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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总理。”李维信匆匆走开，工夫不大便取来两块咖啡糖。
总理剥糖纸时，我清楚地看到总理的手指抖得厉害，差点把糖掉地。我要帮忙时，
他终于剥下糖纸，把糖放进嘴里。我清楚地看到韩念龙在对面嘴角一阵抽搐，眼圈刷地
红了，流水也似地扭开了头。
我也低下了头，伯总理看到我夺眶而出的泪水。我知道总理从来不曾吃什么糖块．
这次连吃两块，是因为咖啡可以提神。
会谈开始了，是与越南总理范文同谈。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和范文同总理
从1973年6月4日开始访问我国，一边要援助一边闹矛盾；我们一边不借作出最大的民族
牺牲支援他们的抗美救国战争，一边还得听他们的抱怨。这就是胡志明逝世后的中越关
系现状。外电当时评论说，黎笋是“亲苏派”。
会谈中，越方不停地提条件，刚达成一致，他们又出尔反尔地加码，好象我们援助
他们不但要无条件，而且应该是无限制地满足一切。
会谈十分艰难。周恩来不停地喝茶，但他越来越掩饰不住耗尽血汗之后的极度疲惫，
借李维信上水的机会，他小声吩咐：“给我送条湿毛巾。”
女服务员很快就用托盘送来了湿毛巾。周恩来拿过毛巾，轻轻抖开，垫在右手上，
用力擦脸，在额头和眼窝的部位反复擦拭按摩，然后放回托盘上，哑声说：“谢谢。”
女服务员的目光从周恩来的脸孔上一掠而过，她不敢多看。周恩来刚刚擦拭过的脸
孔又恢复了光彩，但那湿漉漉的光彩有多少是水，又有多少是汗？当他用力按摩额头时，
他是怎样艰难地从全身每一个细胞里挤压搜索聚集残剩的最后一些血液和热力啊1女服
务员嘴角一抿，迅速垂下眼帘退出来，她是在强忍住自己的泪水。
不到10分钟，周恩来又用眼色讨毛巾。他常常用眼色指挥调动工作人员，早已形成
默契。女服务员再次上毛巾时，他小声请求：“要热的，热一点。”
第三次上来了热毛巾。周恩来一边倾听范文同的喋喋不休，一边将热毛巾用力按在
额头上，片刻，迅速而有力地在脸上搓几下，将毛巾还给服务员，小声嘱咐：“再热些，
要烫的。”
女服务员退下不远，便听到了周恩来的声音。他与范文同会谈的声音始终那么清朗
流利，句句反应敏捷，字字切中问题实质。
可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越来越不安，心里抱怨范文同没完没了，不看看我们的总
理累成了什么样子？但凡有点精神，何至于10分钟一次热毛巾擦脸？但我们不能议论，
只是互相传递忧虑不安的目光。偏偏这时，女服务员过来了，向李维信小声报告：“总
理要烫毛巾……”
李维信牙齿咬一咬下唇，山东大汉那种铜钟般的嗓门竟变得像姑娘的声音一样温柔：
“那就用，用开水……用开水涮毛巾……啊？”
女服务员始终不曾抬头，望着自己的鞋尖喃喃；“再、再找一个人上毛巾吧。”
“怎么了？”
“我，我受不了了……”女服务员哭了。四周围顿时响起一片唏嘘声。
李维信抽响鼻子，用力眨着泛红的两眼，驱散泪水，喉结滚动着，终于喘上一口气，
用一种鼻音喃喃的极温和极富感情的口气说：“再说，再说我打你……快去吧。”
服务室里，两名女服务员用滚开的水为周恩来涮毛巾，腾腾的蒸汽凝聚在睫毛上，
眼圈里又有珠泪，端了毛巾望会议室，灯光下便显得五彩斑澜。周恩来在倾听范文同讲
话时，将热气逼人的毛巾抖开，灼自己的额头、眼窝、脸颊、脖颈……放下毛巾后，便
又开始回答问题，解释情况，阐明道理。
会谈从夜里2点一直进行到旭日东升。其间，每隔10分钟便由服务员送上一次开水
涮过的毛巾，这是当时在场十几位同志看着表掌握，亲眼目睹，可以完全作证的一次工
作场面。
“好了，不要涮了。”李维信朝服务室里吩咐：“总理马上要走，你们……怎么了，
你们，怎么了？”
两位女服务员没有像往常那样丢下手里的活儿，追出去送周总理离开。她们俩丢下
毛巾，放下开水瓶，面对面垂了头站立，各自捧了双手怔怔地出神。
“什么毛病，你们这是……”李维信走近两步，突然住了嘴。两位少女笋一般嫩的
手，如今红得像他家乡出产的那种小水萝卜，手指和掌缘烫起一串晶明透亮的小水泡，
并且闪闪地泛出光来。
“哎呀，烫这么多泡，”李维信皱一皱眉，他不善于跟女孩子讲什么体贴话，有些
结巴：“你，你们辛苦了，也，也是为工作么……”
两位女服务员仍然是一动不动地捧着手，手在颤，眼角在颤，嘴唇也在颤。
“总理……”
一声哀哀地轻唤，两名女服务员压抑已久的哭声便挣脱喉咙的束缚，一下子灌满服
务室，传入空荡荡的会议室，久久不息地回荡着。于是，李维信这位170斤重的山东汉
子也垂下头哭了，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泪流满面……
6月12日，中越联合公报发表。
越南党政代表团走后，总理的工作情况被毛泽东得知。6月20日，邓大姐向我们全
体工作人员传达了那条“最高指示”：
请恩来同志节劳，不可大意；
周恩来是怎样“节劳”的呢？那情景写三本书也写不完。从总理的工作日历和我们
的日记就可以看出基本情况。
从1974年1月1日到6月1日，这住院前夕的5个月，除了到医院检查病情和治疗外，
他总共抱病工作139天。这139天中，工作达18小时以上的有130天2剩余的9天无一不超
过10小时以上。
如果以小时论，总理抱病工作的5个月，比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一般干部工人在一年
里的全部工作时间还要长。
正是这个原因，我们的日记不能以大自然的一天记，只能以“周恩来的一天”记。
周恩来的一天有多长？说不准。随便举他住院前的3个例子：1974年2月9日凌晨4点
至2月12日凌晨4点三刻：
……到了11日夜，他还是不能休息，晚上又安排了几个会。第二个会议开始时，他
终于累得犯了病，就站起来用椅背顶住腹部继续听汇报。大家不知道他已连续工作近50
小时，请他坐下听。他低声说：“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1974年3月6日下午
3点至1974年3月7日中午12点半：
……他工作12小时后，发生缺氧病状，体力实在支撑不住了，躺到床上吸氧，边吸
氧边批看文件达9个半小时……1974年5月6日下午4点至8日凌晨4点半：
他连续工作18小时后，刚睡下40分钟就被叫到钓鱼台……以后又工作10多个小时，
一直到8日凌晨4点半。
他又出现严重的缺氧病状，这已经是第4次了……
周恩来的一生可以说都是在这种连续的大工作量中度过，本不足为奇。但是1974年
这5个月不同，他的病情已相当严重，每日大量便血，多的时候能达到上百cc，就像直
接便血水似的，看着惊心动魄，忍不住泪。他以古稀之年就是这样一边输血吸氧一边便
血坚持着健康人无法负担的工作量。当时卫士和医务人员累病三四个，都是比他年轻二
三十岁的健康同志，又是轮班跟随他他怎么能不累倒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总理确实是累死的。
总理也曾讲过伤感的话，我听到过3次：
他曾望着整日辛劳的花工老周师傅，用一种苦涩的声音感叹：“唉，咱们西花厅就
是我们两个姓周的人最辛苦了……”
他曾坐在马桶上批阅文电急件，一小时完不了，终于叹口气说：“我成了一个语文
教员，天天在那里改卷子……”
有一次开会后，坐车回西花厅。车停好后，他几次动不了身，钻不出车，内我们把
他扶出车。下车离办公室只有30几米的路，他自己都走不了，需要我们架着他走。
“我太疲乏，”总理歉意地望望我们，身体虚软地下坠着，我们不得不尽力架住他。
他脸上掠过一丝凄凉的笑：“让我喘息一下……”
“总理！”我轻轻叫一声，赶紧扭开脸。我实在无法忍住流淌的泪。记得每位新到
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都要听到邓大姐——声：嘱咐：“总理走路很快，你们要跟紧，
不要跟丢了。”
那个走路生风，行动敏捷洒脱的总理哪里去了？现在他已经无法独自走完30米……
“好了，我们走。”总理喘息片刻之后，小声吩咐。我们架着他进屋，要扶他去卧
室，他坠着身体不肯去，气虚地说：“到办公室，去办公室。”
我不再掩饰泪水，两眼湿漉漉地望着总理灰白色的脸孔哭道：“总理，求求你了，
休息休息吧，恢复一下体力……”
“你叫我什么？总理。”我们那亲敬可爱的好总理，他一句一喘地望着我说：“总
理、总理。我是这个国家我是全体人民的总理啊，现在国家这个样子我不管谁管？我怎
么休息得了啊……”
就这样，我们把总理架到了办公桌前。他两手抖抖地拿起办公袖套，我们忙帮他套
好，然后扶他在办公椅上坐下来……
总理这样拼命操劳，首先是为了维护国家使之免遭覆灭；同时为了不使领导权落入
江青一伙人手中，为了遏止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不要再度演变成“文化大革命”
初期那样动乱不堪的局面。
从1973年冬开始，由于大量便血，总理每半月或一月就要接受一次输血。有一天下
午6点多钟，王洪文让秘书来电话说，晚上要开政治局会，要总理确定时间，“以便江
青同志那里好安排其他事情”。当时总理正在输血，电话是秘书纪东同志接的，他说：
“总理正在治疗，可否半个小时后再商量？”
片刻，那边请示了王洪文，回答说：“必须立刻定下来。”
连毛主席找总理还要问问总理是否休息？如果休息就过两个小时再找。可是这些
“得志便猖狂”的“爆发户”，就是这样狂妄不可一世。我们只好悲愤地看着医护人员
为总理拔下了输血的针头……
到1974年的5月底，周恩来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休克。在办公桌前只
要一坐就站不起身了，非有人搀扶不可。
但他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于5月29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举行正式会谈，讨论两
国建交问题。当时医务人员就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抢救。31日，他又同拉扎克分别代
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人们见到的周恩来仍然是那么安详稳重，从容不迫。
可谁能知道，他是接受输血后才进行了这次重大活动。
签字后，总理向秘书口授了“6月1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将各项工作都责
任到位地作了具体安排。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把桌上所有文件都清理完毕，交待清楚，然后在我们的搀扶
下立起身，摘下了套在小臂上的蓝布工作袖套。这两头缝有松紧带的袖套曾伴他度过无
数不眠之夜，批阅过多少文件，已经深有感情。我见他把袖套放在桌面上，再用手轻轻
地，轻轻地抚平，小心翼翼叠整齐，目头在上边停留几秒，眼圈忽然一红，胸脯猛地起
伏一下，将头迅速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