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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但这并不等于说资本主义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韦伯正确地指出，在一个完全资本主义式的社会秩序中，任何一个个别的企业若不利用各种机会去获取利润，那就注定要完蛋。
把一般的营利欲望与资本主义的特有方式区别开来的是和平地获利与合理的劳动组织。下面是韦伯所刻划的资本主义经济行为的一些主要特征：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赖于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的行
①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译本（三联版，下同不另注）
，第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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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４西方社会思想史
为，亦即是依赖于（在形式上）
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
①
只要资本主义的获利活动是按照理性来追求的，相应的行为就总要根据资本核算来调节。……总之，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考虑收支问题。
②
韦伯认为，形式上的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是西方所特有的。
“理性的工业组织只与固定的市场相协调，而不是和政治的、或非理性的投资赢利活动相适应；这种理性的工业组织并非西方资本主义的唯一特点。资本主义企业的现代理性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如若没有其它两个重要因素就是不可能的，这两个因素就是：把事务与家庭分离开来，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合乎理性的簿记方式；前一个因素绝对地支配着现代经济生活。……精确的核算与筹划（这是其它一切事情的基础）只是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
③韦伯的问题是，这种西方特有的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且有节制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
韦伯承认西方资本主义一直依赖于技术因素，这在根本上意味着依赖于现代科学；另一方面，科学的和以这些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又在其实际经济应用中从资本主义利益那里获得重要的刺激。但韦伯认为西方科学的起源不能归结于这些利益。
印度人发明了十进位制计算，并一直在使用着。
但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中利用了它，而在印度却没有
①同上，第８页。
②同上，第８—９页。
③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１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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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５０４
导致现代算术和簿记法。对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在西方确实受到经济考虑的鼓励，这些考虑当然对科学的技术应用十分有利。但韦伯断言这种鼓励是从西方的社会结构的特性中衍生出来的。因此要问的是这一鼓励来自哪些方面？
韦伯也同意近代理性的资本主义不仅有赖于科学技术条件，而且还有赖于一种理性的法律。没有它，可以有冒险性和投机性的资本主义以及各种受政治制约的资本主义，但决无可能有个人创办的、具有固定资本和确定核算的理性企业。
这样的理性法律只在西方才处于一种相对来说合法的和形式上完善的状态，从而一直有利于经济活动。现在要问的是这种法律从何而来？韦伯不否认资本主义利益无疑也曾反过来有助于为一个在理性的法律方面受过专门训练的司法阶级在法律和行政机关中取得统治地位铺平道路，但韦伯指出，资本主义利益绝非独自地促成了这一点，甚至在其中也未起主要作用。
因为这些利益本身并没有创造出那种法律。
“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做出同样的事情呢？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
①
韦伯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强调也要考虑相反的关联作用。
“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碍，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
①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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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
①
韦伯认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ｅｔｈｏｓ）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尤其是对于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
韦伯的论点是，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一种价值合理的信念却有助于一种目标合理的行动。这如何可能呢？
韦伯认为关键之点在于在宗教原则与适合于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一种新关系。正是马了。路德最早强调，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这一点必然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路德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职业思想。由职业思想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但韦伯认为路德的职业观依旧是传统主义的，他所谓的职业是指人不得不接受的，必须使自己适从的、神所注定的事，把世俗活动限制在生活中既定的职业范围内；并带有越发强烈的信奉神意的色彩，把绝对地顺从上帝的意志与绝对地安于现状等同起来。
“从这种思想基础出发，路德不可能在世俗活动和宗教原则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在任何意义上
①同上，第１５—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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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７０４
是根本的联系。“
①
在韦伯看来，在所有新教教派中，只有加尔文教派成功地把适合资本主义精神的价值观同职业观结合在一起。加尔文教的上帝不再是天主教中那个富有人情味和同情心的圣父，而是一个超验的存在，是人类理解力所无法企及的存在。
他以他那不可思议的圣喻规定了每个人的命运，并且永恒地规定了宇宙间最琐碎的细节。既然圣喻不可改变，那么得到上帝恩宠的人就永远不会失去这一恩宠，而上帝拒绝赐予恩宠的人也就永远不可能获得这一恩宠。
这种绝对的预定论，使得通过教会、圣事而获得拯救的任何可能性都被完全排除。
这种宗教观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后果。首先它排除了神秘主义。世界历史的解除魔力的过程，在加尔文的预定论中达到了它的逻辑结局。
“这个过程从古希伯来预言家们开始，而后与希腊人的科学思想相融合，把所有以魔法的手段来追求拯救的作法都当作迷信和罪恶加以摈弃。”
②
在一个人们把来世生活看得不仅比现世生活更重要而且更确定的历史时期中，这种预定论使每个个人感到空前的内心孤独，面对那个永恒的早已为他决定了的命运，他只有一人独自走下去，谁也无法帮助他。教士无法帮助他，因为上帝的选民只能用自己的心灵来理解上帝的旨喻；圣事无法帮助他，因为圣事并非获得恩宠的手段，而只是信仰的主观的“外在支柱”
；教会也无法帮助他，因为取得外在性的教会成
①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６３页。
②同上，第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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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资格也仍然要接受末日的审判。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迟早会出现在每一个信徒面前：我是不是上帝的选民？我如何确知自己处于恩宠状态？
在全无依傍的情况下，一方面这种孤独感成为有幻灭感及悲观倾向的个人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另一方面它又造成了一种新的心理律令：即通过坚定的自信心与自我成就的证明来找出上帝选择的征兆。
信徒所选择的是，把自己看作选民，把所有的疑虑统统视为魔鬼的诱惑，并与之进行斗争。因为缺乏自信是信仰不坚定的结果，因而也就是不完整的恩宠的结果。
另一方面，为了获得这种自信，勤奋工作被当作是合适的手段。只有世俗活动能驱散宗教里的疑虑，给人带来恩宠的确定性。信仰须以其客观效果来加以证实，以便为信念的确实性提供一个坚定的基础。它必须是“有效的信仰”。在这个意义上，善行是必不少的，是成为选民的信号。
但善行不是用来购买救赎，而是用来消除罚入地狱的恐惧的技术性手段。这实际上意味着上帝帮助那些自助的人。
“因此有时人们指出加尔文教徒自己创造了自己的救赎，或者更准确地说，创造了对得救的坚定不移信念。……这个信念……存在于全面系统的自我控制之中，这种自我选择时刻面临着冷酷的选择：成为选民还是沦入地狱。”
①
信徒的生活完全是为了一个超验的结局，即获得拯救。
但上帝的绝对超验与预定铁则，象一道大堤挡住了宗教禁欲主
①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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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９０４
义摆脱日常的世俗生活的潮流，加尔文教于是将出世禁欲主义变成了入世禁欲主义。
“一切为了增添上帝的荣耀”
这一信念必须在世俗活动中得到证明；于是，修行生活从无计划的来世性和荒谬的自我折磨中解放了出来，而发展为一套合乎理性的行为的有系统的方法，目的是克服“自然状态”
，使人摆脱非理性的冲动的影响，不要太看重尘世的财富，并节制自己的消费；另一方面，尘世的成就既然被视为是天职，视为上帝恩宠的信号，那么勤奋地有条有理地工作，获取财富又不耗用财富，则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
以神意来解释追逐利润，为实业家们的行为提供了正当理由。
“这种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强烈地对抗着；它束缚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而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心理效果。它不仅使获利冲动合法化，而且（在我们所讨论的意义上）把它看作上帝的直接意愿。
①“当着消费的限制与这种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
②
在上述的讨论中，韦伯清楚地阐明了他的理解方法、意义理论的一个实例的应用。韦伯表明的是经济活动与全面的世界观极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