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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职业”，也许当时教育上最需要充实教师，当他向组织人事部门提出要回到本县当教师的申请时，他们竟然爽快地批准了，很快给办了改派手续。同学们对他的选择大惑不解，但人各有志，也就随他去了。因为他的未婚妻孙秀娟就在一所普通高中所在地刘集镇的农行营业所工作，他就留在了这所普通高中当了教师。
教了几年书，他成了全县知名度很高的一个好教师。按说，他应当安贫乐道，不再有什么新的追求，但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革，使他对自己的人生选择产生了怀疑，他对教书这一行当不再那么痴迷，却也没有什么办法离开教育战线。
那时候，“臭老九”突然一夜之间变香。在一段时间内，大批在“文革”中没有地位、备受折磨的知识分子鸿运当头，这批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传奇般地成了宝贝：一般教师可以火箭式地当上县委宣传部长；一个穿戴土里土气的农业技术人员，摇身一变就做了抓农业的副县长；一个政法大学毕业的办事员突然就成了法院院长。他们这一批人，踌躇满志地走上了领导岗位。有了坐轿的，就得有抬轿子的，县委办也要充实新的更高学历的人进去。项明春这一茬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中专毕业生，是进入这一层次的主要人选。他的那点小名气，竟成为他能够进入县级中枢机关的基础。但是，要把他调进县委办公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经历了一波三折。
想着自己是“师爷”的项明春，在丰阳县委办公室，已经当了两年副主任。用另一个副主任侯全仓的话说，项明春在丰阳县文秘圈子里，是女同志刚刚用过的“护舒宝”（一种卫生巾品牌）——差不多红透了。他被公认为占了“两个第一”：一是“第一等秘书”。因为他直接跟的是县委书记杜旺民，几乎每天如影随形、寸步不离，所以各级各部门的头头，即使单独见到项明春，仍然十分恭敬、恭维，把项明春的话当成杜书记的指示。别说下级是这样，就连县委、县政府其他领导同志，都会让项明春三分，当然，应当把现任县长吴振国除外。二是全县“第一支笔”。近两年县委的年初工作报告、杜书记在各种大型会议上的讲话稿，都是出自项明春之手。这“两个第一”集中在一人身上，在丰阳县委办公室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过。虽然他经常用自己的女同事邬庆云的话“伴君如伴虎”来告诫自己，事事避开风头，不事张扬，甘做“套中人”，却从来没有感觉到杜书记在自己身上耍过“虎威”，倒是自己这只狐狸跟着杜书记沾光不少，说话、办事所向披靡，比起司马皋当杜书记贴身秘书时，像个窝囊的小童养媳，强了不知多少倍。就像物理学上讲的，在杜书记形成的丰阳县强大的电磁场中，项明春处于场强最大处的某一个点上，想不发挥作用都是不可能的。
项明春这个人，聪明、实在，性格内敛与外向和谐统一。脑子反应敏捷，处事周到得体。在维护领导形象，延伸领导智慧，辅助领导决策，保守领导机密等方面，做得很不错，所以，深得杜书记喜欢。
项明春的老婆孙秀娟是个活泼、开朗、贤惠的女人，并不怎么喜欢搬嘴弄舌的，但她也经常忍不住对自己的好友王丽，还有项明春在县委办的女同事邬庆云、王姐等人说起她丈夫进入县委办的经历。
在项明春到刘集那所普通高中干了差不多三年的时候，当时的县委王书记，听说有一个“作文状元”在高中教书，就亲自到他供职的那所学校去了解过他。有一天中午，王书记到刘集镇视察，中午吃过饭后，只让司机一个人拉着他去了学校。学校传达室的老黄，也不知是什么人，看着他们坐着小轿车进了学校，指名点姓要找项明春老师，以为有了什么大喜事，兴冲冲地带他们找到了他。
正在睡午觉的项明春，迷迷糊糊地起来迎接客人。司机介绍以后，他才知道这是县委书记来了。项明春长了这么大，还没有与这么样的高官面对面过，一下子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他们大约谈了半个钟头的话，县委书记无非是问了学校的一些情况，项明春一一作了回答。具有“汉官威仪”的王书记，并没有透露要调走他的意图。
事后，项明春抱怨老黄，为什么不把县委书记带到学校领导处，却找了自己这么一个教师，搞得人心理紧张？老黄说，人家是指名道姓找你的。项明春心里很纳闷，觉得很奇怪。
没过几天，就有县委组织部的人来考核他，他才知道，原来王书记是为了访贤而来。因为他在教学上很有一套，校长舍不得放他，把组织部的人支走以后，背着项明春跑到教育局去闹。校长对局长说，我这个普通高中办不下去了，本来好学生都跑向了县重点高中，好教师也被抽得七零八落，好不容易才有了这么个台柱子教师，又要被调走了。这个人若是调走，我这个校长坚决不在这个高中干了。教育局局长无奈，就亲自到县委去游说，说什么也不放他。学校领导拦下了他，也不亏待他，校长亲自找刘集公社党委，办齐了项明春的入党手续。教育局党委立即研究，提拔他当上了教导主任。当时县委办公室已经把在县农机局工作的大笔杆子赵哲调了进去，暂时不太缺人手，这事情只得作罢。后来，赵哲出走下海，县委办公室方主任又一次对教育局说，要调他进去，教育局又立即任命他为副校长，再一次拦下了他。
项明春的遭遇，在学校的同志们中间，有两种不同的议论。一种认识来自于直观，你看，还是人家项明春有本事，只要县委一开始要他，他就会在职务上有一次变动，上边提一提，他就升一升，干教导主任才一年时间，就提拔成了副校长，捞到了不少好处。另一种议论是，这项明春说不定有问题，不然为什么考核一次“黄”一次，一直提不上去？有人就当面半是关心、半是挖苦地问项明春：“项校长，何时能够当上项秘书啊？”叫项明春有苦说不出来。在这种懊恼多于喜悦的情况下，他在私下里对孙秀娟发牢骚说，教育局和自己校长的这种做法，亲切得简直有点“恶毒”。谁都知道，县委办公室是全县的中枢机关，到那里去工作是许多人向往的事情，对于个人进步与实现人生价值，都是难得的机遇，自己竟然被教育部门捆得死死的，真像李白当年叹息的那样：“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但一个教师的命运，毕竟操纵在主管领导的手中，你孙悟空本事再大，也打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想转行到政界工作，我不放你，你就没有办法。老婆孙秀娟就跟他商量，现在跑调动已经时兴“上菜”了，要不咱也给局长送送礼？兴许他们能够放你，让你调进县委办公室去。这个看透人情世事的好主意，被项明春粗暴地否决了，他对老婆说，宁可当一辈子教书匠，也不干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孙秀娟就说，这是啥年代了，你这个人怎么还这样迂？但胳膊拗不过大腿，她一个女人家说不服这头“犟驴”。
就在他对进入县委办公室工作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县委组织部领导通知他去谈话，他就从教育界脱颖而出，进了政界。
这一次不同以前，是县委办公室的史长运主任和丁卯副主任亲自出马，在一个刮着风沙的下午，来到项明春处，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愿意不愿意到县委办公室工作。此时的项明春已不像当初见到王书记那样激动，回答两位主任的话挺干脆：“从第一次考核到现在两三年了，如果还不能调进县委办，教师们不知啥原因，一定会以为我这个人有大毛病，要不然为什么不能进县委办？自己实在受不了社会舆论的压力。再说，现在多少教师都想往城里调，自己不费一点事就进城了，并且到了全县的最高领导机关工作，岂不是太便宜了？” 这样一说，两个主任感到这个人非常实在，又挺机灵，显然是选准了，就对他说，让他等待消息。
谁知当他们回到县委办公室，跟教育局交涉时，又一次卡了壳。教育局长冒着大雨，骑着自行车，跑到史主任的办公室，恳切地对史主任说，领导们这么器重一个人才，让我们很感动。按说，教育部门应该支持县委的工作，放项明春到县委办公室去。这要是在县第一高中，放一个人本不是一件难事。可刘集高中是一所普通高中，全凭项明春在那里支撑着，“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他一走，这个学校有可能很快垮下来。局党委已经决定，让他接任这个学校的一把手。请县委领导慎重考虑，重新挑选，在我们教育上，要十个八个人都没有问题。希望领导从重视教育事业的高度，给我们一个好环境，千万别因为一个人，把一个正在处于上升趋势的学校搞垮了。此时的史主任，刚刚当上县委办公室主任没有几个月，最烦自己的政令不通。他已经从侧面了解到，前几次县委办要项明春时，都是这家伙从中作梗，没有能够把这个“作文状元”选进来，这一次说什么也不能再按照教育局的说法，把一个急用的人才丢弃。况且他自己曾经对项明春承诺过，无论如何也要把他调进来。看到教育局长又阻拦这件事儿，就觉得若要不到这个人，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情。就发了火，厉声责问教育局局长：“你一个校长好选，我一个好秘书不好选，是你的一个学校事大，还是全县的事大？要你个把人，就这么推来推去的，真不像话！”口气显得非常强硬，教育局局长看看抗不过去，无奈地对史主任说：“既然领导下了这么大决心，我回去再和班子商量一下吧。”
于是，局党委为了这一个人，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班子里的人开始都是顺着局长的意思说话，觉得刘集高中离不开项明春，还是不放为好。后来商量来商量去，看着局长似乎有难言之隐，风向就发生了变化。大家觉得，胳膊终究是拧不过大腿的，况且长期滞留人家项明春，似乎有些缺德，对不起一个颇有前途的人。同时，天知道项明春会不会因此对局领导产生怨气，留下以后，会不会闹情绪不干？上下两头得罪人不划算。一位副局长激愤地说：“放了一个项明春怕什么？走了张屠夫，吃不了连毛猪。人才越拔越旺，没有必要为了一个项明春，让全县教师认为我们这一帮人埋没人才。再说，咱教育上能够多进领导机关一些人，对整个教育事业不一定是坏事，人情不如早做，再不能拦人家啦！”到了这时，局长最终吐口，让他调进了县委办公室。那个局长亲自找到项明春谈话说，小项，说实在的，刘集高中确实离不开你，我们真舍不得放你走。但从你个人的前途考虑，放你，可能对你一生都是重要的，我们只好忍痛割爱了。我们这次开始不打算放你，其实不是真心的，你不要介意，目的是要替你争一争，对你今后的发展有利。你可别怪我们，教育上永远是你的“娘家”，你到了县委办，千万别忘了我们。项明春当然是千恩万谢，局长这才躬身送项明春出来。他从局长办公室出来后，突然觉得身心有一种从囚笼中释放出来的感觉，对着晴朗的天空，长长地舒了一口恶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