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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是由年老的女皇自己讲出来的。当时已是大周朝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宰相吉顼与河内王武懿宗在女皇面前争执，声色俱厉。武懿宗，就是那个率数十万大军却在契丹人面前望风而逃，反而残杀河北老百姓冒功领赏，甚至奏请武皇将河北百姓从贼者尽数族灭的家伙。吉顼对武懿宗十分不客气，让女皇大为不悦，觉得自己在场诸武尚且被大臣如此轻辱，分明是不尊重自己的权威，某日借吉顼奏事发怒：“太宗有马名狮子骢，无人能制。朕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楇，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楇楇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壮朕之志。今日卿岂足污朕匕首邪！” 吉顼惶惧流汗，拜伏求生，最后被贬外放。
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个故事，明代李贽便认为这是女皇的权谋，“恐借此吓人尔！”李大才子的结论也未免过于武断，一点技术含量的分析都米有》_《 武则天当时已经是天下至尊，要威胁人也用不着编故事，更犯不着把她曾侍奉先帝的尴尬经历拉出来，且这番说辞和她一向的对人处事也是一致的。前番也曾提及唐代才人本有伴驾骑射的机会，如果以宋明时代女子的孱弱无依来想象大唐，便免不了有错判了。
对于这件事的解读，人们的看法也并不统一。台湾学者雷家骥先生认为，这表示在贞观朝，武曌在人格上已经显现出这样一些特点：在性情上，有暴烈、攻击及敌视不顺从她的人与物的倾向；在能力上，对自己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式，有极大的自信和果断；在动机上，喜欢表现自我，有很强的自尊心；在价值观上，不重视事物是否珍贵，以能满足自我为最大的价值所在（参见雷家骥先生所著《武则天的精神与心理分析》一书）。其强势性格必然和“性本刚烈”的太宗发生抵触，性格不合是导致武则天在贞观朝不得宠的原因。这是现在比较普遍的观点了。但也有人认为，“太宗壮朕之志”表明太宗对驯狮子骢事件是持欣赏态度的，唐代对于女子的审美和价值取向都跟现在不太一样，写《谏太宗息兵罢役疏》的徐惠也不见得温柔可人到哪里去。武则天之所以不得宠，不是因为性格因素，而是当时太嫩了，“脸蛋100分，脑袋59分。和脑袋100分，脸蛋90分的徐惠比自然落了下风。此后十几年历练才成就了她的‘素多智计，兼涉文史’”。
至于我么，我一向是骑墙派，呵呵，这次也不例外。 雷家骥先生的书也曾看过，主要论点是武则天童年和少女时期常遭人忽视虐待，由此滋养了暴力倾向和攻击性人格，有很强的支配欲和控制欲，要求别人的完全屈从和臣服。雷先生并以此论及武后日后的杀子杀媳，认为这是家庭暴力的表现，要求儿子的绝对顺从，因而反抗欲较强的弘和贤被杀，反抗欲较弱的显和旦能够保留性命。这说法蛮有趣的。
我并不反对用精神分析法解析历史人物，比如说李治有恋母情结就很让我信服，具体到武则天的个案，我认同雷先生所说的武则天有很强的支配欲和控制欲，对待事物以满足自我为最大价值所在，要不怎么做了女皇仍然事无巨细连太学生请假都要管。我一向认为不甘居人下的性格正是她越走越远的原因，才会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实权在手的皇太后，而一定要登基为帝的完全掌控，而挡我者死则是实现其目标的具体手段。但我并不认为她的童年或者少女时代有多悲惨，杨氏并不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人，何况又是嫡母身份。如果说短短两年间武氏兄弟对她们母女的不尊重就可以导致武则天的暴力攻击性人格，卫青岂不是早就成了杀人狂魔了？此外，对她这番话的解读也不能不考虑到本有故作惊人之语以赚取眼球的意图，如同现在BBS上的文章要增加点击率总得取个耸动的标题一样。如果一定要用外因来解释，我倒认为她从一个让人伺候的官宦小姐变成伺候别人的嫔妾，落差太大，可能会让她心理不平衡吧。
“太宗壮朕之志”，这番说话果然引起了太宗的注意，然而以铁血手段登位的太宗，一直试图以逆取顺守来消弭内心的隐痛，而贞观后期的诸子之争，无疑使过去那段噩梦般的经历再度重现，在这一心态的驱使下，就连李治的软弱都成了优点，“晋王仁厚，必能保全兄弟”，从而立他为太子，又会怎样看待武则天这样莽撞而大胆的宣言呢？不错，徐惠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用词也很犀利，然而背后仍然是仁君爱民这样的儒家传统道德，和武则天“得不到的便毁掉，一切事物只有为我所用才有价值”的实用主义观念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太宗真心地欣赏前者，而对于后者，他只是惊讶地赞叹了她的勇气和胆量，便没了下文。毕竟，对于一个曾经亲身上过战场、从尸山血海中一路走过来的帝王来说，勇气和胆量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
这件事也让我们看到当时武媚身上仍有很不成熟的一面，至少，她应该想到爱马成痴的太宗不会受落如此强横的驯马方法^_^ 这个轻率而莽撞的形象，和《新唐书》中描写的“后城宇深；痛柔屈不耻，以就大事”仍有很大差距。多年以后，她才明白：男人无论是出色还是平庸，都不会喜欢太过强势的女子。你可以意志坚定，却不能太过咄咄逼人。可以出建议献计谋，却永远要让他觉得做最终决定的是他。你可以展现你的才华和头脑，让他感到和你谈话很有趣，却永远不要忘记在适当的时候装装傻，表示自己的角色一直都是解语花和贤内助。她忍受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所带来的羞辱和痛楚，一遍又一遍地检讨得失磨砺着自己，在这段痛苦和难捱的日子中，她的智慧和经验也在相应增长。仁慈的上苍再给了她第二次机会，她再次见到了作为新皇帝的李治，她容貌已过盛年，而智慧却正值巅峰。那时，她已无敌于天下。
不过，关于武媚的失宠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唐三代后，女主武王当有天下”的传说。严格说来，应该是三个传说才对。头一个是李淳风星谏，太宗因此疏远武媚，疑杀李君羡，第二个是民间流行武媚娘曲，第三个则是推背图的来历了。这三个故事发生时间本不相同，后世却都搅合在一起，再与武则天是否曾被打入冷宫降为侍女，以及她出家的原因联系起来，也就越发的扑朔迷离了。
一条一条地梳理，关于武则天出家的原因，史籍明载为“循例出家”，并非武则天担心太宗猜忌自请出家。根据大唐制度，先朝嫔妾不得久留于嗣皇帝宫中，高祖李渊死后无子嫔妃便是照此办理，现今出土的文物碑记等也证实了这一点，应无疑问。
而武则天是否曾由宫妃降为侍女呢？就我看到的现存的各种史料，无论正史，还是唐代笔记、乃至唐传奇等野史，都从未提及此事。骆宾王那篇著名的《讨武曌檄》，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但也没有提到这个他可以大做文章的事件。那么武则天“以先帝才人而归高宗”是如何变成“以先帝宫人而归高宗”的呢？答案就出在高宗李治的立后诏书上。
众所周知，李治与武则天的结合为子纳父妾，与礼不合，虽然唐宫这类事情很多，但要公开立后如何昭告天下还是颇费思量。当时的李治，无论是声望还是权威都比不上后来纳儿媳时的李隆基，胆子也要小得多，总觉得好像应该圆圆场怎么解释一下^_^最后的诏书是这样的：
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後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壶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全唐文*立武昭仪为皇后诏》
诏书先表明他们是在太宗生前即已两情相悦，接着说明太宗是知情的，并且表示了理解和祝福，当时就把武则天赐给他了。自然，没有做父亲的把嫔妾送给儿子的道理，但又不便否认武则天常侍左右的事实，于是将武则天的身份由宫妃换为宫女，比附为当年汉宣帝为太子选宫人王政君侍寝一事。诏书写得十分直接，但又有点多此一举，特别是最后那句“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很有点欲盖弥彰的味道，还不如根本不提为好。而同期的废后诏书“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也属指鹿为马，毫无根据（男人一旦变心来真可怕），当时便惹了无数议论，只是皇帝决心已下，说归你说，做归我做，来个充耳不闻罢了。武则天从侍女到女皇的传奇，实际上是指她二次入宫后由王皇后的侍女开始做起的历程。而后世把这些都作为“女主武王”传说的一部分，不断地加工完善，也就越变越离奇了。
至于推背图，倒真是由这个传说演化而来的，可称之为改良衍生版。在这个故事中，没有李淳风夜观星象/发现秘记的细节，而是由李淳风独立推算出来女主代唐的劫难，且由此预见到此后世界历史的发展态势，他推算地忘了情，一直推演下去，直到袁天罡担心他泄露天机太多而遭天谴，推了他一下后背，才猛然醒觉，但这时他已经推到千年之后了。当下二人将此推衍成果写成科研报告上呈给唐皇，太宗不解，问询，淳风答对，于是唐李问对之玄幻版热辣出炉。这份报告和答对，便是流传至今号称中国版诺查丹玛斯大预言的推背图了。
唐代严禁图谶之说及相关书籍，推背图最早出现于唐末五代乱世之际。《唐书*艺文志》中载有李淳风多部作品，但并无推背图，反而《宋书*艺文志》中有首见推背图，然作者佚名。值得注意的是宋书同篇文里同样列有李淳风的各类著述，独缺推背图。可见所谓李淳风所著，无非后人伪作托名而已。加之历代不断有人民群众加工再创作，与其说是预言，不如说是总结。时隔千年，当初宋人看到的宋之后卦象“无一应验”的推背图原始版本早已湮灭无痕，如今我们看到的是连清人的黄袍马褂都画得分毫不差的乾隆版，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推背图是颇值得研究的话题，但已与历史无关了。
顺便八一下，大约也就从这个故事开始，袁天罡和李淳风成了同事，后来更演变成好友甚至师兄弟，然而历史上的袁天罡只是一位民间术士，从未任过官职，唐人对他的传说也集中在相面上。而李淳风却高居太史令，为主历法类官职的顶点，曾奉旨编写过《晋书》，主持撰写《麟德历》，时称精密，一直使用到开元时僧一行撰《大衍历》，和袁天罡相比，地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李淳风著述颇丰，尤精于天文和数学，在他的主持下对中国古代算术著作进行了统一的批注和整理，如《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等，从此之后算术成为官学，而李淳风整理的这些数学著作，也就成为科举考试中明算科的考试指定书籍，是为十部算经了。
而民间流行武媚娘歌的说法，则首见于唐人笔记《朝野佥载》中：“永徽后，天下唱《武媚娘歌》，后立武氏为皇后。大帝崩，则天临朝，改号大周。”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武媚娘歌》的流行是在永徽后，也就是说即使此事属实，也是在高宗当政之后的事，而非贞观之时。＇1＇《新唐书*后妃传》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