝气，奴隶制等级太过森严了，同为统治阶级，大族不亡，小族根本没有冒头的日子，封建社会同样等级森严，但统治阶级内部的升降变动却有所松动，这就给了很多冒险家以可趁之机。至于百姓们，也大多希望可以彻底摆脱部民即奴隶的命运，农奴或佃农活的也很惨，然而总有渺茫的机会积聚财富，人身安全也较有保障。两害相权取其轻，百姓们也纷纷倾向于改革派的大海人皇子。
大海人皇子聚拢东方各国军队，进至美浓的重要关口不破关，大友皇子发兵前来迎战。战役首先在关原爆发（请记住这一战略要地，近千年后，又有一场决定全日本命运的战役在此地展开），东军旗开得胜，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接西进，一路南下伊势、大和后再北征，打算合围位于近江国的京城。大友皇子虽非失道，却极寡助，接战后节节败退。最终双方在京城附近的濑田川展开决战，只见到处都是打着红旗、围着红袖标的大海人侧的军队，鼓声震天，矢下如雨，大友侧军队很快就被击溃了。大友皇子自缢而死，五位顾命重臣自裁其一，旋即被处死一人、流放二人、赦免一人。大海人皇子得意洋洋地进入已经变成一片残垣瓦砾的京城。
大海人皇子下令在大和营建新的都城和宫殿，是为飞鸟净御原宫。次年〔673年〕二月，他正式登基，史称天武天皇，立菟野皇女为皇后。大友皇子因为战败自杀，被废除了天皇名号，直到一千两百余年后的明治时期，才追谥其为弘文天皇。
估计在天武天皇时代，倭国在对外交往的时候，开始正式称自己为“日本”。《旧唐书》中说：“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新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