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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张之洞又说，此中曲折，必在慈圣洞鉴之中，不必多奏，只是事事要皇太后亲裁，太忙或者容易遗忘。只要一奏明了，皇太后定有下慰臣民、外安列邦的区处。”
后面这段话，措词极其婉转，亦很象张之洞的口吻，慈禧太后的脸色变得很严肃了！凝思了好一会，放低了声音说：“这件事，你在什么人面前都不必提起！到了开封，我自有道理。”
“是！”吴永恭恭敬敬地答应，心里在想，这张“无头状子”大概可以告准了。
辞出宫来，又将奏对的经过回想了一遍，慈禧太后虽有谨守慎密之谕，但对荣禄，应是唯一的例外。于是，吴永即刻谒见，要求摒绝从人，将此事的结果，秘密相告。
“很好！渔川，你这件事办得很妥当。”荣禄又似自问，又似征询地说：“该怎么酬庸呢？”
“中堂栽培之日正长，”吴永客气地答说：“不必忙在一时。”
荣禄不答，想了一会，接着他自己的话说：“现在倒有一个道缺，地方远一点。好在上头一时也还不肯放你走，路远路近无所谓，你先占了这个缺，随后再想法子替你调。”
这个缺是广东的雷琼道，韩文公流放之乡，海刚峰出生之地的中国版图中极南之区。不过，补缺的同时，另有一道上谕：“新任广东雷琼道吴永，着缓赴新任，监办回銮前站事宜，并仍照旧承应宫门事务。”
这一下很快地传了开来，吴永是皇太后面前，第一红人。包括孙宝琦等人在内，纷纷登门道贺，啧啧称羡，形于词色。
而吴永却是苦在心里，知道以后做事做人更难了。
本来由怀来到太原的宫门事务，都由吴永一手承办。所谓“宫门事务”，即是地方官及各省差官，有事向宫门接头时，由吴永居间联络折冲。他是地方官，深知个中苦况，所以持平办事，不让太监有凌逼勒索的情事。“宫门费”不丰不俭，按股匀分，倒也相安无事。
可是，此番重掌前职，情况完全不同了。因为自太原至西安，他的职司改归岑春煊接替。此人善于投机，猎官不择手段，是肯管李莲英叫“大叔”的人，当然不会放弃借花献佛，巴结近侍的机会，所以一反吴永所为。凡是各省解饷进贡的差官，岑春煊都出面替太监“讲斤头”，使费不足，多方挑剔，让人交不了差。每到一州县，第一件事就是谈“宫门费”，多则上万，少亦七八千。此外只要跟宫门打到交道，他一定代为需索。这一来，太监们自无不高兴，众口一词地说：
“岑三儿够交情。”
相形之下，吴永便招恨了，太监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气量小的，所以当吴永初回行在，奉懿旨仍旧照料宫门时，便有个李莲英的亲信，专管各省贡品的太监赵小斋，当面向他诘责。
“我们从前都蒙在鼓里，被你吴大老爷刻薄死了！还亏得岑三懂交情，肯帮忙，动是千儿八百的，作成我们吃口饱饭。横竖使的人家的钱，百姓头上搜括，来路容易，也落得大伙儿做个人情，偏是你掂斤播两的，区区几两银子，还要叫人请安谢赏，这不存心耍我们吗？”
当时吴永知道此番归来，召见“过班”，必蒙外放实缺，照料宫门，是个短局，既然太监有此怨言，大可撒手不管。可是这一次明文奉了上谕，而且督办回銮前站事宜，不能不管宫门，也就不能不做恶人。而况如今的太监，居安而不思危，已恢复了在京的气焰，浑非去年流离道路，求一饱而不可得，所望不敢过奢的境况。吴永意料到以后的麻烦不但会多亦不会小。
※ ※※
本来定期回銮的上谕一宣布，人心原已大定，但朝廷内部有异见，各省疆吏亦有难处，因而慈禧太后的心又活动了。
朝廷中，军机大臣鹿传霖首建幸陕之策，至今亦仍不以亟亟乎回銮为然。因为他是同情旧党的，提起刚毅、赵舒翘，言下之意，总觉得他们死得可惜。
有时酒后大言，鹿传霖说洋人如不肯就范，不妨再决雌雄。他的话谁也不会理他，但侧面主张两宫仍留西安，亦可以看出他始终有“固守关中，俟机东向出击”那种两千年前的兵略思想。
在疆吏，主要的是怕期限太促，误了差使。第一个近在咫尺，接替岑春煊而为陕西巡抚的升允，上折奏报：“天时炎热，道路泥泞，请展缓行期。”
其次是河南巡抚松寿上奏，说是今年夏天，积雨连旬，黄河大水泛滥，跸路多被冲毁，灵宝、阌乡一带为古函谷道，深沟一线之路，山洪暴注，尤为危险，至今泥深数尺，步步阻滞。此外巩县的行宫，亦由于洛水漫溢，工程有所损失，刻正设法赶修之中。同时又说，七月间的“秋老虎”很厉害，圣母高年，不宜跋涉。因而建议，将回銮之期改至中秋以后。
这一次跸路所经，横贯河南全境，松寿的责任特重，他的话亦就格外有力量。不过展期启驾，虽成定局，却不便过早宣布，怕影响了沿路整修桥道的工程，更怕引起无谓的揣测。而揣测终于不免。
流言纷纷，说来亦有道理。一说，慈禧太后怕回京以后，各国会提出酿成拳祸的首要责任，促请归政，所以不许皇帝回京。又一说，慈禧太后倒还坦然，是李莲英怕她失权就会失势，极力丛恿，暂留为佳。
至于展期的次第，亦言之凿凿。说第一次改期在中秋以后，第二次改期在九月初三；第三次必以慈禧太后万寿为借口，改期十月半中旬，第四次则以时序入冬，不宜道路，改至明年春天，这样一改再改，结果是遥遥无期。
当然，这些流言，亦非全无根据。慈禧太后确有一个坚持不移的宗旨，洋兵不撤，决不回銮。而各国的意见恰好相反，要等两宫自西安启銮，方肯全撤。为此和约虽经定议，就为撤兵确期一节，所见相左，迟迟不能签订。
※ ※※
费了好大的劲，拖到七月二十五终于在贤良寺订了和约。李鸿章抱病出席，与庆王奕劻占大餐桌的一面，正对面是外交团领袖，西班牙公使葛络干，其余德、奥、比、美、法、英、意、日、荷、俄十国公使，列坐三面。略一寒暄，由葛络干宣读条约全文，共计十二款：第一、对德谢罪；第二、惩办祸首；第三、对日谢罪；第四、于外国坟墓被掘处建碑；第五、禁止军火运入中国；第六、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第七、使馆驻军；第八、削平大沽炮台；第九、各国于北京、山海关间驻军；第十、张贴禁止仇外之上谕；第十一、修濬白河、黄浦江；第十二、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
读完法文本，再由中国方面的随员宣读中文本，然后由奕劻与李鸿章先画押，是画的几十年不曾一用的“花押”。
等各国公使依序签署完成，庆王奕劻虽觉心情沉重，但亦不无仔肩一卸的轻松之感，只有李鸿章，心事反而愈重！公约虽成，俄约棘手。公约未成之际，俄约犹可暂时搁置，如今则推无可推，拖无可拖，而且预料格尔斯等人的催逼，会日甚一日。八十老翁，竟陷于内外交迫，摆脱不能，动弹不得的困境，想起来真如一场噩梦，而且是不醒的噩梦。
回到贤良寺，上上下下，一片沉默。李鸿章整夜失眠，长吁短叹，令人酸鼻，可是没有人敢劝他，也不知如何相劝？唯一敢在他面前发议论，谈得失的张佩纶，从发了辞差的电报，就请假回江宁了。此外，只有一个于式枚，比较起来，能够使李鸿章不至于因为肝火太旺而大发脾气，所以大家公推他去伺机劝慰。
于式枚长于文笔，拙于言词，一清早见了李鸿章，只请个早安，竟别无话说。
“庆邸怎么交代？”李鸿章问道：“画押一事，是否先发电报，请代奏？”
“是的。已经发了，只说已画了押，不及他语。”
“你看，是不是应该将这次议约的苦衷，详细奏报？”
“看中堂的意思。”
“我看一定要有此一奏。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心事如潮，反不知从何说起，你倒拟个稿子来看。”
“是！”于式枚说：“请中堂列示要点。”
李鸿章想了一下说：“前一阵子我听人说，军机上还有类似刚子良之流所发的论调。真正是国家的气数！中国元气大伤，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
“这一层意思，只有摆在最后说。”于式枚问：“前面呢？”
“自然是谈和议之难，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于式枚点点头又问：“请从速回銮的话，要不要提？”
“不必提了！既有明谕，不必饶舌。”
于式枚很快地拟好奏稿。李鸿章看上面写的是：“查臣等上年奉命议和，始而各使竟将开议照会驳回，几莫测其用意之所在。嗣于十一月初一日，始据送到和议总纲十二款，不容改易一字。臣等虽经办送说帖，于各款应商之处，详细开说，而各使置若罔闻。且时以派兵西行，多方恫吓。臣等相机因应，笔秃唇焦，所有一切办理情形，均随时电陈折奏。”
看完这一大段，李鸿章停了下来，沉吟着说：“‘笔秃唇焦’之下，应该有两句话，表示苦衷。”
“是力不从心之意？”于式枚问。
“不止于此！”李鸿章提起笔来，在“笔秃唇焦”下面，添上一小段：“卒以时局艰难，鲜能补救，抚衷循省，负疚良深。”
中间是叙议定以后，枝节丛生，种种委屈。最后，于式枚将李鸿章的话叙了进去：“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卒，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和议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我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可或复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悽悽之愚，伏祈圣明垂察。”
“没有能说得透彻。可也没有法子了！”李鸿章说：“拜发吧！”
“中堂，”于式枚问：“是不是要请庆王先过一过目？”
“为什么？”李鸿章忽然又发脾气了，“他事事掣肘，专听日本小鬼的话，不必理他！”
这顿脾气，发得于式枚心里很难过。李鸿章的“中堂脾气”是出了名的，于式枚相从多年，司空见惯，而况又非对他而发，更无须介意。他难过的是，李鸿章的“中堂脾气”，向不乱发，甚至以发脾气作为一种亲昵的表示。北洋与淮军中很有人知道他的脾气，他喜欢用一句合肥土话骂人：“好好搞你娘的！”若有人得他此一骂，升官发财就大有望了！
然而，如今不同了！李鸿章郁怒在心，肝火特旺，常常忍不住大发一顿脾气，八旬老翁，何堪常此喜怒无常？于式枚感到难过的是，怕李鸿章的大限不远。
八九
电报到达西安，军机处连鹿传霖自己在内，都知道“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这句话，是对他而发的。其实，鹿传霖自己又何尝不知道，既无可战之兵，亦无可战之饷，连纸上谈兵的资格都不够。不过，慷慨激昂，究不失为沽名钓誉最方便的法子。如今官到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只要循分供职，善自养生，再有三五年，何愁不能“大拜”？这样一想，自然心平气和，觉得就算发一套慷慨激昂的议论，亦无味得很。
而况眼前便有一大难关，第一年的赔款连摊付利息二千二百万两，在西历明年正月初一，亦即华历十一月二十二，即须付足，为期不过三个月，如何筹措这笔巨款？大是难事。
经过多次会商，就开源节流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