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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里说郑国子产的治政：孔子赞其曰，宽猛相济，善哉。
这就是讲，如果国家施政太宽和，因为宽，百姓就会渐渐怠慢起来，于是朝廷就要以严厉的措施去纠正。但是，如果严厉的治政让百姓普遍受到了伤害，那就要施政放宽。
这就是讲国家的为政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的变化调整。
论语里讲“权”，孔子道“可与立，未可与权”，这是说可以共道的人，未必能够通达权变——“权”即变的意思。
但名可秀没有用“权”，而是用了“因时制宜”，表示不仅要变，还必须是合适的、中用的变。
自靖康以后，南北两个朝廷都实施了变革。为什么呢？因为靖康之祸暴。露出了大宋的弊政，这些弊政才是致使国家差点灭亡的根源，女真入侵只是外因。所以必须要变，不变就不能强军，不变就不能强政，不变就不能使吏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
所以，祖宗的法度，适合时宜的，我们继续要用，不适合时宜的，就要变。
比如西周的井田制，在当时，是很合适的，但现在要回到井田制，让全国土地皆王田，那肯定要乱了，这就是不合时宜。
再讲封建制，西周分封诸侯是适合当时的措施，但现在不合时宜了。不，也不能说完全不合时宜，如今我们南北两国就相当于是诸侯，只不过诸侯之上的共主不是哪一个“王”，是华夏文明——这也是一种变，是“以人王为共主”的进化阶级。这就是进，与时俱进，这也是因时制宜的内涵。
所以，没有万古不变之法，只有最中心的“道”是不变的，只有“中、庸”这个道德的标准和方法是不变的。因是，我们要与时俱进地变，但不能乱变，也不能什么都变。用什么来衡量呢？就要用“中、庸”来衡量，看是不是符合“中、庸”的道理，是不是因时而制宜了，不是，那就错了。
全场沉思后，掌声。
名可秀讲中庸精神的第五句，讲了三个字：简、温、直。
《中庸》说：“君子之道，简而文，温而理。”
“简而文”是讲君子质简却有文采，文采引申为内涵，即外在简单却有无比内涵。
名可秀取了个“简”字。
简，简练。职能不要重叠，官员不要臃肿，重叠臃肿害政。行政要简，不要冗长拖沓，冗长拖沓妨民。政令不要繁琐，繁琐扰民。税赋不要重、复，重、复伤民。
在靖康之前，大宋一个突出的弊端就是“冗员”，衙署臃肿，职能重置，庞大的文官集团和吏员冗余，不仅拖累财政，而且人浮于事，行政效率十分低下。一个国家承平日久，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弊端。
所以名可秀强调一个“简”字。
“简”就是要简员，简政，简办事流程。
而政令繁琐，一是指不要朝令夕改，二是指对同一件事，不要今天一个令，明天又补充一项条款，后来又来一个附加……同样会让百姓繁琐，让底层的执行者和普通百姓们弄不明白朝廷的真正意思是什么，或者都要观望，等等看后面还有没有什么“补充”，又怎么谈执行呢？
“简”税赋是讲税不能过重，也不能重复或叠加。靖康之前叠加的杂税就很多，看似十五税一的农税很低，实际上变着方儿附加了不少杂税在上面，底层百姓的负担就重了。
所以，这第五句第一个字，看似简，实则是简而文，有着无比内涵。
名可秀讲第二个字：温。
什么是温呢？
在君子之道中，“温”是温柔，温和，也是讲处事要温和，不要粗暴，过于激烈。
名可秀取了“温”字，用在为政上，是指施政要温和，不要使用太过激烈的手段，不要过猛。比如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失败，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太过激进了，不仅引起了被损害利益阶层的强烈反扑，也将中立派官员推向了对立。
当然，变法也不是不能猛，但要结合当时的背景，能不能猛？猛不猛得起来？猛之后的后果承不承受得住？这就是要讲“因时”了，“因时”用猛能“制宜”，那就要用猛。比如南北分立后，南北两朝在军队改革上都用了“猛”，但这是因为有靖康之祸在前，朝野上下支持军队变革，因为不变就要死，这就是“因时”。
但在国家承平时代，为政多数还是要用“温”，无论革弊还是新法，都不要想一步登天，一口吃个胖子是不成的，多半是在食管塞死你，所以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改革也要一步一步地来。
比如讲礼部改婚律，执行时就要“温”，不能一步到位，要求全国所有的州县都执行十八为婚，那就有很多贫困家庭承受不了，没钱将女儿养到十八才嫁呀，这就不是良法了，害民了。
又如大宋实施义务教育法，这也是良政，但在执行时也要讲“温”，分阶段、分地方地推行，不然很多州县的财政负担不起，就要想着法子把银钱分摊下去上，强制大户或上户捐钱，造成民怨，没准还成了地方官纳钱的一种手段，于是良政成了弊政。
作者有话要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某一直认为应该两面看待，一方面，在生活中和工作中都存在着这种竞争，应该是鞭策自己适应社会；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将它作为社会普遍的法则，那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就是普遍认同弱肉强食了，对于人性社会来讲很糟糕。
☆、稷下盛会（十七）
名可秀讲第三个字：直。
中庸讲温；但要“温而理”，不能因为温和而失了原则；这就叫温得过度；失了分寸；不直了。
所以名可秀在温之后；又用直。
孔子说“直”，有几个意思：正直；公平，直率。
无论是为人处事；还是治国为政，都要用到“直”。
直与温是相对的。
比如朝廷清贪；就不能温。南北两朝当初在澄清吏治时；都采用了雷霆风暴的手段；揪出一个贪官，绝不姑息。现在的政治清明，可以说是建立在当初的雷霆风暴之后，荡去了污浊，再辅之严密的监察制度，和严厉的、不宽容的惩治手段。
名可秀讲，对贪官，那就不能讲温，要持以公义的直道，以法律为直绳，不枉不曲。
名可秀在这里讲直，就是对温的补充。
正如宽要有辨，温也要有直。
《中庸》说：“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什么是明哲保身呢？名可秀讲，明哲保身不是叫你怯懦躲避。明，是明心见性，心中有道；哲，是高明的智慧处世。当处于乱世，“明哲保身”不是怕——是不愿意轻易牺牲，所以“其默足以容”，退而隐世，担负起文化的传承责任。
但是，很多人误解了这句话，没将“既明且哲”放在前面，只看见了“保身”。于是，当国家危难之时，因为怯懦不敢站出来，苟全己身，还美其名曰“明哲保身”。
靖康之变，多少士大夫做了金人的俘虏？保全己身、不轻易而死这是对的，死要有价值。但当君王遭敌酋之辱，此即国家受辱，华夏受辱，然唯有李若水挺身而出，舍生取义。何以不“保身”哉？因为已经触及君臣之义，触及了士大夫应守的“道”，故勇而直，舍生以全道。此谓之，死有重于泰山也。
故靖康以后，我们讲士大夫的气节，就是批判这种当勇时怯，当义时退，不能直道而行。《中庸》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默”是因为有“容”，对世间会有贡献，此谓之“保身”重于直勇而死——那些“明哲保身”的士大夫们又有几个是这一种呢？
故名可秀要讲直。
孔子道：“见义不为，无勇也。”此时直即是勇，而“义”即中道。中庸是讲中道而行，所以中庸者是见义勇为，不是“保身”不作为。
名可秀道，既明且哲，是要自己明心见性，处处有道。所以孔子说“国有道，危言危行；国无道，危行（行为要端正）言逊（言语要逊，含默）”——不论哪一种，都是为了道。所以为道，是既明且哲而保身。这才是中庸的中道而行。
名可秀又讲，孔子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故以直报怨。
什么是以直报怨呢？直者直道也，公平无私。这是讲你我有私怨，但我以公平之直道报之，不因为有怨而加重报复你，也不因为德行而宽厚待你，这就是直。
名可秀讲，君子之德，要宽要直，对于恶人恶事，那就不能讲宽厚，要讲直。国与国之间也是如此，对于中国无义的外邦，那就不能因为仁心而讲宽厚，要讲直，公平对待。
名可秀道，我们讲直，是要秉道而直，外温而内直。
《诗经》曰：“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如金如锡”是意志坚定，这是内直。“如圭如璧”是德行高贵，这亦是内直。
我们讲君子如玉，既是讲君子品德如玉高贵，也是讲君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此谓之，直道而勇也。
我们讲君子如竹，因为翠竹外柔内韧，风吹可弯但不可折，所以君子坚守仁心、正道和原则，要如翠竹般坚贞有节，不惧生死，不为利诱，不合俗流，此谓君子外温而内直也。
我们讲君子如松柏，是因为松柏身处大寒霜雪这样的“艰难之世”，也劲立挺拔，枝叶青茂，此谓君子道心坚定，守直不变也。正如孔子周游列国困于危境时所说的：“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这就是君子的直道。
这就是中庸的直道。
既要讲分寸，既要讲适用，既要讲包容，既要讲温和，也要讲直，公直，义直，勇直，守节持正，直道而行也！
卫希颜深心赞叹，为妻子鼓掌。
殿内已经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
五句十八个字，这就是中庸的纲。
率性谓道，中节致和，宽而辨，因时制宜，简温直。
好一个中庸！
许多人内心赞叹。
当名可秀讲完结束，合手致礼时，便有学子禁不住站起来鼓掌，跟着有无数学子站起来，最后台下所有的学子和学者都站了起来，鼓掌不止。
这样的中庸，无论是修心养性，还是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合用的，若用鲁国话讲一句，那就是“太中用了！”
这样的中庸，无论对大宋还是大周，都是极具指导意义的。
它的思想如同金子一般闪光，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褪色，宽而辨、因时制宜的思想，让它永远都是时代的潮流……有的记者脑中已经窜出了报道的文句。
次日，报纸大卖。
转眼间，还泛着墨香味的报纸就被一抢而光，报童们觉得这几日卖报真是爽快，恨不得那“急下学会”不要急，开个十几天才好！
一篇篇言辞溢美的报道在报纸上发表出来。
“这是怎样的中庸！这不仅仅是子思的中庸！……”
“经过名枫山诠释的中庸，在子思的《中庸》上更进一步……”
“这才是孔子的中庸！……”
“名枫山诠释出了中庸的真正内涵！……”
“仁为核心，中庸为大本，致中和为天下达道，这才是先圣的儒学……”
因为还没有进行经辩，这一天出来的报道全都是溢美之语，没有批驳之论。
但，稷下学会主场的最后一天，名可秀有一场硬仗要打。
——这一天是经辩！
不认同她中庸见解的稷下学者们已经准备了两天，有的学者札记本上写满了要驳斥的论点和论据，就等着第七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