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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威格在自杀之前写的自传《昨日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份更详细的绝命书。他在回顾一生时描写了那个昨日的世界，他自己就属于这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作为作家可以影响人们的思想，触动人们的感情。而在这现实世界里，他感到无能为力。于是他回忆起罗曼·罗兰对他说过的话：“它（艺术）可以给我们，我们个别的人以慰藉，但是它对于现实却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他写了《象棋的故事》之后便就此搁笔，他那长达三十二年之久的巴尔扎克研究也就此中辍。其实，《象棋的故事》是揭露法西斯十分有力的武器，但这个武器的效用是内在的、缓慢的。而茨威格却急不可待，失去耐心了。脑力劳动之所以是他最高的乐趣，乃是因为他通过脑力劳动可以影响人们。如今既然无从影响人们，也就生不如死了。我们前面提到他在流亡期间物质上的优越条件，然而物质毕竟不是决定一个人幸福还是不幸的主要原因和条件。精神上的折磨往往甚于肉体上的酷刑，对于思想敏锐、感情细腻的人，更是如此。这点，他在《象棋的故事》里写得十分深刻而个人信服。在各式各样的法西斯的牢房里，有多少优秀之士不堪这种折磨，终于精神崩溃；又有多少人，因为忍受不了这种无声无形的酷刑，内心极度痛苦，终于在自杀中寻找解脱痛苦的途径。茨威格身在国外，没有受到他的亲友们遭到的厄运，但他去国离家，成为四海飘零的流亡者，内心同样各受折磨。他那敏感的心灵，既承担着自己的痛苦，也分担着在祖国受迫害的亲友、同胞的忧患。于是，他感到心力交瘁。这不是肉体的疲劳，而是心灵的疲惫。就像他在《富歇》一书中描写的“百日”期间拿破仑的精神状态一样：对命运的打击已失去抵抗力。这位心理分析的大师，自己也是感情细腻、极其敏感的人。
再加上他为人正直，不是仅仅考虑个人的安危荣辱。他的人道主义理想、对人类未来的设想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所摧毁。连天烽火，遍地尸骨，人性泯灭，道德沦丧，人类堕落成自相残杀的野兽，使他理想破灭，万念俱灰。在他自杀前几天，传来新加坡沦陷的消息，此时此刻，他进一步感到心力交瘁，生不如死。他相信人们总有一天可以看到“旭日东升”，但这需要等待，需要经过长期的善与恶的搏斗，而这场搏斗中他只能等待，只能忍受，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这种等待便是折磨。为了摆脱这种折磨，他决定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感到死亡乃是返回故里。他不是战士，他没有一颗坚强的心，不能指望他战斗到最后一息。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作家，他曾为别人的苦难，笔尖蘸满了同情，写下了一篇篇催人落泪、动人心弦的作品，让我们也为他的死一掬同情之泪，为这样一个天才作家的殒落而谴责那罪恶的法西斯主义。
茨威格去世后，巴西总统下令为这位大师举行国葬。成千上万的民众，不久前曾踊跃参加这位作家的朗诵会，这时怀着悲痛的心情跟在灵车后面为他送葬。巴西政府决定把茨威格生前最后几天住过的那幢坐落在彼特罗波利斯的别墅买下来，作为博物馆供人参观。
法西斯上台前，茨威格的创作如日中天，在德国作家中拥有读者之众，很少有人能超过他。他的作品雅俗共赏，销售量直线上升，他思想深邃而不流于晦涩，文字平易而不流于肤浅，情节动人而无斧凿的痕迹。他没有德国作家故弄玄虚的通病，没有玩深沉的“哲理思考”，也没有为卖弄渊博而故意生造出来的古怪词句。茨威格这种纯正真切平易近人的风格，是他赢得读者的主要原因。在广大读者心目中，茨成格既是个杰出的艺术家，又是个能给人以慰藉、启迪的朋友。然而，这样一位优秀的作家却长期为文学史家和评论家所忽略。
一九三三年以前，反映迟钝的文学评论家还来不及对他的作品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一九三三年茨威格的作品被焚遭禁，从此这位犹太作家几乎从德国学者的视野中完全消失。
一九四五年以后，茨威格的作品首先在美国和日本，接着在苏联引起强烈反响，惟独在德语国家似乎为人所遗忘。直到一九八一年，茨威格诞生一百周年，联邦德国S·费歇尔出版社重版了茨威格的作品，他的中短篇名篇《奇妙的一夜》、《感情的混乱》，他的作家传记《三大师》、《与妖魔搏斗》，他的历史人物传记《约瑟夫·富歇》、《玛丽·安东奈特》以及他惟一的长篇小说《爱与同情》先后出版，并且一再重版。读者似乎发现了一颗文坛新星，从此茨威格名声大振，不仅
他生前已经发表过的名篇逐一再版，便是他生前从未发表过的遗稿也被克鲁特·贝克整理付印。于是读者得以欣赏茨威格的另外两部长篇小说《变形的陶醉》和《克拉丽莎》以及其他第一次问世的中短篇。从一九八一年掀起的茨威格热，至今持续不衰。这至少说明，他被人遗忘，并非他自己的过错。五十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可一世的“元首帮”葬身在瓦砾堆里，遭到千古唾骂，茨威格却在他那遍布全世界的读者心里得到永生。为了使中国读者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茨威格这位几乎被人遗忘，如今又重现辉煌的文学大师，国内德语界的著名学者和富有经验的翻译家通力合作，共同翻译了这部小说集。他们殚精竭虑的辛勤劳动保证了这部小说集的质量。我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谢忱和诚挚的敬意。
我们深信，这位优秀的维也纳大师不仅会以他杰出的作品感动中国读者，还会以他崇高的精神赢得中国人民的同情、尊敬和热爱。
背景资料……阮玲玉简介
阮玲玉原名阮凤根，1910年4月26日生于上海，祖籍广东中山县（南朗左步头村）。她父亲早逝，母亲做佣工供养她。1918年，她就读上海崇德女校，取学名玲玉。1926年，她迫于生计而辍学，同年报考明星影业公司，获导演卜万苍赏识，主演处女作《挂名夫妻》。1930年进联华影业公司，主演该公司创业作《故都春梦》，扮演妓女燕燕获得成功，奠定了她在影坛的地位。
《神女》导演吴永刚曾用“感光最快的胶片”作比喻，赞誉阮玲玉的演技。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影坛上，阮玲玉以重拍次数最少而成为导演们乐于起用的演员。她还使观众“每片必看”，因而成为最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
阮玲玉从事演员工作不到十年，却创造了不同阶层、不同命运、不同性格的妇女形象。
在处女作《挂名夫妻》里，她塑造了旧社会的弱女子形象；在《情欲宝鉴》、《故都春梦》、《桃花泣血记》、《玉堂春》、《神女》等片里，她塑造了受尽豪绅阔少、流氓恶霸的玩弄和压榨的风尘女子形象；在《野草闲花》里，她塑造了为争取婚姻自由，打破传统思想的少女形象；在《新女性》和《三个摩登女性》里，她塑造了知识妇女的形象。她演出的人物大多身世悲惨，经历坎坷，屡遭磨难而奋斗不息，虽然最终都是以自杀、出家、入狱、惨死为结局，但都能保持善良正直的天性和纯洁美好的心灵。
阮玲玉的遭遇与她主演的角色一样不幸。她十六岁结识了母亲帮佣的少东家张达民，倾心相许而与之结合，可是婚姻生活却并不快乐（部分人说是同居，未正式结婚）。1933年，阮玲玉与张达民分开，后与茶商唐季珊同居，不久又发现被唐季珊玩弄了。她曾对朋友说：“张达民把我当作摇钱树，唐季珊把我当作专利品，他们都不懂得什么是爱情。”
1935年春，《新女性》上映后，阮玲玉主演的人物颇受舆论非议，私生活亦被曝光。此时，张达民否认与阮玲玉订有离婚协议，向法院上诉，诬告唐季珊，法院遂定于3月9日传讯阮玲玉。阮玲玉深感压力，于3月8日服毒自杀，享年仅二十五岁。
阮玲玉死前写下遗书，内容是：
我不死不能明我冤，我现在死了，总可以如他心愿，你虽不杀伯仁，伯仁由你而死，张达民我看你怎样逃得过这个舆论。你现在总可以不能再诬害唐季珊，因为你已害死了我啊！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样有对他不住的地方，别的姑且勿论，就拿我和他临脱离同居的时候，还每月给他一百元，这不是空口说的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冤来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他不住。唉！那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之又想，惟有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
被人玩弄走向绝路阮玲玉之死终于真相大白
在湮没了整整66年之后，中国早期电影杰出的代表人物、一代影星阮玲玉的两封被认为是真实的遗书不久前在上海发现。这一重要的发现证明，此前流传了半个多世纪的所谓“阮玲玉遗书”以及“人言可畏”的遗言，均可能是他人出于卑鄙目的的伪作。前天，发现阮玲玉真实遗书的上海老作家沈寂披露了这一事实。
阮玲玉在25年的短暂生命中，主演了29部电影，以她朴实、细腻和传神的表演，确立了在电影史上不可磨灭的地位。1935年3月8日，阮玲玉在上海新闸路沁园村的住宅服安眠药自尽。消息传出，上海10万市民自发为她送葬，鲁迅先生奋笔写了著名的《论人言可畏》一文，痛斥“强者”对“弱者”的迫害。
真伪有疑
当时公诸于众的两封阮玲玉“遗书”，是与她同居的商人唐季珊提供的。在电影界人士的催促下，唐季珊首先拿出了一份字迹潦草的“告社会书”，署名“阮玲玉绝笔”，文中对阮玲玉前一同居男人张达民的无理纠缠进行指责，最后连写两遍“人言可畏”。一些熟知阮玲玉的电影界同仁认定她另有遗书，在一再追问下，唐季珊不得已在阮玲玉大殓之后公布了第二份“遗书”，文中以阮玲玉写给他的口气，称“我很对不起你，令你为我受罪”，“我死后有灵，将永远保护你”。
意外发现
4年前，沈寂为编写阮玲玉的电视资料片，意外地发现了一份阮玲玉逝世一个半月后出版的《思明商学报》，上面刊登了两封阮玲玉遗书。据沈寂的研究，这两封遗书的心态、口吻和文笔，可以确认无疑是阮玲玉的亲笔。一封是写给张达民的，对他的无耻行为进行强烈谴责，她写道：“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但是太迟了！”第二封写给唐季珊，控诉他是“玩弄女性的恶魔”，并说自己被迫选择一条绝路，是因为“没有你迷恋‘XX’，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