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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的经费,比起李文忠公手里,自然天差地远,但也不能说就没有腾挪的余地。如今北洋的局面,好比式微的世家,诚不免外强中干,不过江南有句俗语‘穷虽穷,家里还有三担铜’,不说别样,只说北洋公所,在京里,在天津,空着的房子就不知道多少,倘能加意整顿,不能奏销的额外用度,就有着落了!”袁世凯略停一下,用平静但很清晰的声音说:“以后,王爷府里的用度,从上房到厨房都归北洋开支好了。”
“什么?”庆王问一句:“慰庭你再说一遍。”
“以后,王爷府上的一切用度,不管上房的开销还是下人的工食,都归北洋开支,按月送到府上。”
有这样的事?那不就象自己在当北洋大臣吗?事情太意外,庆王一时竟不知何以为答了。
“王爷如果赏脸,事情就这样定局。”
“是、是!多谢,多谢!不、不!”庆王有些语无伦次地,“这也不是说得一声多谢就可以了事的!总之,慰庭,有我就有你!”
当然,如果他想享受这一份“包圆儿”的供给,就非支持他当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不可,这是再也浅近不过的道理,庆王自然明白。袁世凯为了表示他说话算话,即时便有行动,一面起身道谢,一面取出一个早备好了的红封袋,封面上公然无忌地写着“足纹一万两”,双手捧了过去,口中说道:“请王爷留着赏人!”
凡是对亲贵献金,都说“备赏”,已成惯例,不过脱手万金的大手笔,实在罕见。庆王将红封袋接在手中,踌躇了一会说:“‘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我亦不必多说什么了!”
※ ※※
第二天,慈禧太后两次召见庆王。第一次有皇帝在座,有些话不便问,第二次“独对”,殿外只有李莲英在伺候,不妨细谈宫中的情形。其实,慈禧太后所知道的情形已经不少了。宫中虽有文宗的两位老妃,而论位号之尊,有穆宗的敦宜荣庆皇贵妃,亦就是同治立后时,慈禧太后所属意的刑部侍郎凤秀之女,但“当家”的却是瑜贵妃。
瑜贵妃亦是穆宗的妃子。同治十一年大婚,先选后妃,次封两嫔,瑜贵妃即是其中之一。自穆宗因“天花”崩逝,慈禧太后所恨的是皇后阿鲁特氏,所宠的是初封慧妃的敦宜皇贵妃,而所重的却是今已晋位贵妃的瑜嫔。因为她知书识礼,极懂规矩,而且赋性淡泊,与人无争。谁知德性之外,才具过人。当两宫仓皇出奔,宫中人心惶惶,不知多少人日夕以泪洗面,幸亏瑜贵妃镇静,挺身而出,指挥太监,分区守护宫门,又抚慰各处宫眷,力求安静。以后联军进京,大内归日军管辖,一切交涉,都由瑜贵妃主持,内务府大臣承命而行,处理得井井有条。宫中不致遭到兵灾,而且居然能保持皇室的尊严,瑜贵妃的功劳,实在不小。
因此,慈禧太后不但对她更为看重,而且也存着畏惮之意,召见庆王,首先便问到她的意向态度。
“当时的情形,大家都是亲眼看见的,洋人进了城,宫里都不知道。头天晚上召见军机,只剩下王文韶、赵舒翘两个,要车没有车,要人没有人,赤手空拳,怎么能带大家走?可是,说起来总是我做当家人的,丢下大家不管。其实,我们娘儿俩吃的那种苦,别人不知道,你是知道的,倒还不如她们在宫里还好些。”慈禧太后略停一下又说:“我想,别人不明白,瑜贵妃总应该体谅得到吧?”
“是!”庆王答说:“瑜贵妃召见过奴才两次,每次都是隔着门说话,奴才这次来接驾之前,还特为请见瑜贵妃,请示可有什么话让奴才带来?瑜贵妃吩咐:”你只面奏老佛爷,寝殿后院子,我特别派人看守,一点都没有动!‘“
这话旁人不解,慈禧太后却能深喻,而且颇为欣慰。原来在长春宫与乐寿堂的后院,慈禧太后埋着几百万的现银,瑜贵妃说这话,即表示这批银子毫未短少。
由此可见,瑜贵妃是一片心向着太后,这更值得嘉许。慈禧太后心想,回宫以后,自然没有人敢当面发怨言,可是私下窃议,亦最好能够抑止。这还得靠瑜贵妃去疏导。
“你回去告诉瑜贵妃,就说我说的,一起二十多年,到这一回,我才知道她竟是大贤大德的人,以前真正是埋没了她。宫里多亏得她,我是知道的,盼她仍旧照从前一样尽心,宫里务必要安静。”
最后这句话的声音,稍微提高了些。庆王心领神会,随即答说:“是,奴才一定照实传懿旨,盼瑜贵妃照旧尽心,宫里务必要安静,别生是非。”
“正是这话。”慈禧太后停了一下,以一种不经意闲聊的语气问道:“这一年多,有人提到景仁宫那主儿不?”
庆王一时不解所谓,细想一想才明白,珍妃生前住东六宫的景仁宫,便即答道:“奴才没有听说。”
“总有人提过吧?”
“奴才想不起来了。”
“你倒再想想!”慈禧太后加强语气说:“一定有人提过。”
这样凄戾的宫闱之事,当然会有人谈论,只是不便上奏,因为所有的议论,都认为慈禧太后这件事做得太狠,而且也不必要,即使珍妃随扈,她难道就能劝得皇帝敢于反抗太后,收回大权?
不过慈禧太后这样逼着问,如果咬定不曾听人谈过此事,不免显得不诚,甚至更起疑心,以为有什么悖逆不道,万万不能上闻的谬论在。因此庆王不能不想法子搪塞了。
于是,他故意偏着头想,想起读过的几首词,可以用来塞责。
“奴才实在不知道有谁提过这件事,只仿佛记得有人做过几首词,说是指着这件事。不过,奴才也没有见过这些词。”
居然形诸文字,慈禧太后更为关切,“是那些人做的词?
她问,“说些什么?”
“做诗做词的,反正总是那些翰林。”庆王答说:“词里说些什么,奴才没有读过原文,不敢胡说。”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断然决然地说:“你把那些词找来,我倒要看看,是怎么说?”
“是!奴才马上去找。不过……。”
“一定要找到!”慈禧太后不容他说完,便即打断:“越快越好。”
于是退出行宫,庆王立刻派人去访求,有个军机章京鲍心增抄了一首词、十二首诗来。词是当代名家朱孝臧的一首《落叶》,调寄《声声慢》,注明作于辛丑十一月十九日,只是十天以前的事。庆王在亲贵中算是喝过墨水的,但词章一道,很少涉猎,所以得找一本词谱来,按谱寻句,方能读断:
“鸣螀颓砌,吹蝶空枝,飘蓬人意相怜。一片离魂,斜阳摇梦成烟;香沟旧题红处,拚禁花憔悴年年!寒信急,又神宫凄奏,分付哀蝉。 终古巢鸾无分,正飞霜金井,抛断缠绵。起舞回风,才知恩怨无端。天阴洞庭波阔,夜沉沉流恨湘弦。摇落事,向空山休问杜鹃!”
读是读断了句,却以典故太多,到底有何寄托?不甚了了。不过除却“飞霜金井,抛断缠绵”这两句刺眼以外,别无悖逆忌讳之句,不妨进呈。接下来再看诗。
诗是十二首七律,题目叫做“庚子落叶词”,下注“重伯”二字。这个名字,庆王是知道的,曾国藩之孙,曾纪鸿之子曾广钧,号叫重伯,是光绪十五年的翰林。
七律而在一个题目之下做到十二首之多,自然非多搬典故不足以充篇幅,可是有些典故的字面,看得庆王直皱眉,提笔加点,作为记号,第二首的“清明寒食年年忆,城郭人民事事非”;第三首的“姑恶声声啼苦竹,子规夜夜叫苍梧”;第四首的“朱雀乌衣巷战场,白龙鱼服出边墙”;第五首的“汉家法度天难问,敌国文明佛不知”;第七首的“景阳楼下胭脂水,神岳秋毫事不同”;第十首的“鸾舆纵返填桥鹊,咫尺黄姑隔画屏”;第十一首的“三泉纵涸悲宁塞,五胜空成恨未灰”。这些句子写得皇帝与珍妃生死缠绵,看在慈禧太后眼中,自然不会舒服,说不定会替皇帝找来麻烦。
最大胆的是“姑恶声声啼苦竹,子规夜夜叫苍梧”这一联。庆王清清楚楚地记得苏东坡诗中的注,说“姑恶”是水鸟之名,习俗相传,有妇人受婆婆的虐待,死而化为水鸟,鸣声听来似“姑恶”二字,因而以此为名。慈禧太后与珍妃不就是婆媳?如此率直指斥,是大不敬的罪名,如果懿旨着令曾广钧“明白回奏”,只怕不是革职所能了事的。
因此这十二首诗,庆王决计留下来,可是只进呈朱孝臧一首词,似乎有敷衍塞责的意味,亦颇不妥。想来想去,只好派人再去看鲍心增,说是好歹再觅一两首来。
鲍心增居然又抄来两词一诗。词牌叫做“金明池”咏的是荷花,一首是朱孝臧所作,另一首具名“鹜翁”,可就不知道是谁了?
遍询左右,尽皆不知此翁何许人?少不得还要再去请教鲍心增。就这扰攘之际,袁世凯又来拜访,请进来相见,庆王将这天慈禧太后两番召见的经过,约略相告,同时也诉说了他所遭遇的困扰。
“王爷早不跟我说。”袁世凯微笑答道:“这种诗词,要多少有多少。”
“那好啊!”庆王很高兴地,“拜托多抄几首来,我好交差。”
“是!明天一早送来。”袁世凯略想一想说:“不但曾重伯的那十二首诗用不得,朱疆村的那首词,什么‘飞霜金井’、‘恩怨无端’,措词亦很不妥当,请王爷不必往上呈,免得多生是非。”
“是的!只要另外有比较妥当的文字,能够敷衍得过去,这首词当然可以不用。”
“包管妥当。”
是揣摩着慈禧太后的心理,临时找擅词章的幕友赶出来的“应制”之作,自然不会不妥当,不独“姑恶”的意味绝不会有,连“金井”的字样亦极力避免。好在天子多情,美人命薄,光是在这八个字之中,就可以找到无数诗材词料,而其事又与明皇入蜀,差可比附,取一部洪昇的《长生殿》来翻一翻,套袭成句,方便之至。
其中有一首香山乐府体的长歌,却颇费过一番心血,作用在于取悦于慈禧太后,所以独弹异调,以谴责珍妃弄权为主。
但最后一段笔掀波澜,忽然大赞珍妃,说联军进京,她不及随扈,投井殉国,贞烈可风。殁而为神,一定会在冥冥中呵护两宫。
对于这一结,庆王深为满意,也很佩服,更觉高兴,因为在慈禧太后面前,足可以交差了。
果然,第二天一早送了上去,慈禧太后颇为嘉许,言语与前一天不同了,认为她的心事,能为人所谅,是值得安慰之事。于是庆王乘机建议,为了慰藉贞魂,特请懿旨,将珍妃追赠为贵妃。
“我亦有这个意思。”慈禧太后一口应诺,“你就传旨给军机拟旨好了。”
军机自然遵办。不过认为懿旨以回宫之后,再行颁发为宜。慈禧太后也同意了。至于回京以后应该有体恤百姓的恩诏,以及与民更始的表示,则宜在启跸之前发布,于是两天之中,发了七道上谕。
一道是从大处落墨,而以“钦奉懿旨”的名义陈述,说:“上年京师之变,蝥贼内讧,激成大事,震惊九庙,国步阽危,皇帝奉予西狩,始念所不及此;创巨痛深,盖无时不引咎自责。”等于慈禧太后的“罪己诏”。当然,着重的是惩前毖后,“惟望恐惧修省,庶几克笃前烈,以敬迓天麻。若复侥幸图存,宴安逸豫,尚安有兴邦之一日?”而最切实的一段话是:“值此国用空虚,筹款迫切,何一非万姓脂膏,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