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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将平民掳去贩卖为奴隶的，从法律上来讲，那是违法的行为。
因为奴婢少，所以宋人多是雇佣仆役，这和奴婢是不同的，有着自由民的身份。
宋朝也很少有官奴，因对士大夫很少实行抄家，所以没有家眷充为官奴或官妓的做法，到得南宋时，基本上已没了官奴。所谓官妓，并不是官员充为妓的家眷，而是不纳税的妓即为官妓。
笔椽论战
三月下旬之后，京城临安接连下了四、五日的暴雨。
雨水将城外西湖的湖水都冲高了一层儿，但并未引起水害。
神宗熙宁年间，那位因反对新法被贬杭州的苏东坡，曾雇二十万人力疏浚西湖和城内外各条河渠，历时半年成，在三十年后依然遗泽杭人。
到徽宗宣和年间时，丁起出知杭州，依靠名花流的财力暗中支持，将西湖和城内外的河道又重新疏浚贯通一番，不惧洪雨。
靖康元年末，北方因金兵入侵的战乱，大量流民南下涌入杭州，丁起按名可秀的授意以工代赈，雇流民将杭城内的各条街巷均以青砖铺彻地面，两侧并留排水沟，使雨水各入河道。
经过这番前后的河道疏浚以及城道规划修整后，杭城不惧雨天，城内非但不会因雨水而泥泞不堪，反而大雨将青砖街巷冲洗得一片干净，爽心悦目。
丁起这道善政破天荒赢得了杭城官员士绅和贩夫小民各个阶层的一致赞好，其中商人和走街串巷的小贩们获益更是良多，杭商们为此还赠了块“德泽武林”的金字牌匾一路鼓乐吹打着送到州府衙门。
是以，这座旧称武林的临安京城因丁相公昔日的这份德政，虽然暴雨一连下了四、五天，但市面繁华却并未受到太大影响。虽说街市上的人流因暴雨不现熙熙攘攘，但酒肆茶坊和瓦子勾栏等地却是热闹得紧。
再过十天就是大考之日，这阵子报纸上为科考争得厉害，赴京的考生们难免心头惴惴。谁都在房里坐不住，有钱的雇马车，没钱的坐牛车，都扯着身子往人多的地儿凑堆，议论揣测报上的那些争论会不会影响朝廷先前颁布的制举诏令？
这股异常鼎盛的人气直接催动了京城各处酒肆茶坊的兴旺，从这些考生扎堆聚议的地儿不同又可观出考生们的贫富差距和阶层差异。
譬如，那些文人士子且手头比较宽裕的多半都聚在临安最风雅的清风楼；而那些豪商子弟们，则多是去往在杭城重建的原京师第一酒家丰乐楼（樊楼），或是去熙春楼、三元楼这些用全套金银酒具的富贵酒楼；那些聚在和乐楼、和丰楼这些官营酒楼的考生就多少都有点官仕背景了。
至于那些手头比较拮据的考生也有去处，如各里街的小茶坊或酒肆，四五人一桌，花上十几二十文铜钱，点上两暖釜茶就能坐论一个上午。
……
***
风暴初起的那日，是三月十七，杨时和罗从彦抨击制举之弊的文章被转载到《西湖时报》，老天爷仿佛有应和般，天空中咵啦十数声雷鸣后暴雨就倾盆而下。
报纸这一新生事物，再度体现了它作为传媒的强大力量。随着各州的相继转载，这场涉及制举的争论迅速扩散开去，以福建路和两浙为中心，南至广南、西去巴蜀，几乎席卷了所有繁华城邑，就连草市镇的铺贩们都知道了有两位学问极其厉害的大夫子反对朝廷的新科举。
正如宋之意所担忧般，杨龟山和罗豫章在儒林的影响力不可小视，他们的文章甫一传开，便引来各地儒生的声援和朝廷官员们和支持。
首先声援附议的是杨、罗二人的学生，其中以李侗、朱松最有名望，紧跟着在广东和福建的州报上发文，锐言广开制举的时弊。
其后，以胡安国、范冲、朱震、汪藻等为首的名士官员联合京中各部十余官员具名上书。厚厚一沓的奏本摆在皇帝的御案上，让赵构看得一眼便头痛，但不阅又不行，阅罢又憋闷得紧。
像胡安国、范震、朱冲这三位臣子，都是赵构登基后诏入朝中的名望之士，言对奏事素来直言不讳、一针见血，这奏本的言论自然比较尖锐，让人看了不怎么舒坦。偏生赵构还不能疾言驳斥，以免损了他贤明君主的德望，只得提起御笔温言抚慰。
但这还不算完，没过两日，地方州府也来赶趟，接连上疏给皇帝，如广州知州陈邦光、泉州知州李光、秀州知州程俱等清望官员均奏道：“请陛下对商人应诏三思”云云。
……
那段时间，从各州递往京城的信件和奏表激增，连带着天下通的业务上涨了一成不止。
在朝野一浪比一浪高的反对声潮中，于是便有流言传到坊间，说“朝廷欲纳大儒之言、取消商人应举”……
消息一传出，士籍考生们多拍手称快，而矛头指向的商籍考生们就心头杂乱了，有胆大不信的，有惶惶不安的，有胆小的甚至禁不住掩面悲嚎……然而，在这一片纷乱中，那些豪商家选出的优秀子弟却显得格外冷静——他们在等待身后家族的发力……
***
首先反击的是海商。
人称东南海商十豪家，即是指“李孙周贺程、罗郑张蒲刘”十大家族，这十姓几乎垄断了大宋海贸的半壁江山，与官方打交道是常事——这官场交往多有讲究，海商们为了谙熟官府的法令和文牍书写惯例、以及台下的潜规则，均花钱养有几个专门和官府打交道并备咨问的文士幕僚。
这时候尚无师爷的说法，多称为“幕友”——不仅豪商会请，就是有钱的官员通常也会养上一两个，尤其是那些出知地方的京官，身边若有一个熟稔地方政务的幕友，到了州县后就不虑会被胥吏欺哄。
这些充当幕友的文士多半是考进士科但落榜的举子，但这些落第的儒生未必就是无才。
需知宋代的科举取士名额虽然比唐代高出约十倍，每榜动辙就是三、四百人（冗官就是这样来的），然而即使是这样高的取士名额，和应试的举子数（贡士）来比，也约摸为十人中一、甚至十五取一，若将及第进士和参加州县解试的几十万考生相比，那取士率就更低了，约为七八百儒生中只录一个，可见贡举竞争之激烈。
是以，落第的举子中也有才华出众之人。
这些未中进士的儒生多数会回原籍重新攻读，以备下届科考，但也有些举子因生活所迫不得不提前谋出路，一些有才干的便会寻个东主，或教书或为幕僚，签上两三年契约，等赚足生活费和路费后来年再考。
落第举子中能被豪商雇请做幕友的，自然有些才干，若论才学名望自然比不上名满天下的龟山、豫章二先生，但与官吏们打交道练出的口上笔下手段却是杨、罗两位大儒难及。
他二人驳斥制举之弊的文章足有上万字，难保每字每句都周密严谨，即使严谨也能被这帮文牍老手“寻章摘句”地揪出些可生歧义的地方，抓住后便予以锋利回驳。
第一篇回击的文章很快从广州快递到《西湖时报》。那一日，京城的暴雨似乎在轰隆几声响后下得更猛，如一颗霹雳弹投入，炸翻了酒楼瓦肆一干人等。
文中以孔子的弟子“子贡”为例，道：“昔日孔圣未曾轻商，今有自谓儒学正宗者，却视商人为贱鄙，岂敢言孔门正宗乎？”
这位被拉出来作商人表率的子贡兄，那可是儒生们耳熟能详的人物。
这位被称为“孔门十哲”之一的子贡，名端木赐，擅长经商，孔子曾赞他“货殖屡中”；让商人与有荣焉的是，这位堪称经商奇才的子贡也极擅政事，曾经出任鲁、卫二国之相，孔子赞他为“瑚琏之器”。这瑚琏是殷商时期摆于宗庙的贵重祭器，常喻有立朝执政之才的人，孔子以此誉子贡，可见这端木赐的能耐。商人们自然要拿他来说事。
商籍考生看之称快。那一日，这些聚在临安茶坊酒肆的考生们连说话声都提了一个嗓门，中气十足。
其后，又有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连续不断的回驳文章从临安、泉州、明州、扬州等海商密集的城市发出，竞相刊登于各大报纸，与杨时、罗从彦的观点针锋相对。
随后，内陆的豪商们也先后行动，又以蜀商的反应为烈。仁宗朝时就有授任成都府的官员奏报朝廷说：“蜀商多骄悍！”
蜀商发《巴蜀时论》上的回驳尖刻，《西湖时报》专门转了几篇，其中一篇道：“商人言利尚在明处，儒生言必称仁义，可知有多少蝇营狗苟在暗处？”
又有从东京迁到杭州的巨商翻出靖康祸难后的丑事，由幕友捉刀发在《西湖时报》上，“儒生皆道商人重利轻义，然国家颠覆之时，士大夫不闻死节，前有降虏为帝的张邦昌，后有朝官王及之私取宫器贩市、余大均诱取宫嫔为妾——如此士夫，重利乎？重义乎？”
孙俊明指使府中幕友毫不客气写道：“儒者未必尽义，商者未必皆利！”
类似这般精辟又尖刻的驳论难以枚举，众商家子弟读来不由大呼痛快，一扫几日前的惶惶颓丧，谈笑间扬眉吐气。
……
***
儒家自汉代独尊儒术后，何曾遭受过这般针对儒者的攻击，更何况是来自于儒生们向来鄙薄的商人阶层？这般有组织、有规模的反击，不仅儒子考生们看呆了，就连一些士大夫官员也懵了一阵。
杨时等人愤怒了，历朝文人间虽有论战争斗，但辩来辩去争的都是儒学正统，脱不了一个“儒”字，今时却是被儒林之外的商民驳斥，岂得罢手？
于是，这场看不见刀锋的儒商之战，迅速扩散蔓延开去，并形成以京城为核心，分两浙、湖湘、巴蜀、东南四大战区的“报端论战”，彼此间又相互声援影响，结成一片熊熊之势，几让人怀疑这暮春时节已入盛夏。
在名可秀有心引导下，这场论战渐渐从商人应诏的争论演变到 “义利之争”。从《西湖时报》到《湖湘时报》，从《广南时事》到《巴蜀时论》……文人的笔椽舌战充斥在报端，又喧议于肆坊，一时闹得轰轰烈烈。
等儒学大家们醒过味来，意识到偏离了批驳主题时，南廷制举已正式开考。
那是三月二十九日。
贡院冲突
制举开考，似乎一切争论已经尘埃落定。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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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举按科目试，分举试（初试）、进试（复试）和殿试，均在京城举行。
如按贡举惯例，初试为州试，应在地方州府举行，州试后才是入京的复试，称为省试。从以前的制举来看，因应诏人数少，所以考生也多半不在地方考试，而是直接进京应考，在秘书阁阁试后即由皇帝殿试策问，流程相对简单。
但新制举实施后，由于应考人数激增过万，礼部便提出按贡举惯例办：先州试取解后再入京省试。
这个提议却被名可秀否决。
“新制举十五科目，涉及农、商、工、天文、地理等诸方面，州府可有合适考官？”
她话中这“合适”二字，大有文章。
制举改革后“杂学”科目居多，熟悉贡举的州官未必通晓这些科目，或者不屑于通晓，在评选时就难免指鹿为马，或仅凭印象取人，达不到选才目的。
这是名可秀一方面的顾虑，另一方面，她预料到制举诏令颁布后必会引起强烈争端，在这种情况下，若先由州府取解，无法避免地方官员不会歧视商、匠籍考生，并暗中做手脚进行排斥！
基干这些考虑，她采用了首期武举的做法，将考生集中在京城考试。
其中，正副主考官由朝廷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