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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瓦葛笑笑不答，小村寿太郎便接着发言：“条款内原有‘日后指出’，仍应惩办的规定。这两个人经过确实调查，不能不认定他们是祸首。启秀以军机大臣兼总理大臣，曾经说过：”洋人可以杀尽。‘而且有运用他的权力，纵庇拳匪的事实。至于徐承煜，凡是他父亲徐桐的所言所行，都由于他在暗中指使，与洋人势不两立。所杀害的忠臣，都是他监斩，也都是他的预谋。如果两位全权大臣不信，我可以书面列举证据。“
于是李鸿章再回头从原则辩起，他说：“条款上原说‘分别轻重，尽法严惩’，如今一概要求处死，未免矛盾。”
“处死就是尽法严惩中最轻的。”
小村寿太郎这话似乎强词夺理，而细细想去，竟无以为驳。因为处死如定为“斩立决”，则较此大辟之刑更重的还有，如凌迟、如处死以外抄家，或者本人处死，家人亦连带判刑等等。
这样又只好个别交涉了，“端王是懿亲，碍难加刑。”李鸿章说：“现在朝廷打算将他发遣到新疆监禁，永不释回，这就等于死罪了。”
于是各国公使略略商量，由萨道义答话：“既然如此，何不予以假死罪的处分？”
“何谓假死罪。”
“‘斩监候’。”萨道义说：“监禁一、二年以后，再发往新疆。”
“这可以考虑。”
“庄王、董福祥穷凶极恶，非杀不可！”
李鸿章奉有密旨，知道朝廷的意向，必要时不妨牺牲载勋。至于董福祥一时不能严办的苦衷，各国公使早有谅解。因此，李鸿章表示，庄王载勋将由西安降旨，赐令自尽，这一重公案便算了结了。
还有八个人，各国公使坚持原议，不论生死均应以斩决的罪名处置。李鸿章逐一分辩，除去毓贤以外，其余均宜贷其一死，而各国公使只同意载澜可比照载漪的例子办理，此外别无让步。结论是各国公使自行会商，另有照会提出。
散会之前，德国公使穆默面色凝重地站起来说：“象这样一件重大的纠纷，祸首只杀两个人，各国决不能甘服。照目前的情况看，和局难成，八国联军亦决不能撤退。本席不能不向中国政府提出警告。”
这个警告，当天就电奏西安，很快地来了回电：“惩办祸首，辩论数月，和约大纲第二款内，载有‘分别轻重’之说，今忽改均应论死，是原定条约，不足为凭，实属自相矛盾之至！至‘日后’二字，前据电奏，难以划清界限，但必须实有按据，方可惩办，今又指出启秀、徐承煜，均系空言，毫无实据。似此有意刁难，是何意见？”
两全权大臣看罢电文，都是脸色阴沉，默无一语。好久，奕劻才说了句：“一派官腔，也不知道是那位大军机的手笔？”
此时在西安的军机大臣，以荣禄为首，其次是王文韶，再有一个是鹿传霖，他是荣禄的岳父灵桂的门生，当陕西巡抚时，荣禄外调为西安将军，颇加结纳，以此双重渊源，为荣禄保荐，刚入军机。至于赵舒翘，由于是祸首之一，而且老家在西安，所以闭门侍母，已不到军机上“行走”。所以荣禄在政府中不但当家，实际上是一把抓，而他是决不会打此官腔的。
“哼！”李鸿章冷笑一声说：“我算算应该到打官腔的时候了！”
奕劻默喻其意，怕惹是非，不敢接话。只关照李鸿章尽快与幕友商议，如何挽回天听？希望在年内能有结果。
※ ※※
“过年还有十天！洋人可是不管的，他们的年，已经过过了！”李鸿章将那份电报使劲摇晃着，“想起来教人寒心！那位老太太自己没事了，就该她发狠了！”
这是指慈禧太后。她一直怕惹祸上身，如今已可确定，追究责任至懿亲而止，不会波及深宫。一旦置身事外，态度便自不同。李鸿章可以断定，电报上的那“一派官腔”，完全是她的意思，因而有此牢骚。
“咱们也别想过年了。不过，行在不是这么想，元宵以前，不下定死罪的上谕，那一拖下去，洋人肯答应吗？”李鸿章看着他的幕友说：“无论如何得想个法子，在年内有个确实的了结。”
李鸿章的幕友很多，此时陪坐的，却只三个人，一个是杨士骧，另一个也姓杨，就是戊戌政变中很卖过一番气力的杨崇伊。上年外放为陕西汉中府，这是个“冲、繁、疲、难”的要缺，本来很可以展布一番，不想冤家路狭，端方由臬司调补藩司，成了他的顶头上司。端方当京官时，与名士多所往还，而杨崇伊则专门跟名士作对，文廷式就在他手里栽得好惨。度量不宽，而又好用权术、喜作威福的端方，为故交修怨，常找杨崇伊的麻烦，已有不能安于位之势。正好李鸿章调补直督，进京议和，谊属至亲，拜托“老姻长”电调入幕，摆脱了端方的杯葛。
再有一个叫徐赓陛，字次舟，浙江湖州人，久在广东当地方官，是个强项令，跟洋人办交涉，不亢不卑，毫无假借，因而李鸿章特为将他从广东带进京，颇为倚重。
徐赓陛善于折狱，在广东的传闻很多，问案定罪，常有出人意表的奇计。此际看两杨相顾不言，便慢吞吞地说道：
“局面搞成这个样子，真该参中堂一本！”
此言一出，二杨色变，李鸿章脸上亦有些不自然，“次舟，”他说：“局面搞成这个样子，我应该担什么责任，请教！你知道的，我这几年很虚心，只要说对了，我一定认错！”
“中堂莫认真！”徐赓陛笑道：“聊为惊人之语，破闷而已。”
“次舟也是！”杨崇伊埋怨他说：“这个时候还开玩笑！”
“倒也不是开玩笑。”徐赓陛正色说道：“若要年内能结这重公案，非用条苦肉计不可。倘有人参中堂因循误国，封奏一达御前，老太后总不忍心让中堂替她代过吧？”
“好！”李鸿章立刻就明白了，参他“因循误国”，实在就是指责慈禧太后，这样旁敲侧击，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实在是个好办法。
杨士骧也明白了，“我看这样，给端陶斋一个密电，请他托一位都老爷放一炮。”
李鸿章点点头，“可以！”他说：“一客不烦二主，索性就请次舟拟个稿子。”
徐赓陛的笔下很来得，闻言拈笔，一挥而就，内容是托端方代为请一位奏劾李鸿章，道是和议数月，开议两次，只为洋人要办罪魁，而李鸿章壅于上闻，不以实情出奏，因循敷衍，不知和议成为何日。帝都蒙尘，宗庙不安，实有误国之罪。
这些话骂的是谁，慈禧太后当然明白，尤其是抬出宗庙这顶大帽子，更可以压倒她。所以这封电报一发，李鸿章的心事解消了一半。
到得第三天，西安尚无电旨，而十一国公使联衔的照会，已经送到，除了照口头上提出的办法惩治祸首以外，并要求派员监视行刑。紧接着又有第二个照会，要求将徐用仪、许景澄、袁昶、联元、立山等五大臣，开复原官，以示昭雪。
这两件照会，当然亦是即时电奏西安，而复电除了五大臣开复原官，可以曲从外，其余一概不允。不知道徐赓陛的那条苦肉计，行而不效，还是尚未到见效的时候？而时不我待，灶王爷已经“上天”奏好事去了，“下界”却犹未能“保平安”，李鸿章只好耐心等一两天，再作道理。
那条苦肉计似乎见效了。十二月二十五，西安有一道上谕，第三次惩治祸首，载勋赐死，载漪、载澜发往新疆，永远监禁，先行派员看管；毓贤即行正法；刚毅追夺原官；董福祥革职降调；英年、赵舒翘斩监候；徐桐、李秉衡革职，撤消恤典。另外又有一道上谕：“启秀、徐承煜即行革职，所犯罪名由奕劻、李鸿章即行奏明，从严惩办。”
慈禧太后让步了，让得不多，原意讨价还价，尚有磋商的余地。谁知各国的观感，异常恶劣，认为第一、载漪、载澜二人，已经说明白予以“假死罪”，而连这一点名义上的罪名都不肯承认，足见并无悔祸之意；第二、英年出过悬赏杀洋人的布告，赵舒翘助刚毅纵容拳匪，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定罪为“斩监候”，明明有贷其一死之意，对各国是一种欺骗。
于是，英国公使萨道义派参赞面告李鸿章：“戴漪、载澜改假死罪，已经从宽，如果中国政府仍旧庇护，祸将及身。”
严重的警告以外，还有惊人的举动，年三十上午德国公使穆默特访李鸿章，一见面就说：“刚才我从瓦德西将军那里来，他已经下了命令，在中国新年的正月初五，亲自带队出京。”
李鸿章大惊失色，急急问道：“瓦帅带队到那里？”
“我知道。不过军事机密，我不能泄露。”穆默又说：“明天各国公使会议，草拟你们第三次惩治祸首的照会。不过，会议是形式，实质上并无变化。前次照会所提出的要求，已由各国政府批准，不能再改的。”
“何必如此？”李鸿章低声下气地说：“各国既然愿意修好，何不稍微通融？”
穆默笑笑不答，停了一下方说：“今天我来奉访，是基于友谊；公事不便再谈了。”
见此光景，李鸿章只有一个要求可以提出：“穆公使，我立刻把你的意思，电奏西安。请你无论如何劝一劝瓦帅，暂时不必有所动作，等西安的复电到达，如果他不满意，再定行止。可以不可以？”
穆默刚走，法国及日本相继派人来传话，证实了瓦德西确已作了派军出京的决定，及至赫德来报告同样的消息时，李鸿章的幕友，已将电报拟妥，临时又加上几句，并标上“即到即转，不准片刻延搁”的字样，发了出去。
“今天是庚子年最后一天。清朝开国到今两百六十年，没有比今年更惨的，今年这一年没有比今天更惨的！我少年科甲，中年戎马，晚年洋务，结果落得个象今天这样仰面求人，想想真是心灰意懒，生趣索然！”李鸿章的声音越说越低，最后凄然泪下，一步重似一步地走回卧室，将房闭上了。
“忧能伤人！”杨崇伊悄悄说道：“中堂一身关系很重，我们总得想个法子，让他宽心才是。”
“要宽心，只有西安回电，准如所请。”杨士骧忧形于色地，“我看还有得磨。”
“不会！”徐赓陛极有把握地，“一定会准。”
“万一不准呢？”杨士骧问。
“不准也得准！”徐赓陛说：“今天除夕，苦中作乐，醉他一醉，为中堂谋一夕之欢。”
“慢来，慢来！次舟，你说不准也得准，这话作何解释？”
“今天不准，横竖有一天准，到了时候，不管西安有没有回电，准不准所请，回复各国，说是已有回电旨批准才是。”
“那，那以后呢？”
“嗐，莘伯！”徐赓陛不耐烦地说：“什么叫‘全权’？遇到这时候还无‘权’求‘全’，莫非真的等瓦德西带队出京时，死在他的马前？”
“透彻，透彻！”二杨异口同声地说。
事情等于已作了决定。为了行在不致受瓦德西的威胁，从权处置，并不算错。事实上，徐赓陛料得很准，西安回电，果然准了。
电旨一共两道，第一道是答复英国公使派参赞来转达的意见，说是“英年、赵舒翘情罪较轻，是以加恩定拟，今来电称该使语意决绝，为大局计，不得已只可赐死。”第二道电旨说：“朝廷已尽法惩办祸首，而各国仍不满意，要挟甚迫，现存诸人，即照前次照会办理，实因宗社民生为重，当可止兵，不致再生枝节，兹定初三日降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