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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忙叫我们去找副统帅。我们分头到休息厅等处询问，才知道副统帅已经下了***
城楼，不辞而别，登车回家了。
总理听到报告，怔了一下。我注意到他眼里有一丝不安的神色掠过。很快便平静下
来。他走到主席那个圆桌旁，向西哈努克解释说，林副主席今晚身体不好，回去了。
毛泽东自然心里有数，毫不在意。焰火升空看焰火。焰火沉落就和西哈努克聊几句。
他一生信奉“斗争哲学”，不在乎“得罪”哪一个。国内外，党内外，谁敢站到对立面，
他就敢应战，并且一定要胜利。毛泽东晚年曾经对尼克松的女儿女婿说，他这一生只是
“跟斯大林打个平手”。确实，其他内部的外部的对手，他至少在有生之年都是打赢了。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作为接班人，是毛泽东“钦定”而又史无前例地写入了党
章。如果同林彪对立起来，于双方个人而言，不会有赢家。因为政治上的损失，信仰的
破灭，权威的动摇和迷信的崩溃都会联袂而来。正因为中央决策层的人物都看到了这一
点，所以林彪才敢于坚持设国家主席，所以康生才劝毛泽东：“他想当国家主席就叫他
当吧……”然而，毛泽东宁愿个人冒这种权威动摇，迷信幻灭，历史留下讽刺性一页的
风险或损失，也不肯苟且妥协，喝斥康生：“你湖涂！”在庐山抓起陈伯达开刀，一举
扭转乾坤。作为大政治家，毛泽东完全明白有了这个开头，就不会少了过程和结局。他
从不干“掩耳盗铃”或“鸵鸟政策”的事，主动开始了一系列的大动作：从批陈整风到
掺砂子到命令五员大将作检讨，从思想到宣传到组织，完全是进攻的姿态。
周恩来同毛泽东不同的是，当矛盾还没有发展到公开破裂的地步时，他更多考虑的
是团结安定，是政治影响，是政策和策略。
记得总理当时很急，找来许多摄影师询问是否拍照了？拍没拍下毛泽东和林彪在一
起的镜头？当摄影人员纷纷表示没拍下来，本打算等统帅、副统帅交谈或表情好时再拍，
没料到始终不曾对话，始终不曾有好颜色，甚至始终不曾互相望一眼。也没料到林彪会
突兀而去，一去再不复返。
总理那天发了点火，向摄影师们讲话的表情像是对历史声明：“林副主席来过没有？
你们都看见的，来了，是我亲自把他请来的，坐了一会儿，可是你们没有拍下来！”
他在连续讲话中，流露了自己的忧虑：“‘九大’提出安定团结，毛主席和林副主
席在***城楼上同全国人民一同欢度劳动节的夜晚，这是多么重要的宣传啊……”
确实，“文革”那种整天一惊一乍的日子，谁上***，谁同毛泽东在一起，完全
成了百姓们判断政治风云的晴雨表。幸好有位记者拍下了一张全景，其中毛泽东和林彪
虽然互末理睬，表情缺少节日喜庆的光辉，毕竟是坐在一起的唯一一张照片。总理回到
西花厅，坐等这张照片，直到杜山把他拍下来的这张照片送到，总理才松了口气。
5月2日，这张唯一的毛泽东与林彪坐在一张桌旁的照片，就显示“安定团结”地在
各报的头版头条刊登出来。
跟随总理几十年，我从内心深切感受到他是党内节制、理智、友爱、合作和信任的
代表力量，是真诚团结各派别的主要力量。每当出现对抗、冲突和激烈残酷的交锋时，
他总是通过自己真诚的努力缓解这种对抗和冲突，尽量减少交锋带来的损失。然而，一
旦这种对抗交锋的性质转变了，例如张国焘叛逃到国民党一边，例如林彪随着《571工
程纪要》的破败而叛逃苏联，这时周恩来就会挺身而出，勇猛地投入战斗。从“9．13”
事件那天起，他沉着、冷静、果断；统揽全局，周密布置，连续战斗三天三夜，惊心动
魄又不露声色地解决掉林彪反革命集团。
邓小平与周恩来同样是务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思想上的相近与性格、作风上的
差异是同样的鲜明而引人。这种相近和差异，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与毛泽东的关系上。
邓小平经历几十年革命实践，他像毛泽东曾经做到的那样，对整个中国的社会、文
化、时局以及民众情绪了如指掌；他同时又像周恩来一样，对资本主义社会，对整个世
界有着直接而非间接，具体而非抽象，深刻而非肤浅的认识。这是他最终能成为领导中
国人民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的决定性因素。
邓小平领导我们走的这条路，正在实现1949年革命的目的，并且基本实现了1911年
辛亥革命的全部目的。
他开明、开放、达观；不拒绝任何美好的色彩。从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到
1919年“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对“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呼求；从法
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新兴的工人运动，到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中国共产
党推翻“三座大山”的全部斗争经验，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
训；从苏联和东欧经济停滞乃至社会主义制度在那里终于失败的教训，到日本、东南亚
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经济的各种成功经验，所有这一切人类的文明和智慧，都可以
在他身上找到，在他思想的这里那里明光闪烁。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邓小平就是站在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和以后的巩固政权、恢复经济、胜利实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部这期间，他与毛泽东
基本都是一致的，没有任何大的意见不同，并因此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赞誉，上升到中
国最高权力层，参与各项重大决策。
1956年以后，分歧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事实上，毛泽东与他的同志、战友刘少奇、
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在国家发展的共同目标方面是一致的，要在中国搞社会主义，
坚信社会主义有着资本主义不可比的优越性；他们都致力于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工
业国，都想使中国处在与世界各国平等的地位，都希望真正实现四个现代化。但是，在
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政策、方法和手段上，他们确实有分歧，有时分歧很大。不幸的是，
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把这种分歧划为敌我矛盾，采取了“打倒”、“清除”的
办法，这真是历史性的错误，历史性的悲剧。
当出现不同意见后，当分歧越来越多，越来越显著时，周恩来与邓小平对待毛泽东
的态度有一致之处，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周恩来与邓小平都认为毛泽东是党和人民无可争辩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理论家。
他们从来不曾反对毛泽东本人，从来不曾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全部理论体系，坚持这是全
党智慧的结晶。他，们反对的只是毛泽东某些具体的错误决策，具体的错误政策和办法。
周恩来与毛泽东亲密共事达40年之久，他对毛泽东的长处和弱点可以说比邓小平更
清楚；但邓小平比周恩来更少迷信，更具独立性格，所以，他对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性质
及危害，可以说比周恩来认识得更深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曾经“反对”毛主席，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执行了
共产国际所支持的“王明路线”，并且被历史证明是“反错了”。邓小平却没有这种
“历史包袱”。
周恩来的性格保温醇宜人的绍兴酒，与人打交道时更耐心，更隐忍，更含蓄；邓小
平的性格像他家乡特产的四川辣子，更辛辣，更热烈，更刺激。邓小平与人打交道时，
态度明朗、坚定，甚至咄咄逼人（在这一点上，他与同样爱吃辣子的毛泽东极相象）。周
恩来更具调和、共处和平衡的色彩；邓小平更具抗衡、战斗和独立决策的色彩。
周恩来一向是遵守纪律，无条件执行党的决议的模范；邓小平在看准目标时，敢于
打破甚至牺牲可能是神圣的一切条条框框。。”
所有这些说到和没说到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待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不同态度，
也决定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命运和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伟大而不尽相同的作用。
周恩来在同毛泽东的相互关系中，主要是崇敬、服从、弥补和相辅相成。
他对毛泽东的崇敬热爱和信任是真诚的，坚定不移的，这使他未能看出“文化大革
命”是一场国家和民族的灾难，真心支持并拥护了这一决策。
他对毛泽东以服从为主；谦和恭敬有余，直言敢谏、坚持原则稍嫌不足；顾全同志
情谊而有失直率，缺乏必要的正面交锋；有时明知毛泽东对某些事情措置失当，也做出
让步，违心地屈从了。比如“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发现了问题，认识到存在的严重错
误，也没有鼓起勇气向毛泽东当面指出。对于这方面问题的认识，邓小平1980年8月，
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有段实事求是的谈话。大意是：周恩来就像我的兄长，他是同志们
和人民很尊敬的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倒下去是件极大的幸事。当时，他处的
地位十分困难，他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
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比较周恩来，邓小平虽然也不反对毛主席，但他敢于发表与毛泽东不同的意见，尤
其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在条件不允许时，他敢于沉默，不随声附和，以致于毛泽东
伤感而不满地抱怨“邓小平耳朵聋”，聋还不靠前来听，“总是躲着我”。为了大局，
为了实现自己的思考和办法，邓小平也可以作一点违心的检讨，一旦获得工作机会，他
决不会错误地“吸取教训”，他仍然顽强地照自己的独立思考去工作。他在纠正“文化
大革命”带来的混乱，恢复秩序，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和恢复经济建设等方面，大刀阔
斧，取得了公认的显著成绩。所以毛泽东夸他“人才难得”，周恩来也真诚地对他说：
“你比我干得好。”
周恩来的态度使他同毛泽东共同执掌最高权力几十年；邓小平的态度使他“三落三
起”，一生充满了戏剧性的波澜起伏。他的独立、坚持和顽强，他对“文化大革命”错
误的系统纠正，理所当然不能为毛泽东所容。因为毛泽东显然没明白国家和他自已出了
什么问题，坚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学
说的最高原则。
当邓小平第三次出山时，人们津津乐道地评议他的“三落三起”，往往认为他的第
三次出山取决于他本人的品质、性格、智慧、意志，特别是策略。我认为这只是其次的
原因。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受命于天”。
这个“天”，就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毕竟人民不能靠口号生活，历史更不
是靠口号来推动向前。在经历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非常时期之后，如果广大的人民
群众得不到更多的民主、自由、平等；不能迅速发展经济，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想要中国人民长期地真心实意地接受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人民选择了邓小
平，是因为邓小平清楚地看到了