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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如果不出力，谁也别想在战后分到红利。
事实上，这也正是其他国家领导人最担心的事情。
当时，一些国家领导人的担心，已经变成了现实。
比如，在二零五三年，中国提供给巴基斯坦与斯里兰卡的援助，明显比其他国家多，主要就是这两个国家出的力最大。当时，巴基斯坦已经出兵六十万，其中五十万在伊朗，斯里兰卡则出兵二十万。
在盟国看来，中国的援助，与出力大小有直接关系。
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所有盟国都提出，应该均分参战机会，让所有国家的军队都上阵出力。
当然，在政治家眼里，这完全是一笔经济账。
别忘了，这场战争，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各国的经济结构，不但中国与美国进入了战争状态，开始逐步废除市场经济体系，建立由国家调控的计划经济体系，在经济往来上有很大关联的其他参战国也对经济结构做了调整。更重要的是，巨大的战争消耗，也要求所有参战国调整经济的运行方式，以确保军事工业得到优先保证，从而不可避免的对民生行业产生了负面影响。
最显著的影响，就是几乎所有参战国都出现了物价飞涨的问题。
战争时期，最重要的民生物资，肯定是粮食。
在全世界范围内，能够在粮食上做到自给自足的国家用十根手指头就能数过来，而有富裕的国家更是不到五个。
最主要的粮食出口国，就是中国与美国。
原因很简单，中国与美国首先解决了能源问题，并且首先完成了农业工厂化，能够用极少的人力生产出足够多的粮食。相反，其他国家的粮食生产都是个大问题，即便像加拿大与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能够做到自给自足，也是以传统农业为主，生产效率低下，导致粮食价格居高不下。
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中国与美国都把粮食当成了对外援助的战略物资。
事实上，这与中美两国推行的总体战争策略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原因就是，中国与美国都需要利用盟国的人力资源，让盟国承担部分军事生产任务，从而减轻本国军事工业的负担。比如在东方同盟集团内，中国只负担了百分之四十的军事化工生产任务，其他百分之六十的军事化工产品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与印度等国承担。如此一来，这些国家所能用于民生产业的人力资源就大大减少，从而不得不放弃一些劳动效率低下的行业。这其中，由以传统农业为主。结果就是，几乎所有盟国的农业产量在二零五三年都大幅度下滑，不得不从中国进口农产品，以确保国内的农产品市场供给量高于消费量。
这里，就涉及到了中国的对外援助问题。
根据战后公布的资料，仅在二零五三年，中国就输出了大约三亿吨物资，其中包括一亿三千万吨粮食。到二零五四年，仅粮食输出量就突破了三亿吨。到战争结束的前一年，更是高达八亿吨。可以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中国农业工厂生产的粮食，供养了东方同盟集团的二十多亿人。
毫无疑问，这些对外援助肯定不是无偿的。
说得简单一些，名义上大部分援助是无偿的，即接受援助的盟国，只需要按照中国分配的生产任务，完整战争生产工作，就能从中国获得援助。可实际上，具体的援助量，得由各个国家做的贡献决定。
当时，中国在国务院外交部下，专门设立了一个战时对外援助处。
这个部门的任务，就是评定各个盟国所做的贡献，以及产生的价值，从而让外交部在分配援助份额的时候，有一个直接的参考标准。
当然，不仅仅是中国在这么做，美国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来援助同盟国家。
这种直接援助，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既是鼓励其投身战争的动力，又是促使其努力争取更高地位的主要原因。
即便在战时，所产生的影响也非常显著。
比如，在二零五三年的时候，中国输出的粮食并不足以填补粮食减产的缺口，要到二零五五年，东方同盟集团的粮食产需量才趋于平衡。结果就是，在二零五三年，除了中国内地市场基本上保持了稳定的粮食供应之外，只有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泰国、马来西亚、越南与柬埔寨的粮食供应比较充足，而后面四个国家，本身就是产粮国，粮食缺口并不大，集团内的其他国家，都或多或少出现了粮食危机，印度的粮食缺口更是超过了一亿吨，导致大约两亿印度人处于饥饿状态。
至于其他民生物资，也差不多是类似的情况。
比如，在二零五三年底，因为供应短缺，一块香皂能在印度卖一百元人民币，在中国连一元都不到。
从总体上看，要到二零五五年，东方同盟集团的民生物资产需才能达到平衡。
在此之前，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国家都得为获得更多的援助而奋斗，也就得想方设法的战场上多做贡献。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派遣更多的军队参战。
事实上，在二零五二年底，东方同盟集团就组建了“联合作战司令部”。
只是，这个司令部名义上是“联合作战”，实际上与作战毫无关系，其主要职责只是负责物资运输工作。
当然，利用这个司令部，所有盟国都派遣了部队。
只是，除了非洲之角，那些没有处在战场上的盟国所出动的军队，主要负责的是后勤方面的工作。比如在中东战场上，有五万马来西亚军人、七万印度尼西亚军人、四万孟加拉国军人在后方工作。
现在，盟国不再满足于非作战任务，提出了参加前线战斗的要求。
这样，就得成立盟军司令部，统一指挥盟军的作战部队。
虽然成立司令部不是什么难事，而且没有盟国质疑中国的领袖地位，但是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比如，各个国家在盟军司令部里的地位，以及各国军队派遣的军官所担负的职责等等。
作为中国的战争部长，中国军队的最高军事统帅、唯一的元帅，牧浩洋在组建盟军司令部的事情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黄瀚林让他去德黑兰，就是希望以他的威信，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掉。
准确的说，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去告诉盟国将军，一切服从指挥。
有趣的是，当时去德黑兰的，几乎都是元帅。结果就是，牧浩洋这个中国海军元帅被一大群元帅淹没了。
还好，谁也不敢质疑中国海军元帅的含金量。
要知道，打到这个时候，中国军队中只有牧浩洋是元帅，戚凯威都只是陆军大将。
第一百六十章 进军所罗门群岛
第一百六十章 进军所罗门群岛
牧浩洋只在德黑兰呆了一天，只参加了一次会议，即东方同盟集团军事首脑第一次全体会议，而他也只阐明了一个观点：不要质疑中国的战争策略，同盟集团只有团结在中国周围才能取得胜利。
随后，牧浩洋就急匆匆的飞回了北京，让周渝生大将去替他参加接下来的会议。
要知道，攻打所罗门群岛的作战行动已经迫在眉睫了，而这是牧浩洋亲自策划、组织的战略进攻行动，他可不想在战役发起的时候，呆在鸟不拉屎的德黑兰，而不是在战争部里遥控指挥。
周渝生到了德黑兰，立即向那些盟军元帅提出：递交一份详细的兵力表，中国会根据实际情况安排盟军参战。
十一月三日，盟军首脑表决，一致通过了成立“盟军司令部”的决议。
当天，盟军司令部就在德黑兰宣告成立。
问题是，当时没有任命盟军司令，只是由周渝生暂时代任这个关键职务。按理说，这个位置属于牧浩洋。可是随后牧浩洋拒绝了出任盟军总司令的任命书，而是建议黄瀚林另外安排合适人选。
牧浩洋这么做也可以理解，作为战争部长，他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协调与指挥盟军。
问题是，除了牧浩洋，还有谁有资格出任盟军司令？
从威望上讲，能够顶替牧浩洋的，也就只有戚凯威了，而且那些盟军元帅恐怕也只会听从戚凯威的调度与指挥。
可惜的是，戚凯威也不大热心，觉得这是个清水衙门。
结果就是，继续由周渝生暂代盟军司令一职。直到二零五四年底，在黄瀚林把戚凯威晋升为陆军元帅之后，才让戚凯威去了德黑兰，正式出任盟军司令一职，并且由他一直担任到战争结束。
不管怎么说，盟军司令部总算是成立了，而且也开始调度盟军的作战部队。
必须承认，在这个位置上，周渝生的表现非常不错。在他暂代司令的一年多里，盟军由默默无闻逐步发展成了一支不可小觑的作战力量，而且周渝生也尽职尽责，力所能及的为盟军争取利益。比如，从二零五四年七月开始，中国开始为盟军主要部队提供地面战平台，让盟军的战斗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只是，这样一来，周渝生就没无法辅佐牧浩洋了。
事实上，这让牧浩洋非常不满，因为他拒绝出任盟军司令，就是希望黄瀚林把戚凯威派过去。
为什么要这么做，前面都已提到。
周渝生得留在德黑兰，牧浩洋也就只有老老实实的呆在战争部，在离战场上万公里的地方“观战”。
所幸的是，龚继飞与佟少云没有让他失望。
十一月三日，也就是盟军司令部成立当天，所罗门群岛战役开始，首先由龚继飞指挥的第一太平洋舰队轰炸了所罗门群岛上的美军基地。当天晚上，佟少云指挥的第二太平洋舰队开始炮击所罗门群岛。
与所罗门海战时一样，龚继飞指挥航母战斗群，佟少云指挥突击舰队。
不同的是，这次佟少云手里有十二艘大型综合战舰与十二艘反潜战舰，而且反潜战舰都配了一门大口径电磁炮。
由此产生的影响就是，龚继飞的舰队里只有十四艘防空型的大型综合战舰。
当时，还有两艘大型综合战舰的反应堆出了故障，在十月下旬返回造船厂，没能参加攻打所罗门群岛的作战行动。
受大型综合战舰减少影响，龚继飞采用了新的防空编队，即把七艘航母集中起来，让十四艘大型综合战舰组成一个范围更大的防空圈，让三十五艘反潜战舰担任内圈防御，以提高舰队的整体防空能力。
随后的实战证明，新的防空编队能够更有效的发挥末段防御系统的作战能力。
当时，还有一个变化，即海军为大型综合战舰提供了第二种增程炮弹，射程达到了惊人的一千六百公里。
只是，这种炮弹并不受待见，主要是威力太差了。
测试证明，在减轻了弹重的情况下，新式增程炮弹甚至无法砸穿航母的飞行甲板，只能对付护航战舰。
事实上，这是无法避免的结果。
在大口径线圈电磁炮的输出能量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提高炮弹射程，除了改善炮弹的气动外形、降低飞行阻力之外，就只能安装更大的火箭增程发动机，而炮弹总质量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