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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但是最高法院加以拒绝，甚至没有传艾斯坎比先生出庭作答。首席法官宣布说：
“因为申请人未附上原证件而加以拒绝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如果他伪造证件，他将受到处分；如果他被证明有罪，他的名字也会被注销。法律对于白种人和有色人种之间，并无差别。所以本法院无权阻止甘地先生登记为律师。我们接受他的申请。甘地先生，现在你可以进行宣誓了。”
我站起来，在登记官面前宣誓。宣誓完毕，首席法官对我说道：“甘地先生，现在你必须取下你的头巾。在执行律师业务时，你必须遵守法院的规定，穿着规定的服装。”
我明白自己是受限制了。为了服从最高法院的命令，我取下了在县长法庭上曾经坚持不摘的头巾。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如果我抗拒了命令就不合理，而是由于我想保存自己的力量应付更大的斗争。我不应该因为坚持戴头巾就把一个战士的技能消耗殆尽。为了更大的事业，这样做是值得的。
阿布杜拉赛和别的朋友们都不赞成我屈从（或者说是软弱吧？）。他们觉得我应当坚持出庭执行律师职务时有戴头巾的权利。我设法说服他们。我设法使他们明白这样一句格言的真理：“入国而问俗。”①我说：“如果在印度，有一个英国官员或法官下令叫你摘掉头巾而加以拒绝，那是对的；但是在纳塔耳省，作为法院的一个官员，如果我不尊重当地法院的习惯，那就错了。”
①直译为“当你在罗马的时候，你应当象罗马人一样生活”。
我用这些类似的说法多少使朋友们平息下来，但是就这件事来说，我并不认为已完全说服了他们接受在不同的情况下应以不同的观点来看问题的原则。然而在我这一生中，坚持真理这一点已经教导了我学会欣赏妥协的美妙。在我以后的生活中，我明白这种精神就是非暴力抵抗运动一个必要的部分。它往往招致我的生命的危殆并引起朋友们的不满。然而真理却是坚如金刚，美如鲜花。
法律协会的反对给我在南非作了又一次宣扬。大部分的报纸都在非议这种反对，并谴责法律协会的嫉妒。这种宣扬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我的工作。
第十九章 纳塔耳印度人大会
律师的业务曾经是，而且一直是我的次要职业。当时我必需集中精力搞公众工作，因为这正是我继续住在纳塔耳的目的。散发关于褫夺选举权法案的请愿书本身是很不够的。要给殖民地国务大臣留一点印象，坚持鼓动是很必要的。为了这个目的，需要成立一个经常性的组织。于是我便和阿布杜拉赛以及其他朋友商量这个问题，我们一致决定要有一个具有永久性的公众组织。
要给这个新的组织起一个名字伤透了我的脑筋。它最好不致和任何特殊的政党有所混同。我知道“大会”这个名称在英国保守党分子当中，名声是很坏的，可是国民大会却是印度的生命所系。我要在纳塔耳加以推广。它使人毫不犹疑地敢于采用这个名称。因此我就详加说明我的理由，建议将这个组织定名为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并于5月22日宣布成立。
那一天，达达。阿布杜拉一间宽大的房子挤满了人。大会获得了全体到会者热烈的支持。会章很简单，会费却很重。只有一个月付得起五先令的人，才能成为会员。经济情况比较好的人则被劝告尽量多交一些会费。阿布杜拉赛月交二英镑，名列前茅。还有两个朋友也写上了同样的数额。我想我不能太落后了，写上了月交一镑会费。这对我不算是一个小数目，不过只要节俭一些，我想还是可以负担的。而且上帝还在帮助我。我们果然有了一大批月交一镑会费的会员，写下月费10先令的人就更多了。此外还有一些捐款，当然被感谢地接受了。
经验证明，单靠催索，谁也不会交纳会费。住在杜尔班以外的会员，要经常去找他们，也不可能。一时的热情，看来很快就消退了。就是住在杜尔班的会员，如果不再三催索，也不会交纳会费。
我是大会的秘书，收集会费的任务便落在我身上。后来弄得我不得不专门雇一个文书成天忙着收集会费。这个人对这种工作也搞得厌烦了，我也觉得，这种情况如果要加以改进，就得把会费由月费改为年费，即使这样，还得预先交纳才行。因此我便召开了一次大会会议，每个人都欢迎把月费改为年费的建议，并规定一年最少要交三镑的会费。这样一来，收会费的工作就大为顺利了。
我从开始就懂得不能依靠借贷来进行公众工作。在大部分的事务上，人们可以依靠诺言，只有金钱的事情例外。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人按时交纳他所承担的会费，纳塔耳的印度人也是一样。正是因为没有钱的时候便不做事，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就从来没有负过债。
我的同事对联系会员的工作，有超越寻常的积极性。这是一种使他们感兴趣的工作，同时也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经验。广大的会员都愿意用现款交纳会费。在遥远的内地乡下，工作相当困难。人们不了解公众工作的性质。可是我们还常常接到访问远方的邀请，每一个地方的有名商人都很殷勤地接待我们。
有一次，我们在这种旅行中遭到了相当困难的局面。我们指望我们的主人捐助6镑，可是他只答应最多给3镑。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数目，别人就会援例，那我们收费的工作就会受影响了。那时已经是深夜了，我们肚子都很饿。然而我们打算收取的数目还没有收到，怎么好吃饭呢？一切好话都说尽了，主人似乎极为坚决，不动声色。当地其他的商人都瞧他的，我们坐了一个通宵，双方都立意互不退让。我的同事们大多怒气腾腾，可是他们都克制了自己。最后，天已破晓，主人让步了，交了6镑，还请我们吃饭。这事发生于东卡特，但影响所及，虽远至北海岸的史丹泽和内地的查理斯城都感觉得到。这件事也加速了我们募集会费的工作。
然而募集基金并不是唯一的工作。事实上我早就懂得这样一个原则：不要使人有多于他所需要的金钱。
会议通常是一月一次，如果必要，也有一星期一次的。开会时总要宣读一下上次会议的记录，然后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人们还没有参加公众讨论的经验，也不懂得作扼要而有要领的发言。每个人要站起来讲话，都有些犹豫。我向他们说明会议的程序和规则，他们都加以遵守。他们懂得这对他们是一种教育，有很多从来不习惯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的人，不久便养成了就公众利益问题当众考虑和发言的习惯。
我知道在公众工作中，小小的开支有时会造成大量的支出，所以开始的时候，决定连收据也不铅印。我的事务所里有一架油印机，收据和各种文件都采用油印。一直到大会有了充足的经费，会员的数目和工作都有所增加了，才拿这些东西去铅印。这种节约对每一个团体都是必要的，可是我知道并不是每一个团体都做得到。我所以对一个小小的但是在成长中的组织一开始就详细谈论这些小节，正是为了这个道理。
人们交纳会费并不在乎有没有收据，然而我们总是坚持开给收据。所以每一个铜板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且我敢断言，1894年的账簿今天还可以在纳塔耳印度人大会的档案中完整无缺地找到。对于任何组织来说，细心保存账目是必不可缺的；没有它们，这个组织就会失去威信。没有保存妥当的账目，它就不可能维持其原有的纯洁的真理。
大会的另一个特点，是吸收了当地侨生而受教育的印度人来为大家服务。在大会的赞助下，侨生印度人教育协会成立了，会员大多数是这一帮受教育的青年。他们得交纳名义上的会费。协会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启发他们的思想，使他们和印度商人有所接触，也为他们提供为侨团服务的范畴。协会还是一个辩论的场所；会员定期集会宣读各种问题的论文。还有一个和协会有联系的小图书室也建立起来了。
大会的第三个特点是宣传。这包括使南非和英国的英国人以及印度的人民了解纳塔耳的真情实况。为了这个目的，我写了两本小册子：头一本是《向南非的每一个英国人呼吁》，包括一篇由事实所支持的声明，说明纳塔耳印度人的一般状况。另一本是《印度人的选举权——一个呼吁》，这本书包括一段以事实和数字概括了纳塔耳印度人选举权的简史。为了准备这些小册子，我花了不少的劳动进行研究，虽然很伤脑筋，结果却是很值得的。它们曾被广泛地传播。
所有这一切活动的结果是，为南非的印度人赢得了无数的朋友，并且得到了印度各党派的积极同情。这种活动还在南非的印度人面前展开了一条明确的行动路线。
第二十章 巴拉宋达朗
内心的热诚而真纯的愿望往往是可以实现的。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常常看到这个规律得到证实。为穷苦的人服务一直是我内心的愿望，而这个愿望常常使我置身于穷人之中，使我能够和他们求得一致。
纳塔耳印度人大会的会员虽然包括了侨生的印度人和以文书工作为生的阶层，但是非技术工人和契约工人却不在它的范围以内。大会并不是他们的。要他们交纳会费才能成为会员，这是不可能的：大会只能为他们服务，才能取得他们的依附。有一个机会提供了这种便利，虽然当时大会和我都还说不上有什么准备。当我执行律师业务不过三、四个月，而大会还在襁褓中的时候，有一个衣衫褴褛、手拿头巾、两个门牙被打掉、满口流血的泰米尔人颤抖地站在我的跟前哭泣，原来他遭受了主人的毒打。我有一个文书也是泰米尔人，我通过他了解了全部情况。巴拉宋达朗——这就是来访者的名字——按照契约正在杜尔班一个著名的欧洲人的家里做工。那个主人因为对他发了脾气，不能自制，狠狠地打了巴拉宋达朗一顿，打掉了他的两个门牙。
我把他送到一个医生那里——那时还只能找到白种人医生。我要医生开一张证书，说明巴拉宋达朗受伤的性质。我拿到证书以后，便带着受伤的人直接去找县长，递交了他的起诉书。县长读完起诉书，极为愤慨，立即发出传票传讯雇主。
我当时的愿望远不是要使雇主受罚，我只是要他开释巴拉宋达朗罢了。我读过有关契约劳工的法律。如果有一个普通佣人不言不语就擅离职守，他的主人可以在民事法庭上告他。对于契约工人，情况完全两样。要是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他就会被告到刑事法庭上去，并被判服刑。威廉。汉特尔爵士所以叫契约工人制几乎和奴隶制一样坏，就是这个缘故。象奴隶一样，契约工人也是主人的财产。
当时只有两个办法可以解救巴拉宋达朗：要求契约工人的保护人取消契约将他转让给别人，或者是要求巴拉宋达朗的雇主释放他。我拜访了他的雇主，对他说：“我不愿意控告你使你受罚。你毒打了那个人，我想你是明白的。如果你同意将契约转让给别人，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一点他立刻就接受了。然后我又去找保护人，他也同意了，条件是，要我去找一个新的雇主。
于是我便到处去找雇主。他必须是一个欧洲人，因为印度人不能雇用契约工人。当时我所认识的欧洲人很少，我去找其中的一个。他很慷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