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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轻轻地抚平，小心翼翼叠整齐，目头在上边停留几秒，眼圈忽然一红，胸脯猛地起
伏一下，将头迅速扭向了一边。
于是，我们都伤心地低下了头。
周恩来离开了那把坐了20多年的办公椅，我们追随着左右扶持；他在屋中站住脚，
环顾一圈，默默地向这里的一切告别。他的目光在办公用具上留恋地往返，终于转向墙
壁上的图表，目光忽然闪烁一下，随即又黯淡下来。我随他的目光望去，心战栗着抽缩
起来。
我看到了那张食管癌高发区发病分布图。
于是，一种难忍的痛楚从我心头绞出一滴滴的泪珠，盈满眼眶，朦胧了我的视线。
多少往事闪烁着从那膘陇中浮出……
“李冰，李冰同志来了没有？”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会议厅的主席台上朗声问。
“来了。”前排站起一位朴素端庄的女同志。她是日坛医院的负责人。
“李冰同志，你们日坛医院那么多病人，你长期搞肿瘤防治，找没找出原因？”
也许是太激动了，也许是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几句话能讲清的，李冰张一张嘴，
声音有些犹豫：“这里原因很多……”但她心情是激动的，脸上泛出红光。
“癌症不是地方病，而是一种常见病。”周恩来脸上是那种既亲切又严肃的微笑，
做了一个摆手动作：“不单是林县食管癌多，西北也多。你说肿瘤的原因很多，要找出
主要矛盾来嘛。”
李冰激动地点点头。
“吴桓兴，”周恩来又点日坛医院的另一位负责人，“你这辈子找不出肿瘤的原因
来？要树雄心，立壮志，在这一生中攻克癌症么。我看，你们还是到下边去调查好……”
于是，医学科学院的科研人员下到河南林县走村串户调查食管癌的发病情况，后来
又查遍太行山周围。181个县，那张食管癌高发区发病分布图就是这次调查研究的成果
之一。然而谁又料想到，事隔不到一年，癌症竞侵害到总理自己身上。
现在，他也不得不离开他工作25年的西花厅，离开他的办公室了……
不要叫我总理了
应该说，总理的膀胱癌发现还是比较早。听医生讲（也许是为了安慰我们这些总理
的身边人），这个病重要的是必须治疗及时。又听说这种癌是在膀胱上鼓起个小包，一
般不流血，但总理的有些特殊，鼓起小包就流血了，小便一有血就知道出来鼓包了。我
不是医生，说不出那些科学词，我只能用这种老百姓的话来讲。出来鼓包就要做手术的，
用什么仪器从尿道探入膀胱，一烧就把那个鼓包烧掉了。不需要动刀子。
那时每天给总理化验尿，见有血就要动手术，用那种仪器去烧膀肮上的鼓包。按规
律差不多是3个月作一次手术。可是周恩来外事活动太多，又要总理天下大事，总是一
拖再拖，医生专家真是尽了一切努力，挡不住他老人家肩上的担子压得太多大重啊。这
一拖，本来很好做的烧一下就行的手术，现在非得动刀不可了。说实话，我当时丝毫没
想到这已是不治之症，拖不了很久，我只是难过地想：唉，这一动刀，可就要伤身伤元
气了！
位于文津街的解放军305医院，病房大楼底层有两套宽敞的病房。一套是为毛泽东
准备的，他没有住。另一套住进了人，就是我跟随已久的周恩来。
1974年6月1日，总理住进医院就作了第一次手术。时间对他老人家就是这么宝贵，
不能像一般住院者那样先在病房里观察检查一下，身体状况好时才动手术。
这次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医生们出了手术室都面带轻松喜色，都说作得好。医生
们的信心也给了我们信心和喜悦。都以为经过一段休息，总理又可以恢复如初，还是我
们所熟悉的健康、机敏、潇洒的总理。我甚至想到了在重庆那次总理的住院手术，想到
他提前出院为父守灵……
但是这次完全不同了。还不曾出院，到8月间病情就又出现了反复，不得不进行第
二次手术。
中国的老百姓已经习惯了从报纸、电台、电视里天天看到总理的活动，都爱说“总
理和我们在一起”。如今突然失去消息，不用多，一周就会引起思想混乱和情绪波动。
于是，中央决定将周恩来住院的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出来。
于是，阴影笼罩了全国人民的心头。
生活中有这样一种现象或是规律；当人们所热爱的人遇到不幸时，人们对他的爱会
十倍地进发出来；当人们仇恨某个人又无法完全彻底地表达这种愤怒与仇恨时，就会转
而以百倍的热烈去表示对自己所热爱的人的强烈感情。
1974年9月30日晚，做过第二次大手术的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抱病举行盛
大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记得我们跟随总理来到大会堂时，所
有工作人员都激动万分，热泪流淌。当总理步入宴会大厅时，大厅顿时沸腾起来，出现
了从未有过的震撼人心的热烈场面。掌声轰鸣，如雷吼潮涌，经久不息。坐在前面的中
外来宾一拥而上，紧紧地围簇在总理身边，争相向他问候致意。四周围一片轰响，听不
清问候什么，但那一双双泪花迷离的眼睛，争相朝总理伸出的手臂和无数欢呼的嘴巴，
张大着连成一气，宛然是流动的汪洋。坐在后面的同志纷纷站上椅子，高高举着双手鼓
掌，向总理遥望祝愿。总理只讲了几分钟的祝酒词，却被暴风雨般的狂烈的掌声打断十
多次！我长期压抑的心情在这一晚上获得了解放，流下的不再是悲伤怨懑的泪，而是激
动喜悦的泪。我明白，这种热烈不仅来自对总理最深挚的爱，而且来自对“中央文革”
那帮人的愤恨和对现行政策的强烈不满。
人心思定，人民希望改善生活，人民需要总理这样为人民办实事的领导，人民渴望
友爱祥和，民富国强！
所以后来粉碎“四人帮”时，我说不要讲这是某些人的胜利。这其实是人民的选择。
所以后来邓小平出山，我也说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生活使我懂得了人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
总理住院后，一天也没停止工作。他在医院里的工作日历和我们的日记，都可证明
以下几个数字：
住院后，总理从1974年6月1日始，动手术14次；大手术6次，小手术8次，平均每40
天要动一次手术。
同人谈话233次。其中，同中央领导谈话161次，同各地区及部门负责人谈话55次，
同我们身边工作人员谈话17次。
会见外宾63次。
召开及参加会议40余次。其中，在医院召开会议20余次，离开医院开会20次。
1974年的国庆节后，有两件大事费了总理大心血。
国庆招待会上所显示的民心、党心、军心所向，令“四人帮”揣揣不安。而这时，
毛泽东提出了筹备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的意见，并亲自提议邓小平出任国
务院第一副总理。
毛泽东在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时，借重的主要是“中央文革”一班人马，但
他心里明白，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