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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呃，”威拉德回答，“那男孩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到底谁有罪过呢？”医生追问。
威拉德，多塞特矜持和自满的架子倒塌了。他往后一倒，靠在椅背上。他原先温柔而低沉的嗓音，如今变成了难以听清的嗫嚅：“不会是海蒂吧？”
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威拉德，多塞特就象一个软体动物，总是呆在他的硬壳里，生活在他自己事业的海洋中，与外界隔绝。他坚决地走自己的道路，绝不旁骛。如今，这个软体动物离开了海洋，在热水中煮着，硬壳正在碎裂。多年的视而不见和置若罔闻，汇集到此刻，凭借直觉和追忆，突然理解了一切。威拉德·多塞特这才相信，正是海蒂把西碧尔放进小麦围栏；正是海蒂要为他女儿喉头裂伤、肩膀脱臼、鼻内异物和各种烧伤负责。“不会是海蒂吧？”威拉德以害怕的口气又说了句。但这一次已是深信不疑。“喔，仁慈的上帝啊，不会是海蒂！”他低下头去祷告。
“是海蒂，”威尔伯医生回答，“如果西碧尔对我讲的是事实。”
威拉德不知说什么是好了。他呆呆地看着绿色的窗帘，然后又看医生。他又一次闭上眼睛，但很快就睁开，因为医生又对他说话。“多塞特先生，西碧尔说还有些事发生在清晨……”在威洛·科纳斯、奥马哈和堪萨斯市的往事淡隐以后，他同弗里达一起获得了宁静的生活。但这宁静现在烟消云散了。“在清晨，”医生详细叙述清晨的拆磨，他感到内心痛苦得翻滚。当她提到纽扣钩时，他又低下了头。这又是一个新的揭露。
“怪不得西碧尔在我们给她扣上白色童鞋时那样尖叫，”他喃喃低语。他说他根本不能理解刚才医生所说的事。他白天去工作，不在家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发生这些事。
他一再推托：“我不知道啊。谁也不告诉我，我怎么能知道呢？我那时相信海蒂。”然后他说了一句：“海蒂处处都作主，所以我什么也没有去想。”这话一半是承认，一半是自我辩解。
“什么想不想，多塞特先生，”医生乘机追击。“你能不能告诉我西碧尔所讲的事确实发生过？她下身的瘢痕和损伤可以作证。”
这一刻多么难挨，威拉德想道。他从灰法兰绒上衣的胸袋里掏出手帕来擦他额头的大粒汗珠。在他一连串的回忆中，小麦围栏和纽扣钩是无法否认的证据，他女儿见到普通的纽扣钩时没命地尖叫声似乎还在耳边。瘢痕和损伤更可以作证。他利落地叠好手帕，放回胸袋，然后瞧着医生，目光不再躲闪。
“医生，”他终于低声说，“我肯定西碧尔所回忆的事情在各方面都是相当准确的。当时我并不知情，但现在回顾既往，我想起了大部分受伤的事实。有几次，想必在受伤以后吧，西碧尔会起不了床，她祖母会照看她。她跟祖母相处得不错。”他话已出口，突然明白这番话的涵义，不禁停了一停。但他继续说了下去，“我对这些事毫不知情，但从海蒂的情况看来，我认为她是完全可能干得出来的。”他奇怪地用一种冷冰冰的客观态度补充道：“我不仅肯定这些事可能发生，而且肯定这些事确实发生了。”
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古希腊戏剧家把这叫作“剧情突变”。
作为西碧尔身受暴行的证人，威拉德·多塞特把自己也牵连进去了。他承认海蒂完全可能对女儿肆虐，等于承认没有保护女儿抵御那危险的具有毁灭性的母亲，那么，他是否参与了那位母亲的行为呢。这正是威尔伯医生所怀疑的。
现在，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这位神经正常的父亲，由于温和地回避、耸肩不管、一辈子缩在硬壳内不闻不问，助长了母亲的气焰，迫使西碧尔在精神神经方面寻找办法，来对付她童年时期的残酷现实。那位母亲是西碧尔成为多重人格的主根，而这位父亲也是一个重要的辅根。他的罪过不在于把女儿委托给妻子照管，而在于失职。那位母亲使西碧尔落入陷阱，而这位父亲（尽管西碧尔从来不肯承认）却使她觉得孤立无援，毫无出路。
医生只是说：“多塞特先生，你刚才说你认为西碧尔的母亲完全可能干出那些暴行。那么，我重复一下原先提过的问题，请问你为什么同意让她来抚养你的女儿？”
他拿不定主意是坦率回答，还是设法不把自己牵连进去。“呃，”他掂量着措词，“抚养孩子是母亲的责任嘛。”他又缩进硬壳了。
“甚至在母亲显然有精神分裂症的时候也该这样吗，多塞特先生？甚至在这精神失常的母亲至少有三次差一点害死孩子的情况下也该这样吗，多塞特先生？”
他虽然慌张，但仍想保护自己。他说：“我已竭尽全力。”于是，他告诉威尔伯医生：他曾带海蒂去罗彻斯特的梅奥诊所找一位精神病学家看病。那里的医生诊断海蒂为精神分裂症，并说：她虽然不必住院，但必须入门诊治疗。“海蒂就去这一次，”威拉德说，“她不肯再去，她说那位大夫所作的一切只是直直地瞪着她看。”
威尔伯医生听到这信息，心里又喜又忧。另一位精神病学家的诊断证实了威尔伯医生的推测。这就使海蒂暴虐的原因更加确定无疑。再加上威拉德·多塞特的陈述，医生所需的核实已经完成。西碧尔的各个化身都讲过海蒂的暴行，内容完全一致，但不能构成证词。所有的化身都属于西碧尔的无意识，而尽管意识的心灵一般并不知道无意识的心灵在干什么，但无意识的心灵却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此，其他化身所说的，也许是西碧尔有关折磨和残忍的幻想或电视荧屏故事的回忆的反映。身上的瘢痕和损伤，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也可能是自伤。如今一切都明朗了，用不着再追问下去了。她们所讲的事情，其真实性已无可置疑。
海蒂·多塞特去过梅奥诊所看病，这件事又挺烦人的，因为这样一来，威拉德似乎是故意地把他女儿交给一个确诊为精神失常的患者照管。对此，威拉德·多塞特只是这样解释：“海蒂是她母亲。我从来没有想到母亲会伤害自己的亲生孩子。”这又是老一套。说得严厉一些，德国人，目睹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被大批屠杀，也曾用同样的语气，说他们毫不知情。
这种相似之处，由于以下的情况而更为突出。西碧尔曾把自己认同于德国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她把她母亲视作希特勒，把自己视作受折磨的犹太人。西碧尔常梦见自己是集中营里的囚犯，而看守人是一个白发女人………她母亲在梦中的形象。这些想法和恶梦又因下列的事实而更具说服力：西碧尔的教会认为自己是少数派，认为圣经启示录中预言的一个来自教士的恶人会青云直上，统治世界。事实上，西碧尔在隐退两年后取代了佩吉·卢的时候，发现一个恶人能剥夺②成百万人的自由，正如她母亲能剥夺她一个人的自由一样。
威尔伯医生原先由于他在经济上遗弃西碧尔而对威拉德·多塞特不满和厌恶，如今变成了不如掩饰的愤怒。医生认为：威拉德不知真相，是因为他不想知道。起先，她把他看作自己在其他病例中见过的那种父亲………冷漠、消极、事事对妻子让步、不想知道那些使夫妻两人别扭的事、事业上成功而在家庭生活中败北。这是许多美国男人的通病。应该说是神气的母亲和退缩的父亲综合症，家庭问题的根源常常在此。
但医生如今认为威拉德的错误还不止这些，他的主要错误是他从未采取任何行动来对付那位最有毁灭性的母亲。医生从来还没有听说有这样歹毒的母亲。
从心理分析中，医生还知道他用过其他方法来舍弃西碧尔。医生下一步要无情地追究的，正是这一点。
医生对他说：他感到西碧尔情绪异常时，表现出不想去知道的样子。当父女二人单独在一起，而且西碧尔可以向他倾诉时，他却从不问她有什么烦恼的事。相反，在海蒂面前，在不适宜交谈之时，他却问起她来；在西碧尔给他记帐时，在五金店里与顾客们在一起时，他却问起她来。
他不去了解女儿的心事，却用自己所关心的事来掩盖，来修饰。他担心世界末日，态度如此真诚，以致他竟从大学退学，想充分利用自己所余不多的时间（不是在大学校园里，而是在社会上）。所以，当西碧尔出现抑郁症状时，他却问她：“你是在担心世界末日吗？”他担心西碧尔会象他的堂弟，一会儿住进州立医院，一会儿又出院。所以，当西碧尔出现焦虑症状时，他却把自己的担忧撂到她身上，问她是不是担心自己象他的堂弟。
奎诺奈斯医生建议找精神病学家解决的情绪异常，他却求助于万灵药（比如吉他琴），而且企图速战速决。当西碧尔觉得许多事物似虚似幻并向他申诉时，他却一笑置之，或说什么“奎诺奈斯大夫给你打几针就好了。”威拉德·多塞特还常把西碧尔的担忧说成是幻想。总之，这位父亲通过各种方式，对他女儿的担忧熟视无睹。
西碧尔的行为是不是有点怪呢？医生问这位父亲。
是的，威拉德想起有几次西碧尔好象变了个人，事实上，西碧尔的性格很少是恒定不变的。这位父亲想起来了，在她祖母死后，在五年级读书的时候（她把学过的算术全都忘记），还有在六年级的时候（西碧尔在衣帽间里说的话有异寻常，为此威拉德被叫到学校去了一趟），西碧尔好象变了一个人似的。还有几次，当西碧尔和他在合唱队演唱或演奏吉他时，她居然把她原先非常熟悉的曲谱忘得精光。
威拉德还说，西碧尔从学院送回家后，她踩在家具上走来走去，说什么“你躲开，否则我会伤了你。”那时，她的行为如此古怪，竟使海蒂和他吓得把所有的房门统统锁上，还藏匿了钥匙。西碧尔还失踪过几次，使他感到莫各其妙。
“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事，”他说，“但我想必做错了一些事。我是想做一个好爸爸的。”
威尔伯医生列举了他所干的一大堆错事。除了前面提到的以外，医生说他曾对什么都怀疑，引起西碧尔不必要的恐惧。他曾为她做主而没有征求她的意见，并且蒙骗她多次。幼儿时的一例是做扁桃体切除的时候，他不是直话直说，而是骗她到奎诺奈斯医生家里去，说是让她同医生的子女们玩一天。医生家的二层楼是作医院用的。这当面撒谎造成的后果是西碧尔在麻药面罩扣上脸时吓得没命地挣扎。她父亲使劲按住她的腿。整个手术过程中，她都在挣扎。以后每当想到与这次蒙骗有关的事时，她都要拼命挣扎一番。
从各方面来说，他不是一个狠心的父亲，而且他与女儿的关系还不错，但他常使西碧尔感到他狠心。比如他不让她参加她祖母的入殓仪式便是这样。
“我只是不想让西碧尔伤心，”威拉德解释道。
“但这使她更伤心，因为她觉得你对她狠心，因为你没有让她表露自己的哀痛。”
在西碧尔十三岁的时候，威拉德怕海蒂讨厌同他父亲住在一起，便说他想租座房子给海蒂和西碧尔住，而由他自己同父亲留在自己家。“女孩得与她们的母亲同住，”他解释道。这又一次使西碧尔伤心，觉得他实在狠心。
医生还责备威拉德·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