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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向黑洞的闪电：明暗论
根据三国时代明暗韬略的实践，在理论上可以作三个方面的分类和总结。
首先，明暗韬略中的明，属于公开的、显而易见的活动；暗属于秘密的、隐藏不露的活动。韬略家们运用明暗的原始状态，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这种意义上的明暗韬略，是以明暗的原始状态去服务于军事、政治、外交。三国以前，人们就已总结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明升暗降，明助暗损等原则。三国时期，这些原则被使用得更加广泛、频繁和巧妙。东汉末年，张角发动大规模的反朝廷起义，以太平道来作为掩护，在合法的状态下从事“非法”活动，就是利用明暗韬略的一个绝好范例。统治者以为张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谁知张角使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韬略，瞒天过海，“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 张角一声令下，“天下响应，京师震动。”（《资治通鉴·卷五十八》）刘备、庞统率军进入益州。明处是替刘璋解决北部边防的危机，而暗处则运筹帷幄，夺人地盘。陆逊袭关羽，明处卑躬屈膝、暗地里磨刀擦枪，准备大动干戈。曹操明尊献帝，暗除枝叶，以清君侧，展开颠覆活动。钟会、邓艾攻灭蜀汉后，矛盾尖锐化，司马昭明处派兵协助钟会，暗中却以此军箝制钟会……明暗如同形影相随，声音相和，发挥着极其特殊的作用。对立者稍一不慎，就会有覆舟灭顶之灾。
三国时期，明暗韬略的第二个类型是对于智力的评判。明代表了智慧所达到的—定高度，表现着对于哲理、事理、物理、情理的正确、深入的认识；而暗则相反，昧于道理，拙于见机，反映了识见的平庸，目光的短浅，智力的低下。在这种意义上，以明击暗，百战百胜。三国时代明暗韬略的实施，区别于其他时代的最大特点，在于不是以一人之明，一己之智来克敌制胜，而是重在智囊决策和营造智囊团。
实际上，东汉末至三国，各大政治、军事集团周围均云集着一批高层次的智囊，由于各集团中核心决策者的素质不同，使得这些智囊人才发生聚合分散的变化。这些人才的走向，形成了各派势力的消长变化。原先，董卓控制了朝政，因其无道，使得智囊人才星散，关东联军势力壮大，董卓集团由明转暗，终于变得众叛亲离，身败名裂。袁绍在起初阶段实力雄厚，大可作为，只是他奋一己之智，埋群贤之明，终于成为曹操的手下败将。曹操有自知之明，知人之智，网罗群英，广蓄智囊，以明击暗，势力大盛。然终以未至大明，或失智囊于交臂，或泄私愤逼杀智囊，明中之暗，使其霸业受到了限制。刘备、孙权等人，莫不是得智囊投明弃暗，使霸王之业蒸蒸日上。
三国时期明暗韬略的第三种类型或内涵是，明表示一种表面的、暂时的、虚假的状态，而暗则反映一种深层的、长久的、真实的意向。这种内涵，可概括成韬光养晦、和光混俗等原则。刘备在曹操面前的掩饰、司马懿在曹爽阵营中的伪装，均是运用这一类型的明暗韬略，而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明与暗的关系，有着多种不同的形态。可以是对立的、对抗的关系，如以明击暗，弃明投暗。也可以是互动的、依存的关系，如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可以是相互渗透的关系，如明升暗降，明助暗损。也可以是相互转化的关系，如以明为暗，以暗为明，装聋作哑，韬光养晦。
三国形势的变化，历史发展的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抗集团决策者对于明暗韬略的认识和作用。明者以天下人之听为听，以天下人之视为视，兼听则明，虚心则明，故能由弱转强，反败为胜，而暗者则刚愎自用，固执已见。
明暗韬略在三国时代的发展，在于人们已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明察秋毫，洞若观火，才能积极创造条件，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找到接近目标的捷径，夺取胜利。而暗弱无能，纵有铁打江山，也必败无疑。ＺＥi８。Ｃom电子书
制人而不制于人：先后论
先后韬略的运用，往往与能否迅速达到目标直接相连。正因为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所以三国韬略家们均将其作为重要的致胜手段而加以使用。
三国韬略家注重在三个层次上使用先后韬略。
首先，是运用于对时机的认识。先见为明，后识为暗。先知为哲，后觉为凡。在这一层次上，先为贵，后为贱。著名的韬略家，无不具备远见卓识。董卓之乱后，荀彧弃官归家，对父老乡亲们讲：“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宜亟去之，无久留。”而乡人怀土，犹豫不决，只有荀彧率领宗族到冀州。后来，董卓派遣李傕等将领出兵关东，所过之地，多所虏略，直到颍川、陈留，荀彧乡人当时被杀死的很多。此外，荀彧预见董卓必败，指出：“卓暴虐已甚，必以乱终，无能为也。”作这一断语之际正值董卓威临天下，不可一世之时，此后，果如荀彧所言，董卓身败名裂。荀彧单身见郭贡，分析曹袁优劣的“四胜”之论，寝曹操九州之议，无不识于机先。荀攸发奸吏，和袁谭，贾诩力劝张绣降曹操，刘备识民心，诸葛亮测形势，孙权知虚实，陆逊料兵势……先见致胜、致福、致成之例，不胜枚举。决策者、韬略家思想认识的深度、广度，决定了个人或集团的前途、命运。先识者部署在先，行动在前，往往轻而易举地击败后识者。曹操击袁绍之子，而敢于不顾刘表的釜底抽薪，击刘备而敢于不顾袁绍的长驱直入，刘备取益州而敢于从容部署等重大决策，都是建立在对手的后识、缓识、误识和无识基础上。
其次，是运用于决策程序之中。“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吕氏春秋·先己》） “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孙子兵法·形篇》）三国时期，各大集团在决策程序中，使用先后韬略是极其频繁的。决策者大量搜求智囊，成为三国争霸的一大特征。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均在事先经过多次反复的谋划，而后付诸实施。相反，那些不善于运用先后韬略的决策者，往往临时断决，仓促应付，缺乏周密的磋商，其结果无不失利。即使有少数偶而成功的例子，也帮助不了他们取得最终的胜利。
第三，是运用于行动过程之中。在一般情况下，先发制人原则往往收效更大。曹操、臧洪、郑泰、刘劭、胡质、钟会、张昭、周瑜、庞统等韬略家，在这方面均有成功的实践。先发制人，往往出人意料，夺人先机，争取主动，获得优势，在敌手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已经制他们于被动，甚至于死地。决定先发，需要有第一、二阶段先后韬略的奠基，只有认识超前，谋划超前，才能保证行动上先发的成功，否则，先发之举就可能成为轻举妄动，盲目行事。而与先发制人的情况相反，后发制人则往往更具打击力，因为先发是基于认识与谋划的超前，是与对手抢夺时机等有利条件。后发则基于对敌方薄弱点的制约，更多的是对敌方已有优势或实力的反击。吕蒙、陆逊袭荆州、陆逊败刘备、司马懿制曹爽、司马昭防钟会等，均是很著名的后发制人范例。
先后韬略的三个不同层次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往往是综合、交叉、连续使用的，无论是哪个层次、阶段，这一韬略的核心和目的均在于制人而不制于人。在时机面前，“先即制人，后则为人制。”（《史记·项羽本纪》）在严峻而复杂的形势面前，先思后行，万无一失。在具体的行动过程，先后随时，动静无咎。在三国韬略家眼中，可以采用先下手为强之法，又可用后来居上之计。群雄争霸，三国鼎立，谁也不会输给谁，其全过程，就有先后韬略的重大影响存在。董卓、袁绍先强后弱，曹操、孙权先小后大。刘彰先居益州之地，刘备后来占据其境，…… 先后韬略实际上起着转移空间、掉换主客、改变胜败的非凡作用，因而使得一切行动都能游刃有余。而不致于进入死角，受制于人。
除了在认识、谋划、行动中使韬略主体具备全面的、整体的思维方式之外，三国韬略家还特别注重先后韬略的另外一大侧面，即其思维的内容。军事上，究竟是先攻后守，抑或先守后攻；先声夺人，抑或后发制人。先内后外，还是先虚后实。外交上是先合后分，抑或先交后离，政治上是治道为先，抑或征伐为先；立本为先还是以末为先……一旦将先后韬略的形式与内容巧妙地结合到一起，就能打出一个新天地，就能转危为安，起死回生，就能稳步、迅速地接近既定的目标。
春风化雨：情理论
由于韬略家们的超前意识和深邃见解距离眼前的问题较远、较深、较晦，一般人难以立刻接受，在这种情况下，韬略家们从情感与道理两个方面出发，阐幽释微，打动对方，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计策。三国时代的韬略理论体系中，情理韬略占有较大的比重，是人们经常使用的利器。
情理韬略的核心定理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作为人类所特有的主观体验，情感是各种交往、交流的重要通道，对人的思想和行动起着带有决定意义的指导作用。三国韬略家们发现了这一通道，就从中输送各种信息，改变对方的初衷，使其能按照谋方的意图办事。
情感之所以具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实质上蕴含一个深刻的原因，就是情感一旦表达人类的共同要求、愿望、心理和认识等等，便能够发出强而有力的冲击波，引起对方的共振。正是这一共振所形成的震撼力，唤醒人们的良知，从而改变其思想和行动。
韬略家们在动之以情之际，往往随即晓之以理。这种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的理，具有无限力量，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迷者不知，胡作非为，轻举妄动。一旦揭明，则从之如流，迎之若宾。
@奇@韬略家们运用情与理结合的力量，能挽狂澜于既倒，解生命于倒悬；能化险境为坦途，变艰难为平易。从三国时代运用情理韬略的实践中进行分析，即可探知这一韬略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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