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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三字经》推广后，时任礼部侍郎的宋藻又推动礼部对《千字文》和《百家姓》进行编修。其中，新《千字文》以宋韵为准，将一些“不合时宜”的文句进行修改——
比如，有关女子的文句，将“女慕贞洁，男效才良”的前半句改为“女慕淑贤”，“淑”为“善良，美好”，“贤”为“德行，才能”，亦有“良，美善”之意；又有“上和下睦，夫唱妇随”，下半句改为“夫唱妇偕”，“偕”为“共同”，与“妇随”的“跟随，顺从”是有差异的。又如，《千字文》中宣扬官员富贵的文句：“府罗将相，路侠槐卿。……高冠陪辇，驱毂振缨。世禄侈富，车驾肥轻”等均作删改，代之以宣扬官员廉洁、奉公守法的文句。又如，“妾御绩纺，侍巾帷房。纨扇圆絜，银烛炜煌。……蓝笋象床。弦歌酒宴，接杯举觞”等描述妾婢服侍、华屋美居、享乐富奢的文句尽皆删改，代之以描述华夏山川的壮阔、美丽等等。
儒生们对于删掉原文中描述富贵、华奢、享乐的文句，提倡廉洁、奉公、节俭，大多是赞同的；对于“女慕淑贤”和“夫唱妇偕”的文字之改，反对之声并不是那么多。虽然大宋的风气不及盛唐那般开放，但还是相对宽容的，对女子贞洁不像明清那么看重。否则被金人掳去j□j的韦贤妃早就羞愤自尽，或者“被殉节”了，哪还能安稳回朝做太后？而“女慕淑贤”、“夫唱妇偕”与大宋士大夫们普遍认同的“女德”也并不相悖，一个家族的主母最重要的是贤德，既能安定后院，又能辅助丈夫繁盛家族，而不是一味的顺从丈夫，尤其当丈夫不具备才德时，更需要有“贤内助”教夫教子，才是家族之幸。
相较于《千字文》修改之多，《百家姓》的编修比较简单，仅仅是在“赵钱孙李”的首句之前增加了两句——“伏羲女娲，神农轩辕”。这是上古四氏，华夏族的四大始祖，伏羲氏和女娲氏都是燧人氏的分支，这两个氏族的男女首领联姻，始创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立家姓宗族之始；神农氏是指炎帝的氏族，轩辕氏则是黄帝的氏族。因炎黄二族分支、演化出来的姓氏即先秦百家姓氏。故，“伏羲女娲，神农轩辕”乃华夏姓氏的起源，放入《百家姓》之首有溯祖之意义。但列入女娲引起了很大争议，虽然《史记》将其列入上古三皇，乃华夏祖先之一，但儒生们很难接受将女子的氏列入百姓之首，在报纸上吵得天翻地覆，赞同的少，反对的多。
儒生们为什么反对这么大呢？
因为姓氏代表了父系宗族。
最初，即三代（夏商周）以前，姓氏不是统称，而是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妊人（女子）称姓。姓代表的是血统，统其祖考之所出。氏是姓的分支，别其子孙之所分（与代表氏族称号的氏不同），比如《百家姓》中的“齐”姓就是从“姜”姓分支出来的氏。而《百家姓》中超过九成的姓都是先秦时代的“氏”，并且多数是从“姜、姬、姞、姚、姒、妫、嬴、妘”这上古八姓中分支演化而来。
“姓表征了起源于母系血统，氏则从父系而名。”名可秀这句话点破了儒生们反对女娲列入祖姓的根源，因为女娲氏是母系姓氏，这与宗族姓氏传承于父系是完全相悖的，当然不能接受。
因为反对之声过大，这使《百家姓》的编修还未付梓就已闹得沸沸扬扬。无论结局如何，对始作俑者的名可秀而言，目的已达成了一半，至少播下了一枚种子。
由于有《百家姓》在前面吸引火力，加之《千字文》的修订争议不大，很快通过，颁印天下，原《千字文》被诏止禁学，各私学和书肆中的旧《千字文》均被回收。一部旧本可换两部新本，书商和私塾都没意见，学童可用旧书换新书也无损失，新版《千字文》很快得到普及，民间旧本渐渐只能在收藏家的书阁中见到了。
至于《百家姓》的编修则因儒生意见太大，争吵了大半年仍未获得政事堂通过，如今安南路官学用的，仍然是原版《百家姓》。
卫希颜为何要重新起用越族夫子？盖因安南路多达一百多所官学，要想在短期内全部配上大宋教谕不现实，而官学不可因缺夫子停学太久，此种景况下，起用越族夫子就很必要了。
当然，要择而用之，对大宋怀有仇恨之心的不能用，没有德行的不能用，学识不行的也不能用——考核的内容即大宋的“三百千”。
用这些越族夫子接受“三百千”的教育后再来教学“三百千”，难度不高，毕竟只是蒙学课本，而且教学本都有详细注释，偏难字都有同音字标声韵，只要照本宣科，就不会出现误读误解的情况；想故意歪解也不容易，若被随时巡查的督学发现，不仅前途没了还要入罪，敢拿身家冒险的是少数。
卫希颜以“三百千”为始并非一时主意，早在打下华宋州后名可秀就定下了《以夷入夏教化方略》，经过华宋、瑞宋二州的施行、修改，已经比较成熟了，如今在安南路使用当然是驾轻就熟。
而推行“三百千”的意义不仅仅是推广汉字语言，更重要的是，以文字教化渗透文明和价值观。
如《三字经》中蕴含了儒家的仁、义、信、勇、智、礼和孝悌，又宣扬了从上古到唐宋，华夏万年的悠久历史，而悠久的历史就意味着文明底蕴的深厚，对文明底蕴浅的民族必然产生拉引力。
又如《千字文》中也同样蕴含了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育，以及华夏山川的壮丽描述，随着学子的念诵，天长日久下去，便能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并让学子对华夏壮丽山河产生向往，无形中增强向心力。
《百家姓》没有文理，但它汇聚的不是一般的汉字，而是作姓氏用的汉字，这就不同了。以家族为中心、视血缘区别亲疏，正是儒家文明的核心思想之一，教之以《百家姓》，就是树立儒家的这种价值观。而且，交趾源于华夏，越族人的姓氏也是从炎黄二氏族的姓氏分支演化而来，如交趾四个王朝的皇族姓氏“吴、丁、黎、李”，就是华夏百家姓之一。解析《百家姓》中每个姓的历史，就是让人们明了姓氏的起源，“不要忘了自己的祖宗”，增强交趾人回归华夏的认同感。
按照安南路的教化纲略，所有官学，不论州学、县学，蒙学、小学还是大学，开学就要读“三百千”，做到人人会读，个个能背。至于家馆和塾师设馆，在州县官学开学之后，所有私塾的塾师，都必须到当地的县学或州学免费学习“三百千”，考试合格后，授予蒙学塾师印历，才有坐馆教授蒙学的资格，否则就是“无证教学”，按大宋朝廷尚在试行的《教谕资格律》定罪。
“新地有新地的好处，少了很多拘束，”卫希颜对陈如瑛道，“譬如试行之法，在这里就可试行之法就可大行其道了。还有未行之法，也可作为试点，便宜而行。”她清凉的笑意里透着几分狡黠。这种“便宜行事”，曾经任过华宋州长官的李易，无疑是体会最深刻的，而这位已被卫希颜内定为安南经略司副经略使兼提举学事的安南高官，在以后的履政中也是最能把握“便宜行事”之精髓的一位——陈如瑛认为，安南教化取得如此成就，李顺之当居首功。
事实上，除了学政外，安南路还采用了其他手段加强文明的渗透。
比如，在新建的交州城内，四面的内城墙上都刻着《三字经》的全文，分别用小篆、隶、行、楷四种书体，均由大宋名家书写，工匠镌刻而成。吸引了无数小民百姓跑到城墙下看稀奇。若看到其中有认得的字就很得意了，如果能连着念出一两句来就更有面子了，那些大字不识的就颇感没面，觉着无论如何也要识得两句才好。相比普通百姓，更被吸引的是那些爱好书法的文人，成日价流连于城墙之下，架着书板临摹，往往痴迷忘返，成为交州城内的一大风景。甚至有文人雇身手灵活的“高手”，夜里爬上城墙拓印书体，被巡城的官兵抓住也屡禁不止，成了交州城民一大笑谈。之后，交州文林中又刮起了一股学小篆的热潮，起因于安南经略司在西城篆墙下举办的一场书法交流会，那些自诩知识渊博的越族文士，看着满墙的篆字都傻眼了，尽管小篆不是交趾国的官方文体，但自诩源出“中华”的贵族文人们着实丢了把面子。
又比如，安南经略司在交州官衙外面的广场上，官府布告栏对面，建了一座白色大理石雕墙，雕刻的是一棵高达三丈的巨树，刻名为“华夏姓氏源流树”。
这棵大树的根部刻着“伏羲女娲—风姓”，代表华夏之祖。这体现了安南路的“便宜行事”，尽管《百家姓》因“女娲”之争编修版没能得到通过，但“姓氏树”即使被朝廷知道，经略司也能用话圆过去。当然，主持其事的李易也因此被安南官员认定为铁板钉钉的卫党。不过，如今的朝局，成为“卫党”是令人艳羡之事，没见先帝都被斗倒了么？卫党可是势大啊，不知有多少人暗里羡慕嫉妒李易的好运，卫国师不是那么容易攀附的。
但说大树之上是一条大枝桠，代表“炎帝—姜姓”，枝桠上有树叶，有分枝。每一片树叶都代表姜姓的一个分支姓氏或演化姓氏，每一个小枝条则代表大分支中演化出的小分支。“炎帝—姜姓”之上是大树主干，代表“黄帝—姬姓”，伸出十二枝桠，分别为黄帝之子的赐姓。十二枝桠又分出众多的小枝条，代表分支姓氏。如夏、商、周的祖先都是黄帝的后裔，其中周承姬姓，周武王封十五弟姬公高于毕地，便以“毕”为氏；毕公高之孙在毕国亡后受封于魏地，后代便以“魏”为氏；魏氏子孙中又有受封于令狐的，便又分出“令狐”氏。四百多个姓氏便是这般一支分一支地演化而来，由“姓氏树”表现就很简单明了，只要粗识与自己姓氏相关的几个姓氏，就能找到姓氏的源头。即使不识字的，能不好奇吗？能不关心吗？若被人问起来支吾不出那太没脸了，肯定要去“寻根”。石墙下就有值守的衙吏，很热情地回答询问。不仅仅是在交州城，在安南路辖治的其他州城和县城的衙门前，也都以砖墙涂白垩，漆绘“姓氏树”，虽然不比交州城的理石树高端大气，但效果是一样的。
作者有话要说：年底是折磨别人又被别人折磨的痛并快乐着……
☆、文明之治（三）
安南路拥有一百多个州县；但除了交州是全境统治外，另外五十八个州属于大宋朝廷直接辖治的区域都只有州治所在的一县之地，所需的官吏自是大幅减少；但再小的衙门也需人手；虽然配置州县的品级官员不多；但没品级的胥吏却不算少。有品级的官员自然是大宋朝廷选官派遣，而大量的胥吏就不可能是朝廷派遣了；还是得用当地人。
这些胥吏同样要学“三百千”。
按照安南路的规定；担任公职的最低要求是会说大宋官话，以及会写自己的姓氏和简单的字词，比如“华夏、中国、宋、安南”这几个字词是必须会认会写的——如驿站的驿卒、衙门的捕吏。教说官话的课本就是“三百千”，当“三百千”能跟着背熟了，官话自然说得圆转了。而高一级的胥吏，比如衙门的书吏、税吏等，就不仅要说官话，还要会识字，会默写“三百千”。
而且，所有的胥吏都要集中起来，由州县的主官讲授大宋国史馆编撰的《华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