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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马家军沿着陕甘公路倾巢而进，直扑咸阳；甘肃省主席郭寄娇也把由该省保安团队编成的一一九军，归人裴昌会的第五兵团序列。胡军遂以一一九军、三十八军、六十五军、九十军，分由渭河南北向武功、周至之线推进。
但两个系统的部队各怀目的，各自指挥，连第一线的部队也互不联系。马家军甚至不许胡军派去联络的官兵通过他们的警戒线，这样的“协同”作战，大家都弄得很不开心。后来马家军在咸阳城廓受到挫败，胡军东进部队在武功，周至之线遭到阻击，也不能前进，于是就互相埋怨起来，马鸿这因为自己的骑兵伤亡惨重，屡次在电话里诘责裴昌会道：“你们的部队为什么躲在后边不进？”有一次还说：“你们早在抗日时期在咸阳城廓构筑的工事不撤除，硬叫我们碰钉子！”但胡宗南则认为两马索来狡猾，叫裴昌会不要迁就他们，以免上他们的当。总之，一边打仗，一边互相猜忌，弄得矛盾重重。、
而在胡军内部，也发生了怨对的情绪，有些人说：“如果要采取攻势，为什么第一军躲在汉中不开上来？如果要休整、为什么要我们走来走去？”：
到了七月中旬，解放军主力集结完毕，即在扶风、眉县地区发动攻势。马家军在醴泉、乾县一带的部队，首先偷偷地回窜；而由裴昌会指挥的胡军，自七月十一口晚上起，只经过十六小时的战斗，四个军已被打得零零落落。是役也，解放军毙伤胡、马部队一万三千余人，俘虏三万一千余人，并于七月十四日收复宝鸡。
自此·胡军只好退守秦岭和甘南的徽成两县以北高地，且迫得再把第一军北开。到其时，胡军右翼凤县地区，摆的是第一军；左翼徽、成两县一带，则是六十五军和九十军的残部；力量又再被削弱了。
在扶、眉战役之后，西北解放军对胡宗南部队只采取监视态势、而集中精神西上，首歼青海马家军主力，于八月二十六日解放兰州。另一路则于九月六日解放了西宁。至此，西北战场上的胡宗南、马鸿逮，马步芳的部队，均陷入分割孤立地位，再要槁什么“协同”作战，已经没有可能了。
第十二回
迭出风波 新疆局面多惊险
通电起义 和平解放终告成
新疆的起义问题，在扶（风）眉（县）之战以后，就已开始酝酿了。自那个时期起，国民党西北军攻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新疆省府秘书长刘孟纯、省府委员兼迪化（即现在之乌鲁木齐）市长屈武、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刘泽荣、警备总司令部政治处长梁客博等人，即不断交谈，且各向有关方面联系与分析，进行初步的工作。
其时，属于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序列的部队，计有整编四十二师所辖的一二八旅、六十五旅、骑兵一旅、骑兵九十四旅，整编七十八师所辖的一七六旅、一七八旅、一七九旅，整编骑兵第一师所辖的第一旅、第二旅等，约共十万人。李宗仁“代统”之后，为了增加自己的资本，于一九四九年二月间，即妙想天开，打电报给陶峙岳，叫他除留一个旅在新疆担任防务之外，把其余的部队全部调进关内，参加作战。同时，马步芳也要把骑兵第一师调回青海，宋希镰要把军长训练班的全部人员及其武器装备调进关内，总之，那些人都想把武力抽出扣。
这些部队派系复杂，究竟听调不听调，实在连陶峙岳也作不了主。为统一各部队认识起见，陶就以整编部队名义，召集师旅长会议，结果意见纷歧，未作具体决定。陶则以交通不便、运输困难等理由，虽然做了开拔计划，但计划开得大，其客观结果就等于拖延。他本人也一再以种种理由，不去南京，也不去广州，争取时间，以等待情势的发展。当时，马步芳已接任西北军政长官。在上述驻新部队将领中，最听其指使的当然是他的嫡系骑一师师长马呈祥、七十八师师长叶成及其所属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都属胡宗南系，其中罗恕人与马呈祥私交甚好，勾结也最密，叶成则俯仰于其间。这几个人的共同意识。就是反共。因此，在考虑起义向题时，这几个人是问题中最大的问题。
为什么这几个人是最大的问题呢？因为在驻新部队中，约有半数操在这几个人的手中，他们的动向如何，影响很大。
至于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则情形与他们不同。赵当时兼任新疆警备副总司令，驻在南疆喀什，早在八月中旬，陶峙岳即已偕同联勤总部驻新物资供应局局长郝家骏、政工处长梁客博两人，以检查部队后勤工作为名，约赵到马耆见面，和他密商起义部署事宜。赵已深表赞同，因此南疆就由他负责，不会再出什么岔子。
到了兰州战事紧迫之际，驻新部队的内调问题，又突然紧张起来：以马呈样为中心，以罗恕人为主谋，都请求内调，骨干里则是反对起义。于是，情势发展到严重关头了！
所谓严重，有两方面。在马吴祥等人的看法是，如果兰州出了问题，进关的路就等于断绝了，所以此时不去，以后就很难再去。而在准备起义的陶峙岳等人来看，由于部队将领情况复杂，在这重要关头，如果处置失当，闹成决裂，后果即不堪设想，
那又怎么办呢？
陶峙岳只好与他们从事长谈，从新疆本身的特点谈起，联系到当时的全国局势，剖析利害，天天谈，夜夜谈，谈的方面很多，无非希望他们放弃内调的打算；并答应于必要是，可满足他们的个人愿望，由他们再作考虑。
这样的谈，一直谈到兰州解放前夕，因为时机已紧，陶峙岳也不能不但白地表示态度了。他说：“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应干涉他人自由。但任何人作任何重人决定的时候，都必须洞察利害，深明是非。不能感情用事。如不赞同起义，也就是不需要和平，那么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争。谈到战争，必须在作战上能操胜算，后勤上有把握，才能应战，我们新疆的部队为数十万，但只能应用到点上，彼此不能支援，何况从军事上看，如兰州、西宁失守，外援断绝，退路不通，运输困难，在这种情势之下，我们能不能作战呢，再从基本上说，新疆的问题，由于地理环境的关系，由于民族的关系，决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所以，在我们的基本政策上，一切都需要运用和平方式，也就是要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否财对国家、对人民、对我们自己，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果我们不争取主动，求得和平解放，那么，十万官兵盲目牺牲，地方秩序混乱，人民流离失所，引起民族仇杀，都是必然的结果。如果坚持战争，放弃和平，一定会落到既不能战，又不配谈和的地步：势必进退两难：这又何苦来呢？至于我个人的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请大家选择吧！”这一席话，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人听了也未表示反对。自然，他们的思想感情不会这么容易就变，不过是陷于动摇、矛盾之中罢了。
果然，不久之后，又来了一个紧急的变化！一天深夜，陶峙岳已经就寝，忽然有人来叩门。
那叩门的人，是七十八师师长叶成。他进来之后，就对陶说：“罗恕人、马呈祥认为你近来态度变了，一定是受了包围，为了清君侧，决定今晚把主张起义的刘孟纯、陶晋初，屈武拘捕起来。部队已准备出动（奇。书。网…整。理。提。供）。我提议应先告诉你，他们同意、故来相告。他们限我半个钟头队内回去。”
陶峙岳虽然碰到这突如其来的急变，但很镇定，一面把叶成留住，一面即给罗恕人和马呈样打电话；坦白诚恳地跟他们说话，并约他们来面谈。
罗、马二人一到，淘即直截了当地问他们：“你们要捕人，第二步怎么办？新疆情形特殊，如果枪声一响，能保地方不致糜烂？这样，对你们有什么便宜？”
罗、马二人听后，起先相顾无言。沉默了好久，罗、恕人才嗫嚅他说：“我们内心有痛苦，你却象无动于衷。！讲道理，又每每讲不过你……”
陶峙岳对他们说：“大家知道，一个人只知感情用事，而忘却了利害与是非，那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们还承认我是总司令的话，就应该让我以冷静头脑力你们考虑问题，如果回应恰当，又何用一遇困难，就长吁短叹呢？目前整个形势，你们知道得很清楚。应该不再去想部队内调那样无济于事的烦恼问题丫。你们带部队去也好，个人离开也好，望再仔细想想：我要把一颗赤棵裸的心摆在你们面前，我决不离开新疆，要与全省老百姓和全军将士及其家属共生存。我有这样的责任，只要尽到责任，虽死不辞！”就这样谈开了头，然后再谈下去，罗恕人和马呈祥才渐渐平静下来。直到东方发白，始各自散去。——但问题实在并未解决。
到了第二大，陶峙岳单枪匹马，不带卫兵，一个人闯进骑一师的师部。其时，马呈祥和罗恕人等正在开会，商量次一步行动，忽见陶峙岳突如其来，神色立表；不安。后来相度情势，看不见陶峙岳带一个随从，始感到释然。陶又趁机对他们作了进一步的解说，情势才得到了暂时的松驰。
在内部情势呈现急剧转变的时候，外部形势也有了急剧的转变了：紧接着兰州解放之后，相隔不过十天，青海的西宁也相继解放。
西宁解放，马家的巢穴宣告最后破灭，马呈祥也再无留恋余地了。马呈祥且得到消息，他在青海的家人，已经逃到广州。而马步芳最后逃往香港时，把骑一师应得的军饷银元五万元也带去，这也使马呈祥极为不满说马步芳“临难不相顾，情谊何在！”
在这种种内外情况影响之下，马呈祥、罗恕人、叶成等三人向陶峙岳表示：愿意交出部队：办清手续。个人离开，循南疆去印度，这样，事态又转入另一个阶段。
本来，自从六月份起，蒋介石对驻新部队饱项便已分文不发，而只以开拨费名义，拨去过一百万元，目的是迫他们内调，这笔款通过兰州公署，又被马步芳扣去二十万，所余的八十万元，只足够维持部队的生活两三个月。在断绝饷银仍不能达到目的之后，虽然陶峙岳还未宣布起义，蒋介石和胡宗南已一面打电报骂他“投降共匪”，一面指使分化驻新部队将领，以图捣乱。直到马呈祥等人准备离开新疆的前夕（九月二十三日），胡宗南还分电马、罗、叶三人要他们把部队带到南疆，许以空投接济，但马等认为“大势己去，不能有为”，只好走了。
于是，九月二十四日那天，马呈祥、罗恕人、叶成等人，带同他们的家属，一同离开了迪化。二十五、二十六两闰，陶峙岳和鲍尔汉率领军政人员发出起义通电，新疆终于和平解放了。
十月六日，陶峙岳将军偕郝家骏东赴酒泉，其时，参加了起义工作的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和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已经先到了酒泉。在酒泉，陶峙岳会见了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奇 …書∧ 網并在第一兵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