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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又说回来，武后自己不遵纪守法，皇权干预司法是一回事，垂拱格式的立法成就依然不容忽视。所谓律令格式，乃是唐王朝的法律文书的形式。“律”是国家的法律条文，“令”是关于答中贵贱及同家制度的规定，“格”是阜帝下达的有关百官日常行事的效令，“式”是有关国家行政法规的各种章程。高宗即位之初．律令格式已大体齐备，而以律的成就最为显著。然自永徽而至垂拱，已历三十余年，律令固然可以如同国家宪法一般继续保持，格式却已有了重定的必要。垂拱格式重在适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立法技巧更臻完善，尤其民事部分多有增益，“议者称为详密”＇2＇，日后的开元律令便是在其基础上进一步修订完成的。
当然，武后在颁布新律令格式的时候也免不了存有私心，比如她在上元年间的上书建言十二事中提出“父在为母终三年之服”，也就是父亲健在母亲故世，为人子者也应该服三年的丧服，为天下母亲争取和父亲大致平等的待遇。武后当时出此提议大力提倡母权，旨在针对太子弘，也是为今后母夺子位创造舆论。所以虽然理论上无法反驳，高宗也在表面上答应了，但并未真正实行。直到垂拱格式的发布，才正式编入法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武周结束后，时局依然动荡不安，开元年间大臣卢履冰首先发难，认为这仅是则天皇后“权行”之制，有违古训，因“女在室以父为天，出嫁以夫为天”，如同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家里也应该以父为尊，所以父亲健在为母服丧的时间较短，就是为了尊崇父权，“避二尊也”。并三度上表，请正礼法，无须顾念儿女之情，否则“恐后代复有妇夺夫政之败也”。 由此引发百官议政，多年悬而未决。平心而论，卢履冰指武后此议是为夺权称帝而布局并未冤枉武后，然而唐代到底是一个气魄宏大的时代，开元二十年改修五礼，认为武后虽然动机可疑，此令却入情入理，由此正式确定了父在为母齐衰三年的礼仪。＇3＇人亡并未政废，武后颁布的格律在武周结束后仍然延用下去，继续发挥着影响。
垂拱元年正月，老臣刘仁轨因病去世，武后再无任何忌惮和顾虑。然而，她并未即刻称帝改国号，而是依然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针，从容不迫地布置着。称帝的计划早在高宗后期上元年间便已提上了日程表，只是当时还免不了受制于人，现在却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下。中国的君权理论发展到了唐代，已经形成天命与民意两大支撑点。武后可以蔑视传统，自我作古，却不能不顾忌社会反映，不能不了解民意。首先，她要进一步加强皇权，在全国范围内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其次，她要大造舆论，进行一系列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宣扬自己是天命所归，君权神授，让整个社会调整心态，逐步接受女主正位的事实。此外，她还要大开科举，拓宽仕途，延揽中下层知识分子，争取他们的支持。从光宅元年武后尽揽大权开始，直至天授元年武后正式登基为帝，这段铺垫过程，武后足足用了六年时间。看多了太多人拿着鸡毛当令箭，根基未稳就开始做起皇帝梦，我们不能不对武后的沉着冷静和非凡耐心感到惊讶。狮子般的雄心，狐狸般的狡猾，再加上骆驼般的坚韧，马基亚维利理论中的理想君主，在武后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本节未完待续）
＇1＇ 《旧唐书*高丽传》
＇2＇ 《旧唐书*刑法志》
＇3＇ 《唐会要*服纪》
武后的称帝之路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废中宗、囚睿宗、杀章怀太子，是武后迈向帝位的第一步。她借助宰相裴炎、北门学士刘祎之、大将程务挺等人之助，以李家主妇的身份，成功地确定了自己在李唐皇族内部的至尊地位；并且借助宰相裴炎的个人野心，削弱了门下省的监督作用。平徐敬业叛乱，杀裴炎、斩程务挺，是她迈向帝位的第二步。早在高宗时代，武后就通过设立北门学士来分割相权，及至掌政后又大力抬高御史台的监察权，将监察权凌驾于相权之上，从而借助官小位卑易于控制的监察御史崔察、左肃政大夫骞味道等人除掉了权相裴炎。武后更就势从宰相手里收回了她梦寐以求的用人权，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轮屠杀贬黜震慑朝臣，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树立起她作为帝国最高主宰的权威形象。接下来，她需要巩固自己取得的胜利，进一步强化对于朝臣的绝对优势，并加强对地方的监控。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后在狠抓对大臣的“法制教育”的同时，并不忘记对他们的思想教育。虽然号称垂拱而治，还是不忘在百忙之中撰写一部《臣轨》，分赐给大臣，教他们以为臣之道。自然，忙到飞起的武后是不可能字字亲撰的，主要是御用文人北门学士的杰作，武后监修而已，从十个方面对朝臣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
（一） 同体。即为臣者要与君王同心同德，做君主的手足耳目；
（二） 至忠。以慈惠为本，推善于君，引过在己。也就是说，有功劳你不要自夸，应该说这是皇帝的恩德，有黑锅你应该自己抢着去背，把上司漂白得干干净净的。
（三） 守道。以“道”清心正身，佐时匡主；名不动心，利不动志。不为名，不为利，全心全意为君主服务。
（四） 公正。要大公无私，不营私，不阿党。
（五） 匡谏。以谏为忠，不避斧钺。即使君王要杀你，你还是应该尽忠职守地进谏。
（六） 诚信。以信忠君．以信怀下；上下通诚，信而不疑。
（七） 慎密。不漏禁中之语；非所言勿言，非所为勿为。君主跟你说了什么，属于国家机密，不要乱说乱动。
（八） 廉洁。奉法以利人，不枉法以侵人；以廉平为德，不求非其所有。
（九） 良将。有五材四艺，机智果断。这是对武将的要求。
（十） 利人。禁末作，兴农功，省得轻赋，不夺人时，务使家给人足。这是对文官的要求。
书成之后，武后普赐群臣，要求他们好好研读，当座右铭来正心鉴行，期望能达到“革心事朕”的效果。此情此景，不由得让人想起以前李贤不听话，武后特地赐《孝子传》和《少阳正范》指导他怎么做乖儿子的往事。显然武后是把大臣们当儿子来调教了，这是不是就叫做“母仪天下”？不过还是得说一句，这些要求实在是有点高^_^ 《臣轨》常和李世民撰写的《帝范》合为一书，称为《帝范臣轨》，17世纪传入日本，时人曾言：“本朝读之，尤尊之，至若镰仓将军家皆读之，有助治道久矣，何啻中华而已哉。” 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有助治道久矣”一句，尤其可圈可点，可见无论古今中外当权者们都是很喜欢这些东西的。
不过，武后最关心的还是对地方的掌控。扬州之乱虽然有惊无险地平定了，却给武后以深刻的教训，大感自己对地方的控制尚嫌不足。徐敬业进行了那么多的秘密串联，朝廷却一无所闻，十几天内就能组织起十万人的大军，大肆攻城略地，朝廷才做出反应。可见自己对民间反映与社会动向根本不摸底，也暴露出各级政治机构的迟钝和情报阻塞。说来大唐开国以来一直奉行强干弱枝政策，重中央而轻地方。太宗时代设立御史巡查制度，由御史台派遣监察御史巡按州县，但这是不定期的。武后大力提高御史台的监察权，监察御史、侍御史每年分春秋两次定期出巡全国各地，严密监察各地官吏，随时报知中央。《垂拱格》里专门设有《风俗廉察四十八条》，详细地规定了朝廷特派专使对地方官员进行监察的运作方式。由于这些监察官员有相当一部分是酷吏，又被赋予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地方官员畏之如虎。武后时代风闻朝廷使者到来而自杀的地方官员，史不绝书，可见这种监察制度的威慑力量强大到了何种程度。掌握监察权的御史一时权势大炙。他们上可弹劾宰相，下可监控百官，独立于三省之外，只对皇帝负责。监察御史弹劾甚至可以不经过本部门长官而直接上奏皇帝，也就是说，监察部门的头头本身也在被部下监察中。
武后大力提高御史的监察权，主要是因为他们官小位卑易于控制，监察御史仅八品官，却要弹劾品级远远高于他们的朝臣，唯一的依靠便是皇权。虽说御史本是皇帝监控朝臣的耳目，但武后并不希望过多的假手与人。她的终极目标是尽可能地集天下大权于一身，将整个帝国置于她的铁腕控制之下，因此垂拱元年伊始，她接连签发了两道敕令，均是针对御史的权力而作。垂拱元年正月，武后便下敕：“御史纠获罪状，未经闻奏，不得轨使处分，州官府司亦不得承受。”也就是说，御史没有自行处分的权力，也不可以让当地官员处理，必须上奏朝廷，这样便将量刑定罪的权力完全收归中央，由她一人裁决处分。二月，武后又专门调整现有的登闻制度：“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有挝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状以闻。” 登闻鼓和肺石是供人鸣冤的法律用具。唐制为了让臣民有上言或申诉重大冤情的机会，在西朝堂设登闻鼓，东朝堂设肺石。言诉者若击鼓立石，其情便可直达天听。但以前设有专人防守，要击鼓立石并非易事，现在武后撤除防守，放松管制，无疑是鼓励臣民上言，打通了民间直接向朝廷告状的环节。因武后正月已经下令御史不得自行处分，御史的权力便局限在接受申诉的表状，直接上报武后。他们只负责收集情报，唯一有权处分的只有武后一人而已。
此时的武后，已经成功地收归用人权、监察权与司法权于一身，唐代的君权，在她手里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君主对于朝臣，中央对于地方，从未如此占据过绝对明显的优势。现在，她需要的是了解下情，掌握民间动向，进而想法子引导甚至主宰社会舆论。这当然需要进一步地鼓励民间上言了。于是，第二年三月，一个全新的制度——匦检制度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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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武后，已经成功地收归用人权、监察权与司法权于一身，唐代的君权，在她手里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君主对于朝臣，中央对于地方，从未占据过如此明显的绝对优势。一切安排妥当的武后心满意足，第二年正月，她出人意料地宣布还政皇帝。已经做了两年囚徒的睿宗大吃一惊，三位兄长的前车之鉴摆在眼前，母亲的礼物只能让他心惊肉跳，立刻上表要求母亲收回成命，自己绝对无意收回执政大权。几天后表章被驳回，太后不许。旦真的着慌了，冰冷的权杖下面躺着多少具尸体他已经不敢去数，只希望自己不会变成其中的一具。也许他的态度还不够谦恭诚恳不能让母亲满意，他不知道如何才能结束这场可笑的试探。坐立难安的睿宗接连又上了两道表章，语气更加谦卑诚挚，痛陈自己的无才无德加生性淡泊，即无能力也无心思负荷一国之君的重任，恳请太后继续紫帐称制，唯有皇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