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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前提是以色列打的是一场战略防御性质的战争。
毫无疑问，这个前提并不成立。
到十一月六日，以军已经攻占了大半个西奈半岛，只有南部地区还有少量埃及军队。只是在前几日的战斗中，以军没能歼灭埃军有生力量。经历了第五次中东战争，埃及军队早就知道西奈半岛易攻难守，所以一直把主力放在运河西岸。在以军发起进攻之后，埃军一路且战且退，大部分部队都退到了运河西岸。在攻打苏伊士运河的时候，以军再次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麻烦。
结果就是，以军在埃及方向上的进攻被迫终止。
问题是，战争并没因此结束。
埃及正在积蓄力量，中国很快就会参战。如果以军败北，最终肯定不会像第五次中东战争那样，在以色列国境线附近结束战争。不管是中国，还是埃及与叙利亚，最终目的都是攻占以色列全境。
以色列并不惧怕埃及与叙利亚，怕的是中国。
对以色列国防军来说，在伊拉克与伊朗先后表态之后，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虽然以色列国防军没有想过单独战胜中国军队，美国的援助至关重要，但是美国的援助又不可能及时到来。原因很简单，在美以军事协作中，以色列的主要任务就是牵制住部分中国军队，为美军在西太平洋上打开局面提供帮助。也就是说，美军更希望以军能够在中东战场上有所作为。
对以军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转移重点。
埃及方向的进攻一时半会难以取得重大突破，只能由攻转守，在苏伊士运河东岸建立战略性防线。
当然，重点不在埃及。
虽然到十一月八日，埃及军队依然控制着半岛南端的图尔与沙姆沙伊赫等地，但是在以军的奇袭下，埃及军队已经丢掉了在第五次中东战争期间给以军制造了巨**烦的第五站与舍尔等地。
也就是说，以色列国防军已经扫除了运河东岸的埃军据点，拉平了防线。
如此一来，以色列国防军在运河东岸建立战略防线的难度大大降低，而且不再需要在西奈地区留驻太多的作战部队。
接下来，以军要做的，就是从戈兰高地出发，攻打叙利亚。
相对而言，叙利亚的战略重要性超过了埃及。
原因很简单，美军已经夺得了印度洋的制海权，中国无法通过海运向埃及派兵，只能通过铁路向叙利亚派兵。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出兵，将首战叙利亚。
以色列国防军要做的，就是在中国军队到达之前横扫叙利亚。
事实上，这也正是以色列国防军战争方案的核心部分。按照以色列国防军估计，应该在十月底拿下西奈半岛，在十一月初出兵叙利亚，争取在十一月十日之前攻占大马士革，然后沿叙境内的铁路线与公路线，攻占其他主要城市。可惜的是，这份“完美计划”并没变成现实，反而在埃及军队的顽强抵抗下，一点一点的化为泡影。随着第十三集团军在八日抵达叙利亚，该计划彻底失去了意义。
这个时候，摆在以色列面前的现实非常残酷。
中国军队火速到达，不但大幅度提振了叙利亚国防军的士气，还很有可能对其他阿拉伯国家、特别是约旦产生影响。
要知道，自第五次中东战争之后，阿拉伯国家几乎把中国奉为神明。
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之后，阿拉伯国家更是把中国军队当成不败的神话。在那场仅仅持续了数个月的战争中，中国陆军仅用四个集团军与四个陆战师、不到三十万兵力就横扫了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南亚头号军事强国，造成印度国防军近两百万官兵伤亡，自身只有不到三千人阵亡。
这样的战绩，放眼整个战争史也极为罕见。
如此一来，只要中国肯出兵，其他阿拉伯国家就很有可能倒向中国。
这下，以色列除了要攻打叙利亚，还要提防东边的约旦，甚至得盯着苏伊士运河对岸的埃及军队。
要知道，如果埃及军队士气起来了，很有可能再次创造奇迹。
跟阿拉伯国家打了一百多年，以色列太了解对手了。阿拉伯军队有很多问题，但是谁也不能忽视，只要这支军队有足够高昂的士气，往往能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事实上，早在以色列存在之前，阿拉伯军队就有过类似的辉煌历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英国上尉就把整个阿拉伯世界团结了起来，在阿拉伯半岛上挑战强大的土耳其，几乎改变了战局。
在以色列看来，中国出兵中东，最大的价值就是提振阿拉伯世界的士气。
如果换成美军来打，肯定会在这个时候放弃进攻的想法，转为全面战略防御。
只是，在以色列军队的教条中，根本没有“防御”这个词。
更重要的是，以色列军人更清楚以色列的处境。
在第五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丢掉了大半个戈兰高地，其狭小的国土，又不足以支撑一场大规模防御作战。以色列要想生存，就得进攻，而且得打出成效来，通过进攻来获得战略防御必须的纵深。
如此一来，美国答应援助的六个旅的主战装备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有了这六个装甲旅，以色列国防军就能在稳守西奈半岛的情况下，在戈兰高地与约旦河方向上发动进攻。如果没有这六个装甲旅，以军在稳守西奈半岛之后，最多只能在一个方向上发动进攻。
按照以军总参谋部的判断，仅在一个方向上发动进攻，不足以达到战略目的。
根据战后披露的资料，当时以军已经制订了全面入侵约旦的作战计划，而且坚信约旦会在不久之后向以色列宣战。
事实上，打到这个时候，约旦是否参战已经不重要了。
以军要想绕过戈兰高地上的叙军，就得渡过约旦河，从南面攻击叙军侧翼。只有这样才有足够的把握迅速取得突破，也才有机会在中国军队全力投入战斗之前击溃叙军，获得决定性胜利。
第三十一章 政治变更
第三十一章 政治变更
十一月九日，以色列国防部把修改后的作战计划递交给了美国国防部。
当天下午，在请示了卢卡斯之后，康拉德批准了援以方案，运载着六个装甲旅主战装备的船队在当天晚上出港。
虽然麦卡锡与乔丹一直在推卸责任，但是两人都没有否认现实。
当时，两人都表示支持以色列的作战方案，即借道约旦，从南面撕开叙利亚国防军的边境防线，然后沿着安曼到大马士革的高速公路向北推进，首先围歼聚集在库奈特拉省与德拉省的叙军，再进行右翼包抄，包围大马士革。如果一切顺利，以军将在占领大马士革之后回头收拾约旦。
可以说，该计划非常大胆，也充满了想像力，在战术上更是无懈可击。
问题是，不管是以军、还是麦卡锡与乔丹，都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这么打会产生多大的政治影响？
要知道，到这个时候，大部分阿拉伯国家还保持中立的主要原因，不是不同情埃及与叙利亚，而是认为埃叙与以色列的争端源自第五次中东战争，属于旧有矛盾，因此与其他阿拉伯国家无关。
显然，约旦不在这个范畴之内。
即便在第五次中东战争中，约旦也保持中立，而且还在战后为促成双方和解做出了重大贡献。
相对而言，约旦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一直比较好。
如果以色列悍然入侵约旦，除了导致约旦参战之外，只会有一个后果，即使整个阿拉伯世界同仇敌忾。
十一月十日，拿到由国防部送来的以军作战计划，康拉德就去找到了卢卡斯。
在总统面前，康拉德全面陈述了入侵约旦的风险与危害，希望总统能够出面干预，让以色列不要这么做。
当时，康拉德还提到，以色列与其借道约旦，还不如借道黎巴嫩。
不管怎么说，黎巴嫩不是阿拉伯国家，而且一直是中东矛盾的热点地区，以色列进军黎巴嫩的政治风险低得多。
卢卡斯被说服了，当即就给以色列总理打了电话。
显然，以色列总理不会忽视美国总统的建议，因此以色列总参谋部就不得不在作战计划上再做权衡。
问题是，借道黎巴嫩，对以军没有任何帮助。
要知道，黎巴嫩南部地区在真主党的控制之下，而真主党的大老板就是叙利亚。此外以军还必须经过贝卡谷地才能迂回到叙利亚的战略防线后方，而以军能否及时控制贝卡谷地还是个未知数。如果进军贝卡谷地的行动受到影响，叙军就会抢先一步，把这里变成以军的坟场。事实上，即便一切顺利，以军成功通过了贝卡谷地，也将在转为向东进军的时候遭遇叙利亚国防军的主力部队，因为叙军有足够的时间在霍姆斯加强防御部署，更有足够的能力打一场内线战争。对以军来说，问题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因为贝卡谷地只有一条公路，后勤保障将是天大的难题。
当时，以军总参谋长、兼陆军参谋长巴拉姆就提到，进军黎巴嫩是自寻死路，坚决不肯修改已经制订好的作战计划，甚至以辞职做威胁。
以色列总理没有接受巴拉姆的辞职请求，只是让他延迟几天发起进攻。
这个时候，美国这边也炸锅了。
得知康拉德通过卢卡斯干预以军的作战行动之后，麦卡锡怒不可遏，当天就向卢卡斯提出了辞职请求。按照他的说法，如果让国务卿来指挥军队该怎么作战，他这个国防部长又该干什么呢？
这次，支持麦卡锡的不仅仅有乔丹上将，还有其他三位参谋长。
军方的态度非常明确，国务院的手伸得太长了，管了不该管的事情，总统必须明确国防部与国务院的职责。
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卢卡斯的政治手腕再次遭到质疑。
当天，他向麦卡锡表示，给以色列总理打电话是他的意思，与康拉德没有关系，而且国务卿也没有越权。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卢卡斯是想袒护康拉德。
这也无可厚非，康拉德是他最重要的助手，而且国内的动员工作正在全面展开，少了康拉德肯定会困难重重。
问题是，这种袒护某一方的做法，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使问题变得更严重。
十一月十一日，麦卡锡再次提交辞呈，乔丹、阿诺德、马歇尔与里梅尔也同时向总统提交了辞呈。
也就是说，军方以总辞呈的方式向总统施压。
当时，麦卡锡明确表示，如果不可能制止康拉德的越权行为，国防部就无法正常运转。
事实上，这已经在暗示必须卢卡斯，只能在国防部长与国务卿之间选择一个。
这下，卢卡斯没辙了。
没有康拉德，动员会受到影响，可是没有了五位主要军事负责人，美军就会瘫痪，至少会受到严重影响。
当天晚上，卢卡斯召见了康拉德。
十一月十二日，康拉德正式提交辞呈，卢卡斯立即就批准了，随即任命国家外交顾问斯科菲尔德为国务卿，由财政部长伯克莱利负责组建“战争动员委员会”，全权负责战争动员工作。
这是战争爆发后，美国的第一次政局变更。
按照后来的评价，这次变更的好处大于坏处，主要就是消除了国务院与国防部之间的矛盾，而且明确了军事、外交与经济的职责范围。但是客观的讲，这轮政权变更的驶作俑者就是卢卡斯。
说得直接一点，问题不在康拉德与麦卡锡身上，而是在卢卡斯身上。
作为总统，卢卡斯最需要的就是驾驭能力，而他却缺乏这个能力，或者说没能把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