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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些笔记本的下落呢？”我问。
“日本领事馆来了一个叫姊小路永德的外交官，说这是日本政府的财产，给收走了。”
“全收了？”
“啊，那当然，三本全拿走了。”
木户有三笔记的来源搞清楚了，可是新的疑问重新发现：如果日本政府当时把笔记本收走，那么我家里那本笔记，到底是从何得来的呢？还有，第三本笔记，下落又在何处呢？
我又细细追问，也亏得付贵对当年那件事印象太深，许多细节都还记得。我问了一圈下来，发现付贵这个人只是凭着对朋友的义气，想要帮帮许一城罢了，他只是个小探长，对于盗卖佛头这件事本身，知道的恐怕还不如黄克武多。
综合黄克武、付贵和木户加奈的故事，许一城的形象逐渐丰满了，但他与木户有三在1931年7月到8月之间的经历，却还是一片空白。
我问道：“我爷爷，到死也没再说什么？”付贵摇摇头道：“没有。你爷爷许一城是个茶壶煮饺子的性子，他不想说的，你一个字也别想撬出来。他临刑前夜，我带了点酒菜去送行，劝他再好好想想，只要他说一句话，我就有把握把这案子拖下去。可他什么都没说。等我把酒菜盘子端出监狱，发现案底粘了一张纸条。纸条上说他与我相识一场，总要留点东西做纪念。纸条指点我去南城一处偏僻的冰窖里，从那里拿到一件唐代的海兽葡萄青铜镜。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咱们以镜结识，就以镜结束好了。”
他说到这里，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
“我想找他的遗孀，可她那时候已经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失踪了。后来抗战爆发，日本人占了北平，我没跑，稀里糊涂当了伪警察。抗战胜利以后，我勉强避过了汉奸的风头，还抱上了北平警备司令的大腿。可惜抱得太紧，等到了北平和平解放，我想松开都难了。后面的事你们都知道了，我在监狱里待了小半辈子，出来以后也干不了警察，就靠当年跟许一城混的时候学到的一鳞半爪，在天津当个拉纤的。”
“不对……”我喃喃自语。桌上其他三个人都听到了。付贵眉头一皱：“你说什么不对？”
我抬起头：“我说您收的那样古董不对。”
“你是说你爷爷给了我的是赝品？哼，你太不了解他了！”付贵不悦道。
“不，不，不是说这枚青铜镜是赝品，而是……”我飞快地组织着语言，“而是你拿到那枚青铜镜的地点，有问题。您刚才说，这东西是搁在一个冰窖里的？”
“对，就在城南的一个小村子里头，以前是给宫里专门存冰用的。”
“这就奇怪了。我爷爷是白字门的大行家，五脉掌门。他绝不可能做出这种没常识的事来。”
我的话立刻吸引了其他人的注意。我扳着指头解释道：“青铜镜的合金配方是锡加铜，而锡这种东西，在低温下会变成黄色粉末。青铜器如果放置环境不对，其中的锡成分就会形成粉蚀，还会迅速传染到附近的区域——所谓‘锡疫’。所以青铜器的保管，低温是一个绝对的大忌。”
冰窖，顾名思义，是存放冰块的地窖。古人没有冰箱，只能挖一个很深的地窖，在冬天把冰块放进去，利用低温存放到夏季使用。所以冰窖里的温度，是非常低的。把青铜器搁在里头，不出一个礼拜，就会得上锡疫。
许一城是青铜器专家，他又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把送给朋友留念的青铜器放在冰窖里？
“可他确实是那么放的呀。”付贵辩解道。
我注视着他的双眼：“那么只有一个可能。他是通过这个铜镜，想传递什么信息，但又不想被其他人知道，所以才会用这种看似不合理的放置办法，来做出暗示。而这个暗示只有铜镜发生锡疫后，才能被发现。”
“咳！他何必跟我绕这么大圈子？有啥话不能直说。”
“佛头这件事，牵扯太广，多少方势力都在暗中窥视。我爷爷那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您后来拿到铜镜以后，可记得上面有什么东西？”
付贵道：“从冰窖起出来以后，就一直搁在家里。青铜器我不太懂，也就没怎么仔细看过。”
黄烟烟忍不住问：“那枚青铜镜现在在何处？”
说到这里，付贵面露羞赧，拍了拍脑袋，这才说道：“呃……已经不在我手里了。前两年老婆子要看病，我把它给卖了。可看病的钱还是不够，所以我才想跟孙掌柜联手，搞一回大的，就带老婆子回家乡养病。没成想倒让你们找上门来了。”
原来他是急着给老婆看病，才定下这么一个坑人的计谋。不过仔细想想，他是刑满释放人员，也缺少专业技能，做拉纤本身又赚不到什么钱，生活窘迫可想而知。
药不然耐不住性子，抢着问道：“卖给谁了？”
付贵说：“一个安阳的老板。他说需要一枚古镜镇宅，从我这里收购走的。唉，说实在的，如果不是为了给老婆看病，我也不想把一城的东西给卖喽。”
我们三个人对视一眼，看来这趟旅途还没结束，少不得要跑一趟安阳了。我找付贵要了那个安阳老板的地址，仔细抄录下来。那老板叫郑国渠，名字挺有意思，估计他爹是秦始皇的拥趸。
我拿起桌上的酒盅，双手举起，恭恭敬敬道：“付爷。我这第一杯酒，是为今天的鲁莽道歉。”然后一口喝光，又倒了一杯：“我这第二杯酒，是替我爷爷许一城敬您这位好朋友，这么多年，还一直惦记着他。”我再次一饮而尽。
我本来不大擅长喝酒，到这时候脑袋已经有点晕了，可我还是坚持倒了第三杯：“这第三杯，是谢谢您给我指出一条线索。这对我爷爷，对我们许家的名誉，至关重要。”
付贵缓缓站起身来，用双手握住我的酒杯，老泪纵流：“当年我未能帮上一城的忙，一直遗憾得很。今天这份心愿，总算能了却一点。”他把酒盅里的酒喝完，眼神变得灼灼有神：“小许，我告诉你，你爷爷许一城，绝对不是盗卖佛头的人。当年到底有什么隐情，我没查出来，真相究竟如何，就落在你身上了。”
说完他转身进了阳台，从阳台里翻腾半天，翻出一本相册，相册上满是尘土。付贵拍了拍土，咳嗽了几声，把册子翻开，取出一张已经残旧的老照片：“这是我手里唯一的一张许一城的照片，是当时审讯许一城时我偷偷留下的。现在也算物归原主，给你留个纪念吧。”
我们看到照片后，面色顿时大变。
这张照片，我们前几天已经在木户加奈那里看到过，是在考古学报上发表的木户有三那张摄于考察途中的单人照，脚踏丘陵，背靠城墙，景物、构图、人物姿势、光线都毫无二致。
但这张照片和学报上的那张有一个决定性的差异。
这张照片上多了一个人，在木户有三的旁边，还站着一个人。
那人一袭短衫，正是许一城。
照片修改术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早在十九世纪就已经有了。当时的人们利用修补、剪裁和重新曝光等暗房技术，对照片可以实现天衣无缝的修改。比较著名的有1920年列宁在莫斯科发表演说的照片，旁边本来站着托洛茨基，但斯大林上台以后，就利用这种技术把托洛茨基抹去了。蒋介石也干过类似的事，把自己和其他两名军官与孙中山的合影做了处理，两名军官被涂改掉，变成他与孙中山单独合影，以证明自己受国父赏识。
我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我认识一个新华社的摄影师。他在“文革”期间经常接到类似任务，把被打倒的老帅和官员从毛主席的身边去掉，或者修改被遮挡的标语、语录什么的。
我把这些常识告诉药不然与黄烟烟，两个人表情都显得很震惊。他们赝品古董见得多了，却没想到照片这种东西也有做伪的手段。药不然抓抓头皮，感叹道：“我操，还有这种手段。哎，那摄影师你还有联系么？哥们儿有几张和前女友的合影想处理一下……”
我把双手插在裤兜里，眉头紧锁。事情变得越发有意思了。同一张照片，却出来两个不同的版本，到底是许一城与木户有三的合影被涂改，还是木户有三的单人照被添加，目的何在？
一个一个疑团萦绕而上，而我却觉得有心无力，想从中抽丝剥茧而不能。
我们先坐火车回了北京。方震去接我们，顺便向刘局做了汇报。刘局的指示跟之前差不多，让我们继续放手去查，有关部门会支持，但绝不介入。方震把那张照片拿走，说是去技术部门做个鉴定。如果是修改过的话，胶片颗粒会有微妙的不同，可以识别出来。
木户加奈那边也有了新的进展。她已经做通了木户家族的工作，把木户笔记一页一页拍照传真过来。清晰度差了点，但足以辨认汉字。
木户加奈把这些传真件订成一个册子，交到我手里，然后颇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许桑，希望我们合作愉快。在中国，我只信任你。”我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在她看来，无论刘局还是鉴古研究学会，他们的目的，都是让玉佛头回归；只有我是为了祖父名誉而参与此事，从根子上与她为祖父赎罪是差不多的。
但我也不相信，木户加奈单纯只是为了给祖父的侵华罪行赎罪而来的。她的种种手段，都透着那么一丝诡异。还有那本“支那风土会”出的《支那骨董账》，不知道和现在的东北亚研究会有什么联系。
不过现阶段她跟我的利益不冲突，所以我也就没暂时说破。
“木户小姐，付贵的情况，我已经全部告诉你了。关于姊小路永德的事，我很在意。你能否利用在日本的关系，查一下当时日本方面的记录？”
许一城案发以后，姊小路永德把那三本笔记取走了。三本笔记现在一本存在日本，一本被我收藏，还有一本不知去向。如果能从这条线索摸过去，说不定会有收获。木户加奈听我说完后，答应打电话去日本查一下。
说完这些，木户加奈把头发撩到耳后，用一种恳求的眼神望着我：“许桑，我可以跟你们一齐去安阳吗？”我犹豫了一下，拒绝了。药不然和黄烟烟对她印象很差，我也很难把握这个女人，这次去安阳还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变数越少越好。
木户加奈面露失望之色，但也没有勉强。她说她会利用这几天时间去考察一下潘家园的古玩市场。我这才想起来，她似乎还有一篇讨论包浆量化的论文。说实在的，她在潘家园那种十货九赝的地方，真不会有什么收获。
我快走到门口的时候，木户加奈忽然把我喊住：“许桑，你知道我的祖父如何评价您的祖父吗？”
“嗯？”我停步回头。
“他从来没提过。即使学界的人反复询问，他都从来没说过一个字。”木户加奈说。
我心领神会，鞠躬向她道谢。
纵观整个盗卖佛头案会发现，虽然此案轰动一时，但却几乎没有任何细节公诸于世。许一城被枪决，是因为他自己认罪，付贵没从他口中得到任何有效信息。木户有三在学报上发表了《则天明堂佛头发现记》，也只是在强调其历史价值，对如何发现讳莫如深。换句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