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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说：除非科学的意义就是建立完全武断的关连，而且这种
关连也完全得不到原因或结果的固有本质的证实，否则科学
就不可能存在了。休谟哲学的某些变形在科学家中流传极广。
但科学的信念及时地兴起了，而且也悄悄地移开了哲学所造
成的这一座大山。
当我们看到科学思想上存在着这种奇怪的矛盾之后，首
先就会问：与自成体系的理性的要求完全格格不入的那个信
念，它的前提是什么。为了这一点，我们必须追溯一下，确
信在每个细节中都可以发现自然秩序的本能信念，根源究竟
在哪里。
我们大家当然都具有这种信念，因而便相信产生这种信
念的理由是我们理解了其中的真理。但一个普遍观念（如自
然秩序的观念）的形成，以及对这一观念的意义的了解和在
不同情况下的观察等等，却决不是这一观念的真理所产生的
必然结果。事物在不断地发生着，人们并不关心它。要对十
分明显的事物作橱分析，就必须具有非凡的天才。因此，我
就打算谈谈这种分析经过了哪些阶段才明确起来，最后又是
怎样坚定不移地深入了欧洲知识界的心中。
显然，生活中的主要重现事物是极常见的，纵使是最没
有理智的人也不能不注意到。甚至于在理性还没有出现以前，
它们就已存在于动物的本能上了。从大体上说来，某些自然
５现象是重复产生的，我们的本性也适应了这些重复现象，这
一点是无须多加讨论的。
但跟着而来的一个事实，也是同样显而易见的，那就是：
没有任何东西会把一切细节完全重现出来。任何两天或两个
冬季都不会完全相同。已成过去的事物是永远消逝了。因此，
人类的实用哲学只是预见大体上的重复现象，而把那些细节
看成是超越了理性的范围，从神妙莫测的事物深处发出来的。
人们可以预期太阳东升，但风却可以随心所欲地刮。
肯定地说，自从希腊古典文明时期以来就有许多人，甚
至是许多派的人，不接受这种极端的非理性现象。他们力图
把所有的现象都解释成是无微不至的事物秩序所产生的结
果。天才人物象亚理士多德、阿基米德和罗吉尔·培根等人
必然都具有完全科学的头脑。他们本能地认为事无大小，全
都可以看作是支配全部自然秩序的普遍原则的体现。
但直到中古世纪结束以前，一般知识界人物对这种观念
还没有十分确切的认识和不厌其详的兴趣，所以不可能不断
提供具有相当能力和充分时间的人来共同研究，发现这种假
说的原则。那时人们可能是怀疑这些原则的存在，也可能是
怀疑能不能找到它们。这些人也许是没有兴趣来思索这些问
题，或是在找到之后又看不到它们的实际意义。不管是由于
哪种原因，从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的大好时机和所经历的漫
长时间来看，当时的研究是很消沉的。但到１６、１７世纪时，
为什么步伐又突然加快了呢？中古世纪结束时涌现了一种新
思潮。发明刺激了思维，思维又加速了对自然界观察的进展，
同时希腊的手稿也显示了古人的发现。虽然直到１５００年欧洲
方面所知道的东西还没有纪元前２１２年去世的阿基米德那么
多，但到１７００年的时候，牛顿完成了巨著“自然科学的数学
原理”，整个世界也就因之进入了崭新的现代。
在某些伟大的文明中，科学事业所需要的奇特的心理均
衡只是偶尔出现，而且产生的效果极微。例如，我们对中国
的艺术、文学和人生哲学知道得愈多，就会愈加羡慕这个文
化所达到的高度。几千年来，中国不断出现聪明好学的人，毕
生献身于学术研究。从文明的历史和影响的广泛看来，中国
的文明是世界上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文明。中国人就个人的情
况来说，从事研究的秉赋是无可置疑的，然而中国的科学毕
竟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中国如此任其自生自灭的话，我们没
有任何理由认为它能在科学上取得任何成就。印度的情形也
是这样。同时，如果波斯人奴役了希腊的话，我们就没有充
分理由可以相信科学会在欧洲繁荣起来。罗马人在这方面并
没有表现什么创造性。纵使就已然的情形来说，希腊人虽然
掀起了这个运动，但却没有用现代欧洲所表现的那种热情来
支持这个运动。我们说的并不是大西洋两岸最近几代的欧洲
人民，而是指宗教改革时期范围较小的欧洲而言。那时欧洲
的人民都沉浸在战争和宗教的纷争里。我们不妨看看地中海
东岸从西西里到西亚细亚这一个区域，在阿基米德死后（纪
元前２１２年）到鞑靼入侵这１４００年中的情形。那儿曾发生过
多次的战争、革命和宗教变革。但和１６、１７世纪整个欧洲的
战争比起来情形坏不了多少。那儿也有一个伟大而繁荣的文
明。其中夹杂着异教的、基督教的和伊斯兰教的成分。在那
一个时期里，科学上也增添了不少的东西。但整个地看来，进
展还是迟缓而迂回曲折的。除开数学一项以外，文艺复兴时
起的人还得从阿基米德已经达到的地步开始。在医学和天文
学方面已经有了若干进步，但整个的进展情况和１７世纪那种
令人惊讶的成就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不妨把１５６０年
伽利略和凯普勒即将出生之前到１７００年牛顿鼎盛时期止这
一段时间中所产生的科学进步，和上述刚好长了十倍的古代
的进步相比较，事情就不言而喻了。
不过，希腊终归是欧洲的母亲。要找到现代观念的源头
就必须看看希腊的情形。我们都知道，地中海东岸曾经有一
个非常兴盛的爱奥尼亚哲学学派，他们对有关自然的理论深
感兴趣，他们的观念经过天才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加以丰
富之后一直留传到今天，但这一学派并没有达到完整的科学
思想的境地，只有亚里士多德是一个极大的例外。从某些方
面说来，这倒更好。希腊的天才人物是富于哲学性的，思路
也是明晰的，并且长于逻辑。这一派人物主要是提出哲学问
题。他们问：自然的始基是什么呢？是火、是土还是水？抑
或是其中两种或三种的结合？它会不会是单纯的一种流变，而
不能化为任何静止的物质呢？这派人对数学也很感兴趣。他
们创立了数学的一般原理，分析了前题，并且严格遵照着演
绎推理的方式，而在定理方面得出了重要的发现。他们的头
脑里充满了一种酷爱一般原则的热忱。他们要求得到清晰而
大胆的观念，并且用严格的推理方法把这些观念加以推演。所
有这一切都极高超而富于天才，这是一种观念上的准备工作，
但却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科学。那时仔细观察的耐心还远没有
占主要地位。归纳法的综合过程，在得出结果之前在思想上
８常常有一种混乱的悬空状态，这对他们的天才是完全不相宜
的。他们都是明智的思想家和大胆的推理家。
其中当然也有例外。他们的最高代表人物——亚里士多
德和阿基米德等人恰恰就是例外。同时也有许多天文学家曾
经进行了不倦的观察，对星象方面曾有简洁的数学推论，并
且有过一种幻想，认为天上有一小群可以数计的行星逃逸了。
每一种哲学都受着一种无形的思想背景所濡染。这种背
景在该哲学的思想过程中从不显现出来。希腊人对自然的看
法（至少是他们流传到后世的宇宙观）本质上是戏剧性的。但
这并不是说他们这样的看法就一定错了，而只是说，他们的
看法确实是极端富于戏剧性的。因此，他们认为宇宙的结构
方式就象一出戏剧中的情节那样，完全是为了体现出一般观
念都归结到一个目的。自然被分化了，为的是给每一件东西
安排一个适当的归宿。宇宙有一个中心，是重物体运动的目
的。还有一个天穹，是本性引体向上的物体运动的目的。天
穹属于无知觉和不能繁殖的物体，下界则属于有知觉和可繁
殖的物体。自然是一场戏，每件东西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
我并不是说，亚里士多德可以不作重大的保留就能同意
这一看法。事实上他所要保留的意见大致上就是我们所保留
的意见。然而希腊后来的思想体系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抽
绎出来而留传中古世纪的却正是这一看法。这种关于自然的
幻想结构把历史精神窒息了。因为既然只有“目的”能说明
问题，那么我们何必去追究它的本源呢？宗教改革和科学运
动形成了历史性革命的两个方面，这一历史性革命就是文艺
复兴后期的主要思潮。换句话说，这一思潮中包含着两个方
面，一个是复溯基督教之源，另一个是弗兰西斯·培根主张
动力因而反对目的因。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伽利略才和他
的对手不知不觉地陷于一种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这一点在
他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伽利略所谈的一直是事物是如何发生的，而他的对手则
有一套完整的理论说明事物为什么发生。令人遗憾的是这两
个理论所得的结论并不相同。伽利略坚持“无情而不以人意
为转移的事实”，但他的对手辛普利歇斯则提出另一套至少在
他本人看来是很充分的理由。如果我们把这次历史性革命看
成一次提倡理性的革命那就完全错了。事实正好相反，这是
一次十足的反理性运动。这是回到玄思神秘事物上去的运动。
这个运动是从中世纪思想的僵硬理性上倒缩回来的结果。我
这个说法只是总结了老派人物本身的结论。例如我们在保罗
·萨比神甫的：“特里腾宗教会议史”第４章中就可以看到，
１５５１年主持会议的教皇特使曾下令：
“所有神职人员的观点都必须符合于圣经、使徒传统、正
式批准的神圣宗教会议、教会法典和圣师的权威著作。他们
必须简洁自处，避免浮华而无益的问题和乖僻的争论……，这
一命令使意大利的神职人员感到不快，认为这是一种新方法，
这是谴责经院神学，因为经院神学遇到困难时总是运用·理·智
的。同时，（根据这条法令）连圣·托马斯·阿奎那斯和圣·
文都拉等名人的行为也都不合法了。”
这些意大利神职人员，这样坚持已经过时的无限制的理
性主义是使人无法不表同情的。他们被人们抛弃了。新教徒
坚决反对他们，教皇也不支持他们，宗教会议上的主教们甚
至不能理解他们。在上述引文的后面不远就有这样一段话：
“虽然很多人（对这法令）提出意见，但却没有起什么作用，
因为神甫们（主教们）一般都希望听到人家说出能听得懂的
话，而不希望像在‘复义’和其他已经讨论过的问题中一样，
听到深奥难懂的话。”
可怜的中古主义者来得太迟了！当他们运用理性的时候，
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