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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将数十,皆
①②《春秋左氏传》文公十四年孔颖达疏、昭公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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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第六章 中国古代的幸福观
王侯贵重,子仪颐指进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余人,后皆为将相显官。“确实达到了”富贵寿考“的标准。可是即使他也没有避免事业上的坎坷和人生的磨难,主上疑臣下忌,宦官程之振、鱼朝恩辈更是百般陷害,连其父墓也被盗发,他不得不处处小心谨慎,委曲求全。后来人说他”权顷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世而上不疑,侈穷人欲而议者不之贬“
,“完名高节、烂然独著,福禄永终”
,③如此等等,不过是冠冕堂皇的溢美之词,并不完全符合事实。由此可见,幸福,在中国有时也称之为福禄、福休、福祚、福祥、福嘏等,虽然几乎人人向往,却往往是停留在个人的愿望和对他人的祝愿之中。
中国流传的宗教,主要是道教和佛教,迎合着人们的这种文化心理,把“福”字作为自己的旗帜、到处招摇,争取信徒。佛教虽然宣扬人生皆苦、现实生活中不会有幸福,可是它又宣扬人死之后可以“涅槃”
,达到最高的幸福,积极推销廉价的天国入门券。不但如此,他们还把自己的宗教设施和宗教活动,贴上福的标签。例如把庙宇佛寺称作“福界”
、“福堂”
、“福宇”
,把信徒们的供养布施、行善修德称为“福业”或“福田”
,意思是说这些活动好像是播种耕田,将来会收到幸福的果报。道家在求福的过程中更为直捷,它们认为人不必死,在现实生活中就可以谋得幸福,白日飞升,成神成仙,进入“福地”
、“福庭”
、“福乡”。这些思想之所以在中国深入人心,历代相传;佛教和道教之所以历经千余年而香
③《新唐书。郭子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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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951
火不绝,直到今天还在继续流传,原因就在于它们反映了人们对幸福的渴望。至于儒家所提倡的幸福,像“孔颜乐处”
,只能被少数文化品位比较高的人所接受,尽管当权者千方百计地提倡它,对于大多数人民群众来说,只能是可敬而不可亲,可听而难于行。相形之下福神的笑脸倒是比孔夫子的肃穆面孔更有魅力。
自求多福和求神赐福A人生幸福的根据是什么,也就是说,是什么决定着人生的幸福?人生的幸福可不可以遍求,靠什么来求得幸福?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不同时代的人们。而他们也总是根据自己的时代所提供的知识,根据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出了各种不同的回答。
持以德祈福观点的人们认为,人生命运的最终支配者是帝、天和鬼神;天子有一定的权力,他可以作威作福,可是,天子的权力也是由帝、天和鬼神赐予的,他只是天命的代表。
正如墨子所说的,“我未尝闻天下之所求祈福于天子者也。”
①
在他们看来,只有超世间的神秘力量才能决定人生的命运,成为人生之祸福的最终主宰。然而,这种观点并不赞成绝对的命定论,如所谓的“天高而难知,有福不可请,有祸不可避”
②之类。墨子尖锐地批评了这种“福不可请,而祸不可避”的“执有命之言”
,他指出:“天鬼之所亲厚,而能强从事焉,则天鬼之福可得也”。
③在他看来,决定和支配人生祸福
①③《墨子。天志上》、《墨子。尚同中》。
②《鶡冠子。近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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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第六章 中国古代的幸福观
的帝、天和鬼神,是有知觉、有感情、有思想的善良主宰。
应该说,与绝对的命定论相比较,这个思想是个进步,它不自觉地降低了帝、天和神鬼的地位,而抬高了人的地位,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其实,远在殷周时期,有些思想家已经明白,人们可以部分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决定个人的祸福。据说殷代的太甲就曾对伊尹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④西周时代的诗人吟道:”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⑤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思想更加突出。在上天和人力到底哪个是决定人生幸福的问题上,天平越来越倾向于人力。史嚚认为神也要“依人而行”
,周内史叔兴说:“吉凶由人”
,鲁国的闵子马竟然说:“祸福无门,唯人所召”。
⑥这种认识的进步,是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们文化科学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
但是,不论人们的认识怎么进步,当时的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天命鬼神等迷信思想的影响。在他们强调的人力作用上,一个重要方面是指人的祭祀祈祷,即以自己的宗教迷信之信仰和行为取得帝、天、鬼神的宠爱和保佑。例如,用“黍稷醇浓,敬奉山宗,神嗜饮食,甘雨嘉降。独蒙福力,时灾不至”。
⑦墨子比较清楚地讲过关于人力对祸福起作用的方式:“(天子)
率天下之万民,斋戒沐浴,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洁,牺牲不敢不瘯肥,珪璧币
④《尚书。太甲中》。
⑤《诗。大雅。文王》。
⑥见《春秋左氏传》庄三十二年、僖公十六年、襄公二十三年。
⑦西汉焦延寿:《易林。观之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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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161
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时几,听狱不敢不中,分财不敢不均,居处不敢怠慢。“
①前半段是祭祀,后半段讲的是人事。然而人事也是服从祭祀,对上天负责,向上天邀福。可以说,在中国从古代一直到近现代,都没有摆脱这个影响和这种模式。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祈福祭祀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从祖宗神、抽象空洞的帝、天和神鬼,发展到形象具体的福神,祭祀的仪式也越来越隆重,花样也越来越多。
从东汉张陵创立道教以来,中国的神仙开始有了具体的形象和明确的分工。最早出现的福神是所谓“天官”。张陵的儿子张衡(不是创制浑天仪、地动仪的汉代科学家张衡)提出天、地、水三官,“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
,于是“天官”成为赐福的神而受到人们的信奉。历代民俗年画中,天官被表现为吏部天官的形象,“红色袍服,龙绣玉带,手执大如意,足蹬朝靴,慈眉悦目,五绺长髯,一派喜颜悦色,雍容华贵气象。
②有的赐福的天官,还与禄星、寿星一起,也有的赐福天官与善童在一起。善童或执玉兰、牡丹花,表示玉堂富贵,或捧仙桃、石榴、佛手、春梅和吉庆鲤鱼灯,表示福包括着长寿、多子、财富有余等。古代中国还有一个福神是唐代的阳城,他在道州(今湖南道县)刺史任上,因奏停向朝廷进贡侏儒,受到了人民的感戴。后来元代无名氏撰写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里把他说成是汉武帝时代的人,叫
①《墨子。尚同中》。
②参见马书田著《华夏诸神》,北京燕山出版社版,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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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也是建议不把侏儒当宫奴,道州“郡人立祠绘像供养,以为本州福神也。后天下士庶黎民,皆绘像敬之”。祈福的方式,无非是斋戒沐浴、打醮祭祀、戴符佩印、导引辟谷、宝精行炁、金丹大药等,其中虽然有些科学成分,例如气功、医药之类,但是,基本上是迷信虚妄。
以德祈福A中国古代人最重视道德,认为这是评价人的最重要的标准,甚至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至于人生幸福,必然要和道德联系起来。
在古代的中国人看来,决定人生幸福的帝、天和鬼神,都是品行高尚、好善憎恶的,他们总是根据人的道德状况来决定他的祸福。
据说产生于殷商的《尚书。汤诰》中,已经谈到“天道福善祸淫”。而《洪范》中更强调指出:“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
……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就是说,对于品德好的人,可以给他以幸福,那些品德不好的人,如果你给了他幸福,还会给你带来祸害。
例如谦虚是善,骄傲(盈)是恶,《易传。谦卦》说:“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
也是说鬼神的好善憎恶决定了人的好善憎恶。人要求福去祸,必须迎合神的意旨,也去行善除恶。
既然人之祈福要靠自己的祈祷祭祀等活动仪式,又要靠积德修德,那么这二个方面中何者更为重要,它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至少春秋时期的思想家们已经认识到,积德修德要比祈祷祭祀等更重要,更根本。曹刿论战时,首先问到鲁国抵御齐国入侵的战争条件,当鲁庄公谈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时,曹刿很不客气地说:“小信未孚,神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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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也。“
①只有说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时,他才说:“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曹刿认为循规蹈矩地祭祀上天,只能算是“小信”
,不能得到保佑;只有忠于职守,尽心处理多种案件,这时才能得到上天保佑而能作战。与此几乎同时的隋国大夫季梁也指出,祭祀只不过是道德的形式和表示,光有隆重的祭祀而没有实在的德行,不过是欺骗上天。
他说:“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
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隋侯说,“吾牲牷肥模В沂⒎岜福卧虿恍牛俊奔玖夯卮鸬溃骸胺蛎瘢裰饕病J且允ネ跸瘸擅穸笾铝τ谏瘛9史钌愿妫弧┧斗誓'’,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瘯蠡也,谓其备模逃幸病7钍⒁愿嬖弧e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慝也。”
在他看来,只有君主注意生产,加强道德教育,搞好团结工作,然后再祭祀,这样才会“民和而神降之福”。如果不办好这些事只搞祭祀,“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
①
先秦时期的这种以德祈福的思想,既符合当时当权者阶级的利益,为他们所极力推崇,也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易于接受,因此它历代相传,特别是在汉魏以后的道教里得到了发扬。东晋的葛洪,也是中国道教史上的一位关键人
①《春秋左氏传。庄公十年》。
①《春秋左氏传。桓公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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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第六章 中国古代的幸福观
物,曾指出:“非积善阴德,不足以感神明”。
②道教认为人生的最幸福的境界是悟道成仙,他们说“学仙非难,忠孝为先”。
③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